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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从诗所显现的文化的仪式中分离出属于个人的仪式的那部分。
我甚至这么想过，假如所属于诗的个人的仪式始终未被独立出来，并予以契约般的确认，那么诗的阅读又如何能真正地开始呢？
诗，既是个人的仪式，也是文化的仪式。
重要的不是，这种仪式是否涉及到诗的本质，而是说，假如没有这种仪式，诗，就缺少了一种针对生命情境的最根本性的观看。
对诗而言，抒情其实是最不具个人性的东西。所谓抒情的个性，至多是一个有益的幻觉。或者，在诗歌文化比较深厚的场域里，抒情的个性可以从相关的幻觉中激发出一种创造性。
缺乏对仪式的洞察，会影响到我们对诗的本质的觉悟。
伟大的诗都带有仪式的特征。这对个人的书写而言，构成了一种不愉快。但有趣的是，它却让诗的写作具有了一种极其深刻的喜剧意味。
对诗的写作而言，所谓语言意识，没准就是在语言的组织面前慢慢环绕形成的一种针对词语的权利意识。
对诗而言，洞察的深刻本应反映出尊严的深刻。
从文化场域上看，当代诗对诗的尊严的洞察不可谓不深刻，但诡异的是，我们的诗的洞察越深刻，我们对诗的尊严的信任就变得越犹疑。
我始终认为，我们写出了非常好的诗，但在诗的尊严方面，我们的进展却暧昧不明。
诗只有一个真相，亦即诗的最大的真相是，诗和真相无关。
诗不在真相的意义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诗的解决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诗就把自己降低为一种人性了。
从我们的传统上看，伟大的诗深刻于这样一种感觉：令我困惑的是，我从未感到过困惑。
对诗而言，反而是技艺让心灵成为了伟大的例外。
要理解诗和天才的关系，仅仅借助范例和诗歌史，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高贵的谎言。
诗和天才的关系，犹如经常从街头走过的一对夫妻。
诗，必须最终体现为一种天才的创造。诡异的是，这个事实接受起来反而让天才比普通人更感到绝望。但另一方面，这种绝望又激活了一种天才的希望。
诗的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成熟。对诗而言，倘若没有成熟，也就没有什么诗的诚实可言。
也不妨这么看，诗的诚实不是一般伦理意义上的诚实，它是一种伟大的诚实。这种诚实是建立在诗的自我争辩之上的。
与语言保持距离，对诗而言，这既是一种必要的警觉，也是一种体现了我们如何介入生命自身的能力。
好诗必须做到这一点：懂得如何在语言的距离中与语言保持距离。
诗，援引例外的能力。
通过一种艰难的抉择——成为例外还是援引例外，诗，帮助我们明确了一种生命的立场。
诗，必须敢于脆弱。必须有能力发现伟大的脆弱。
新诗是有立场的。
比如，新诗凸显了一种语言的现代立场。
可以有这样一本书，它的名字叫《新诗的立场》。它的作者看上去就像一头刚刚走出了沙漠的黑熊。
散文化，反映的是诗的内部的一种自我激进：借助句子的张力，重新改造诗的内在空间。这种改造的意义十分重大，没有散文在诗的空间中的激进表现，诗的场景就会缺少一种激烈的戏剧性。
散文化，在诗的内部强化了语言的流动状态。从传统的角度看，这或许深刻地弥补了汉语诗的一种不足。
诗，是一种神秘的时尚。
流行的诗歌文化训导人们必须远离时尚，拒绝时尚。并试图从这种拒绝中积累出一种对诗歌的道德消费：与时尚越远，与诗就越近。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对时尚的拒绝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时尚。但这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在诗歌的实践中的某些环节中，诗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时尚。
在诗歌中，比伟大的肯定更伟大的，必然是微妙的肯定。
隐喻是一个突破口，但是，诗，必须找到比隐喻更有力量的突破口。
诗，完美的自觉中的微妙的不自觉。
写诗的过程，有时就是艺术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之间的完美的肉搏。
对孤独的怀疑，成就了一种诗的美德。
我们从诗中汲取的力量，不同于我们从生活汲取的力量。
诗的笨拙让聪明感到了神秘的羞愧。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写得越好，诗就越像一个代价。
假如诗不是一个神秘的代价，那么，生活就是一个神秘的代价。
就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而言，写诗，很像斩首的邀请。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讲，没掉过脑袋，你就别写诗了。
注解：此处，没掉过脑袋，并非特指没掉过没人见过的脑袋。
如果说写诗，还只是像斩首的邀请，那么读诗，可以说简直就是斩首的邀请。
对诗的写作来说，语言的个性永远都是一个神秘的赌注。
诗，语言中最后的风俗。
