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后，蒙古情报机构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至1915年）。喀尔喀蒙古自立。成立了“库伦政权”，下设的五部中，其中内政部（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和军事部（Military Ministry）都设立了针对控制地区的情报机构。 第二阶段（1921年至1989年）。1921年后，蒙古在苏联的影响下成为“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并未承认其独立），全面采用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蒙古情报机构也跟随其他苏维埃国家的模式而建。大多数蒙古情报机构官员都曾在苏联接受教育，少部分在乌兰巴托的苏式课程中接受培训。依照苏联模式，蒙古建立了苏式化的情报机构。 1955年，内政部与军事部并入军事和公共安全部（Ministry of Military and Public Security）。 1959年后，公共安全部又与军队分离，负责情报、警务、边防、消防和监狱。  在中苏对峙期间，蒙古情报机构的主要关注点在中国。而在国内宣传上，曾经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象通过 苏联和蒙古的文学、电影、媒体宣传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蒙古情报机构把自己塑造成“国家独立的保护者”，通过严格选拔招募优秀人才。  第三阶段（1989年至今）。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蒙古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加快。在这个阶段，情报机构扮演了多种角色，如为最高层提供有关俄罗斯和原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最新情报及深度分析。此外，蒙古情报机构力争保在国内各种活动中持中立态度，并限制情报人员从事游行和政治活动。 1990年4月起，蒙古情报机构再次开始进行调整。在执政党和民主派领导达成协议后，公共安全部（由情报机构、警察、边防和国内部队、 法警组成）被拆解。警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两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大多数与政治党派相关的情报单位都被解散，超过半数的情报人员面临下岗、退休。  情报活动需要一个全新的法律框架。为此，蒙古议会通过了几部有关情报机构的职责与使命的立法，重新指导并改革 蒙古国的情报保卫系统。总体而言，蒙古国在根据其1992年宪法重建了各个政府部门后，而情报机构的职责也根据“1994年国家安全思想（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进行划分。情报总局（General Intelligence Agency）也相应地在1994年成立了，而 对边防部队、国内部队的管辖权则分别转交至司法部和内政部。  新体制下，蒙古共有三个情报机构，分别是情报总局、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和边境情报局（Border Intelligence Service）。情报总局的职责包括从事情报及反情报工作、保护国家秘密和通信、保障国家政要安全、为政治领导提供专业意见以及为其他情报机构提供专业指导。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和边境情报局（Border Intelligence Service） 的职责范围则正如各自名称所述。 1995年，议会通过了两部重要的法律：《国家秘密法》（Law on State Secrecy）和《国家保护法》（Law on State Protection），这两部法律把情报总局定义为保护国家秘密及国家官员和设施安全的首要机构。 1997年，通过了《情报活动法》（Law on Intelligence Operations）为秘密情报活动设置了法律约束和运作机制。  1999年，又通过一系列专门立法，这三个情报机构的活动均已实现制度化。除了规范上述三个主要情报机构外，该法还为法警、警察、反贪局等开展的秘密情报活动规定了范围和程序。此外，该法禁止高级别的公务员从事秘密情报活动，但规定总统、议会及总理有权对这些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 1999年的《情报法》（Law on Intelligence）是有关这三大情报机构的中心立法，对他们的组织架构、情报人员的权力和职责、情报活动的监管办法等进行了定义。 此外，情报总局还是《反恐法》（Law on Terrorism）的牵头执行单位，该法是为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而于 2004年通过的。根据《反恐法》，情报总局局长同时还担任全国反恐行动协调理事会主席。  情报工作人员的培训是历来各个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的裁撤政策和国家经济衰退，蒙古情报机构损失了大批优秀情报人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由于如下原因终止了对蒙古国的教育培训帮助。 第一，同盟关系已不复存在； 第二，两国的情报机构现在起需要互相监视； 第三，俄罗斯自身也面临金融困境。（未完待续）  乌兰巴托街上的女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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