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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与作者们对话的癖好，在这些年里像植物一样疯长。有时候，作者不在我的对面，也不在我的电话那端，同样也不在我的电脑的终端。我一边非常谨慎地阅读着文字，一边和作者进行着清醒的对抗。我知道这样读书很累，这样读书可能一点效果也没有。为什么不能非常愉悦地接受一个作者呢？在读到《沉重的肉身》第11页时，我终于抓住了刘小枫的一个由头。Yukine在叙述“我出生了”时，我是感到震惊的。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像一个思想家一样思考着生命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是在刘小枫喂养两个小猫时对作者说出那番话的。然而我清醒地知道，这时并不是Yukine在说话，而是刘小枫在说话。我当然知道，由于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同，由于宗教背景的不同，一个西方女孩子是完全可以讲述英语“I am born”中的被动态的。她也能于此确知一个人的生命起点不在自己手里，不能决定自己的身体是美或丑，心性是明朗或是忧暗（顺便说一声，我觉得这里还是用“幽暗”更好。有时候，写作者用词的随便，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意志是坚韧还是软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不是一个人出生了自己，是一个人被出生了。东方的文化色彩则迥异，无论多么弱小与脆弱，每一个人都可能要接受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命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于是也就理所当然的知道，在香港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背景杂陈的大都市，这个其实被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遗忘的地域，人们想找到西方的上帝是容易的，想找到东方的圣人也同样是不难的。但关键是，我不相信Yukine能找到这样的语言，能将主动态的道德生活与在上帝的国中实现道德化的人格追求这样完美地表达出来。Yukine甚至差点说出帕斯卡尔的话来，因为她说她的落叶般的身子……我们出生时是被动的，是偶然的。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我读过的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我们是一群偶然的生物，被抛到这个没有我们也必然存在的世界！生命的被动与悲哀，从人出生时就开始伴随着人了，这我相信，因为人来到这世间第一声是啼哭而不是大笑。然而，我相信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闯进人间，给麻风病人、妓女和弱小的人带来上帝的国，但是，我同样相信，耶稣只给人带来安慰，而不可能如那个叫Yukine的小女孩讲的“我的生命在主的怀抱里第二次被出生”。无论是Yukine，还是刘小枫，都把这第二次被出生大大地美化了：“第一次出生的可能性太大，被出生的我很可能没有能力选择我觉得的美好幸福。在主的怀抱里重新被出生，我没有力气的生命可能完全不同了。被主出生的生命，不带有要我成为某种理想的道德规定的人的命令，主只是抱着我。”只是我想问，有那个主吗？不要说我不相信书。孟子早就讲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再有，如果说我是茫然无知的，我也承认，可是如果我像那个小孩子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那又如何？我可能不相信主，但我相信特丽莎嬷嬷。想要有爱的情怀吗？那就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穷人吧！抱着那些可怜的人们进入天国，让他们在死前享受到做人的尊严，让终极关怀的阳光洒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的额头上，让他们在生命的终极状态知道自己其实可以更体面地活或死。这，不能不让人们流下幸福而感伤的眼泪。有时候，真的想问一句：是谁创造了人类？是谁创造了最不平等的人类？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在我，现在，多少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我追寻过人生的意义，我反复地探讨过人生的品质。最后我被毕淑敏说服了：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只在于我们给它确定一个意义。因而，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主，有上帝，也只能说，每一个人的主与每一个人的上帝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对刘小枫的高度作了这样的评说：“刘小枫细心梳理了西方思想的两大根基，认为在西方思想中，最终的至高真理有两个：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理性的至高真理，一个是创造了人并赐福于人的神圣天主的真理。前一种真理是从明证的理性中去寻求，后一种真理则是从'不幸’中去寻求，更进一步说，前一种真理来自雅典智者的惊讶，后一种真理则源于圣经中的先知们睁着眼站在存在的不幸前面向创世主求告时的眼泪。”（朴素：《十字架上的刘小枫》）但我觉得在这本《沉重的肉身》里，一开始，刘小枫就有着某种企图。而这种企图，我不太能接受。因为，对每一个人而言，人生意义不同，所需要的人生营养也就不同。但我相信一点，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最真诚最清醒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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