人们习惯将诗看成是一种人生的风景；演绎到境界，说的就是这层意蕴。另一方面，诗，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习俗。而且，作为习俗的诗，要比作为风景的诗更伟大。
成为一种习俗，这或许是，诗的最伟大的冲动。然而，要辨认出这一点，是多么的艰难。
从左耳朵进去，什么是诗歌？从右耳朵出来，什么是写作？
我知道，在语言中出现的这种神秘的重合并不是由于需要产生的：什么是诗有时会重合于什么是写作？
诗，取决于你如何假设诗。这几乎涉及到一个写作的秘密。
有的时候，写诗就像在摸牌；有的时候，写诗就像在发牌。
换句话说，诗就像一张牌。但这是一个富有悬念的序曲。诡异的是，我们以为诗是我们手里的一张牌，我们很少能意识到，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也是诗歌手里的一张牌。
在诗歌中，喜剧比悲剧付出了更神秘的代价。
某种意义上，就像理解人生的喜剧一样，想要理解诗中的喜剧性，需要一种悲剧情怀。
对诗人来说，有没有心智，有多少心智，也许是一个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诗人必须能感受到正在我们的心智中加快消失的某些东西。它们才是诗歌的生命本源。
从来就不是有没有激情的问题，而是，诗必须深刻于深刻的激情。
诗，意味着我们要经常来到智慧的边缘。
终于智慧的诗，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它在不知不觉间把诗的智慧降低成了一种艺术效果。当然，这会让诗的阅读在无意间受惠良多。
不是一种过渡，而是一种循环：诗，从语言的戏剧性到写作的戏剧性。
诗意，一个因语言的戏剧性而越来越强烈的事件。
当诗的写作趋向强大，诗意在写作的戏剧性中就会突出为一个事件。
或者，也不妨这样看，我们曾隐秘地体验过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冲动：诗意，仅仅是一个事件。
诗的神秘，只是用来克服我们经常过于深刻的一种治疗。
某种意义上讲，写诗和读诗都适于我们开始学会倾听沉默。
一个召唤：诗必须发明沉默。
最具独创性的诗都发明过沉默。
对诗而言，倾听沉默是一个方面，发明沉默是另个方面。
作为一种天赋，诗的疯狂从未无辜过。
换句话说，诗的疯狂，作为一种天赋，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狡黠得多。
诗的批评最忌讳的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甚至还是以正确的方式提出的，却没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不过，新诗的历史显然不适于这一观察。新诗史上，我们的诗歌批评很少能提出正确的问题，
但是非常奇怪，它们给出的答案却似乎显得很正确。比如，新诗如果离开了传统，它就失去了根基。
优秀的诗歌批评，最突出的品质就是能以正确的方式提出问题。甚至可以说，与提出正确的问题相比，正确的思考都显得有点次要了。
风格是语言的镜子。对诗的写作来说，它重要不重要取决于你怎样使用语言。
我确实认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拥有的最大的幸运是，在诗歌中使用语言。
诗确实创造出了一种真实：生命本身可以构成我们的一个对象。
诗，一份简朴的遗产，但继承并使用它，却是件昂贵的事。
诗能给予人的真正的遗产是，通过使用语言，从时间中赎回一个自我。
在很多悲观的思想面前，这也许并不可靠，很可能还给残酷的人生真相留下了太多的面子，但对我们而言，它却是一个机遇。
诗，不是比思想更感性，而是它能超越思想对感性的思考。
找到诗和思想之间的真正的冲突。然后，不是想法弥合分歧，而是努力扩大分歧。只有努力扩大分歧，分歧才会蜕变成一种真正的差异。我们的生命也才会从这种差异中获益。
悲观从来就不缺乏深刻，但是它缺乏运气。这就是我们会爱上诗歌的一个理由。
写诗，是让语言成为生命中的一个事件。某种意义上，这确实和一个人是不是诗人无关。
做一个诗人，则意味着让我们的生命构成一个语言事件。这确实指向了一种幸福的冒险。
我们必须在写作中学会确认一种诗的动力：重构语言意味着重构经验。
但从语言实践的角度讲，我们还可以更谨慎地这样表明：诗人重构语言是我们重构经验的一种最可信赖的方式。
诗不是虚无。它只是对虚无做过的一件令我们难忘的事：诗，是朝向虚无迈出的正确的一步。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诗歌文化继续庸俗地看待虚无，那么，诗，就会是朝向克服虚无迈出的错误的一步。
最伟大的诗人是那些曾明确否认过自己很孤独的人。不是否认孤独，而是否认自己很孤独。
很多时候，诗的孤独，不过是某些诗人感到他们缺少诗歌上的同代人而言。
在我们的诗歌文化中，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诗的孤立之中。这诗的孤立其实还离诗的孤独很远。
好诗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的幻想完全能胜任诗的语言是一种工作。
人对智慧的最大的误解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多的智慧。诡异的是，人们经常会将同样的感情模式用于体验诗歌。
信任语言不是一个诗的目标，它只是引出了一个事件：诗的愉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信任语言本身。
伟大的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能微妙地创造信任。
诗，致力于语言之间的微妙的信任。
对诗人来说，怀疑语言只是信任语言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但很多人却把这一点弄拧了，他们把怀疑语言弄成了一出将语言虚无化的鬼戏。
小诗人往往害怕把自己交给语言，因为经历了对语言的怀疑之后，他已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大诗人则热衷于把自己交给语言，因为他懂得尽管这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但却是成就生命的意义的一种方式。
诗的非个人性：一种召唤。
诗的非个人性不完全是一个风格问题，它源于对诗的创造力的一种神秘的召唤。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这种召唤存在着神秘的一面，所以，它对诗人的个性构成了明显的压抑。个性越是狭隘的诗人，他感觉到压抑就越强烈。
就文学能力而言，大诗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有能力把自己交给语言，并且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如何面对诗，不仅是一个视角问题，还是一个运气问题。我和诗，是一种基本的诗歌关系；但更基本的诗歌关系其实是，你和诗。
从来就不是有没有激情的问题，而是，诗必须深刻于深刻的激情。
对诗人来说，有没有心智，有多少心智，也许是一个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诗人必须能感受到正在我们的心智中加快消失的某些东西。它们才是诗歌的生命本源。
最神秘的语言事件之一，我们能神秘地感觉到我们在诗歌中恢复了某种天性。
在语言和现实的搏斗过程中，最值得看重的努力是，成为诗歌中最安静的道德家。
在诗歌中，我们对语言的塑造，比起语言对我们的塑造，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换句话说，我们因思想而经历的改变，远远不及我们因语言而进行的改变；后者更接近生命的本质。
如果诗的语言不够复杂，人生的复杂就会变成一种暧昧的报复。
将思想用于工作，将智慧用于休息。这是诗的耳边风。
诗服务于传统的唯一方式是，把传统从传统中解放出来。
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方面：诗的传统是用来解放我们的。
疲倦的时候，喝酒的时候，下课的时候，赏花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讲：好吧，好吧，就
本质而言，技巧其实是一种语言能力。这样，至少从旁边听起来，像是存在着一种综合的语言能力表明，诗的技巧在我们的谈论中显得多么无辜。
在谈论诗的技巧时，我们经常会遭遇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把诗人和技巧的关系误解成了诗和技巧的关系。更有甚者，有些人会把他自己和技巧的关系误解成诗人和技巧的关系。
在小诗人那里，常见的情形是，诗人本身精于技巧。而在大诗人那里，诗人本身所起的作用已非常淡漠，只剩下一种情形：作品本身精于技巧。
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是我们是否需要技巧，而是诗歌本身需要技巧。
从写作的角度看诗的技艺，我们或许会意识到，技巧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责任问题。
换句话说，在诗歌中，讲究技巧会促使诗人尽力忠实于诗的责任。
诗的技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份语言的契约。
将诗的技艺与诗的责任对立，体现的不是一种独特的无知，而是一种独特的无耻。
好的诗造就了在我们的生命意识中一种语言的氛围。
就诗艺而言，精确于思想其实比精确于语言要简单一些。
身为诗人，我们想像组织语言那样组织形式。但最终我们发现，我们只能组织语言，无法组织形式。开放的形式也好，封闭的形式也好，就风格意识而言，其实只和艺术的功效有关，其次牵扯到一点写作的快感。所以，到后来我们还是要面对形式的核心问题：形式的责任。形式的责任不过是令经验感到深刻的惊异。
没有挑战过形式的诗人，或许可以把诗侍弄得还那么回事，但他们不会领悟到诗的愉悦意味着什么。
没有伟大的同情，诗歌就会窒息于人类的假相。
从文化的角度看，诗歌文化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诗也许不能发明道德，但它的确能发明深刻的道德家。
诗，从未矛盾于语言的华丽。这确实令人意外。对诗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写作的幸运。
越是在具有洞察力的诗人，往往在语言中越是显得野蛮。
就诗歌文化而言，这本身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但诡异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场域里有一种暧昧的东西特别爱在暗中鼓励这种情形，但它取舍的不是诗的洞察和诗的野蛮的关联，而是让诗孤立于野蛮的知识，以便从文化形象上促成新诗的失败。
对诗人而言，没有安静的道德，但却有安静的道德家。对诗而言，在安静中说服，这会造就一种巨大的倾听。
诗，只使用过一次冷眼。即面对原始的恐惧，将冷眼冷冷地投向必死。
语言的暴戾，是诗歌虚无的后门。公开的后门。
诗的虚无，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营养不良。
在诗的写作中，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天赋里有多少自然的东西，而是我们的天赋中有多少自发的东西。
对诗的批评而言，这也可算是一种警醒。因为在诗的批评中，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将诗人身上自发的东西误解成自然的东西。
从故事的角度看，诗，无非是说生命中还许多不同的边界。
对诗人而言，最大的禁忌就是在孤独中寻找借口。
要想写得深刻而美，诗人必须尽可能地矛盾于孤独。
伟大的诗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起点：即我们不想成为孤独的一个借口。
人们喜欢谈论海子的天才，却很少能惊觉到，海子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在自杀之前已亲手谋杀了一个天才的海子。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讲，海子的天才就在于他一直激烈地拒绝完成一个真正的海子。
在诗歌中，精确是一种巨大的饥饿。
诗的精确源于我们对陌生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记忆。
诗从未矛盾于骄傲。
换句话说，诗宁肯矛盾于死亡，也不会矛盾于骄傲。
最新发现的诗歌元素：佩索阿身上有一个贝克特。
最新觉悟到的诗歌史元素：作为一个大诗人，卞之琳之所以优异就在于他从未成为过真正的卞之琳。真正的卞之琳不过是一个有点敏锐的趣味诗人。
诗，自省于美丽的折磨。
也不妨说，因为诗，我们得以有机会在艰难的人生中得体于美丽的折磨。
诗的意思是，我们对自己的责任也是我们对语言的责任。
因为诗，语言使生命的孤独之美成为了一种可能。
经常听到这样的外行话：诗取决于有没有灵魂。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诗有过的最大的运气就是，诗不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别人可以判断的灵魂。
《海子诗歌中的野蛮主题》。当整个80诗歌年代都沉浸于诗歌的审美主义和现代性的关联之时，海子的诗却展现了一种逆向的文学风景：没有对诗的野蛮的自觉，当代诗人就无法走入诗的创造。诗的野蛮，体现了诗的抒情性的最大的可能。某种程度上，当代诗是从抒情的野蛮性开始的。
诗不是信任表达，而是以沉溺的方式矛盾于表达。
在诗歌中，每个表达都确立了一种边界。正是由于这些诗中的边界，我们探求生命的本源才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可能。
从根本上处于这样一种写作意识：诗的语言对应于神秘的召唤。
就诗的批评而言，我们或许会体会到，正是这种对应性在根本上维持着诗歌情感的伟大和丰沛。
关于用心写诗，我们谈论过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谈着谈着，就被自己的谈论感动了；不知不觉已僭越了一个底线：诗从来就矛盾于用心写诗。像用心写诗这类言谈，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端正一些态度；但必须明白，它从来无助于纠正我们的肤浅。作为一个生命事件，诗，比用心写诗这样的规定伟大得多。
诗矛盾于现实，诗矛盾于真理，诗矛盾于伟大，但奇异的是，诗从未矛盾于召唤。
也可以这么讲，诗矛盾于神秘，但是，诗却从未矛盾于神秘的召唤。
诗歌只能深刻于语言的好奇。
换句话说，我们确实能从生存的悲哀中体会到很多深刻的东西，但是与语言的好奇相比，它们在诗的情感上依然显得极其可疑。
在诗的布局中，如果语言的暗示不够伟大，它就会引发最乖戾的恼恨。
写诗的时候最好唯物，读诗的时候最好唯心。
换句话说，语言的硬币像所有的硬币一样固然有两个面，但在抛向半空之前，你必须心里有底。很多人认为抛上去时，它还是有正面和反面的；只是在落定后，才只剩下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那一面。其实，从抛空的那一刻起，对写作而言，语言就只剩下那一面了。
面具，是诗歌送给语言的最好的礼物，但却引发了巨大的误解。很多人甚至完全弄拧了，在它们看来，面具本该是语言送给诗歌的最好的礼物。
诗人的直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能力。它与个人的天赋有关，也能激发个人的才能，但它具有强烈的非个人特征，它寓于文化共同体之中，召唤的是最根本的文化洞察力。
与其说新诗发现并诊断了一种汉语的疾病，莫如说新诗发明并拓展了一种语言的治疗。
一天之内，你读过或识别过的好诗最好不要超过五首。这迷信听起来古怪却未必是无的放矢。
阅读好诗绝对是一种体力活。
语言的孤独是诗歌最好的试金石。相比之下，诗人的孤独不过是思想的一次次堕落。
对天赋而言，诗的雄心可以是毒药，也可以是补药。
某种意义上，被诗的雄心毁掉一次，对诗人的成长有好处。
速度和兴趣的结合体现了一种诗的自觉。
诗人只有将语言的傲慢微妙化，他的写作才会触及诗的独创性。
对诗而言，最大的傲慢就是一个诗人声称他很真诚。
人们从诗的傲慢中学到和体悟到的东西，远远多于他们从诗的谦卑中得到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也远远深刻于他们从诗的谦卑中学到的东西。但诡异的是，在公开场合里，人们总是倾向于声讨诗的傲慢。
诗人成熟于语言的傲慢。
或者，诗人只能成熟于语言的傲慢。
这个秘密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到愤怒，一方面，它常常被有意加以掩饰，却总会露出马脚；另一方面不论怎样反驳它，都好像是在强化它的一种真相。
对诗人而言，汉语是否是世界上最适合写诗的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汉语有没有足够的语言弹性。幸运的是，由于有了现代汉语的诗歌实践，汉语变得更富有弹性了。这就够了。
其实，汉语诗歌最伟大的传统就是，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就已对诗只能真实于片断有着伟大的直觉。就诗的原型而言，每一首诗其实都是断章。
写诗，与其说需要我们敏感于形式的聪明，莫如说需要我们自觉于形式的愚蠢。
从未自由地感到过自由的羞愧，这是很多人在谈论诗的自由时容易陷入幼稚的一个原因。
警句，诗歌中的后视镜。
对诗而言，孤独的语言是一种人生的错误。
能消耗诗的忧郁的东西，不是语言的孤独，而是始终都不走运。
尽可能地，在语言的黑暗中写诗。尽可能地，在语言的光明中读诗。能这样说，并非源于一种忠告，而是源于一种神秘的信任。
诗的写作而言，语言的克制基于悬念。
诗的克制，可归结为一种语言的风度。但最吸引我们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它构成了一种生命的悬念。
在诗的语言中学会克制，你就能认出这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我们总能天才地写出诗歌。但诡异的是，同样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我们总倾向于否认我们能天才地解释诗歌。就此而言，我们的慵懒比我们的智慧要聪明得多。
仅仅从语言的角度讲，也能明确这一点：对传统的最大的无知，其实就是指责当代的诗歌语言不够传统。
诗人和语言之间的信任，表面上看出于一种认知，实质上是出于一种生命的自然倾向。
怀疑语言的小聪明，人人都具备。所以，某种意义上，诗人超出常人的地方仅仅在于：诗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信任语言。
就诗而言，所谓写作，无非是赶在自我还清醒之前，让语言看见美丽的火山。就写作而言，所谓诗，无非是在语言的寻找中及时找到你自己。不论你是在哪儿找到你自己的，清晰的背景之中肯定有座火山。
只有好诗才谈得上有耐心。好诗的耐心就像一座深山。你出发的时候，什么是宝藏似乎很明确。一旦你抵达那里，身在其中，什么是宝藏就有点微妙了。
诗的本质在于诗有太多的本质。
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诗的结构从未稳定过。
就创造与写作的关联而言，新诗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在新诗的诞生中一直伴随有两种强烈的召唤：来自形式的召唤，来自语言的召唤。
诗的孤独必须过伟大这一关。
但耐人寻味的是，诗的伟大只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中才需要过孤独这一关。
没有神秘的羞愧，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学会如何阅读诗歌。同样，没有神秘的骄傲，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领悟到诗是如何写出来的。
散文已成为诗的秘密。就独创性而言，这的确是最令我们吃惊的语言情形。
对诗人来说，最大的虚荣不是我们想成为一个大诗人，而是我们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现代以来，我们的诗歌文化一直深陷在一个误区之中，即以无知的许诺或空洞的说教煽动人们自称是真正的诗人。
大诗人发明孤独。
或者更明确地，只有大诗人才敢于发明孤独。
伟大的诗人发明伟大的孤独。
对诗来说，有一种麻烦的幸运是，天才身边无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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