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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龙旗是大清国旗，也是清朝海军旗。目前学术界对龙旗的研究论著颇多，除施爱东、吉辰、王记华等学者费心收集龙旗图像资料来进行研讨外，其余人基本引用历史文献来排比叙述。有的研究使用少量历史照片或现代绘制的龙旗美术作品作插图，有的完全没有图像资料。[1]固然，国旗研究涉及对政权认同和国家意识方面的深远含义，带有思想观念演进的内涵，可归属于政治文化史和思想史领域，但龙旗毕竟又是一个具体的图像文本，忽略图像文本，起码从史料收集层面上看是不完备的，对于历史过程和义理研究，也是有缺陷的。 本文从文献、图像和实物入手，力图梳理脉络，考订清末龙旗的多种样式，发展过程和应用的方面。“以图证史”虽非历史研究新方法，但在这个课题上却是非常必要的。 一、皇帝卤簿中的龙旗 国旗（National Flag）是主权国家的象征。它通过一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 国旗产生于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统治阶层将“纹章”作为家族的象征，后来纹章的缎带颜色与纹章图案发展成为一部分国旗的样式。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公民意识和主权意识高涨，也带来民族国家国旗的产生。最有影响力的是法国三色旗，红白蓝三色象征着平等、自由、博爱的信念，直接影响到周边国家的革命进程和国旗设计。 此外，新航路开辟促进了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海上信号旗作为军舰和商船的重要通信手段，被各国广泛采用。信号旗设计理念中的色块和几何图形被吸收后用于设计现代国旗。 大清同治朝之前，中国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旗，仅有用于皇帝、官员出行的卤簿仪仗，以及代表军队编制分属的旗帜，如“八旗”、“绿营”旗和标识军队统领姓氏的营旗。 皇帝的卤簿是皇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皇家贵族外出或庆典时护卫随从队伍所用服饰、车舆、旗帜、伞扇、兵仗、法器、配饰等仪仗用具的陈设排列。在卤簿的旗帜中，就有绣上龙和瑞兽的斜幅三角旗和方旗。《钦定大清会典图》中规制最重要的有： 皇帝卤簿黄龙大纛，黄缎为之，通高一丈六尺一寸，纛用斜幅，绣金龙，环以流云，不加缘。（图一） 皇帝卤簿五色金龙纛，缎殊五色，俱斜幅，销金云龙，不加缘。 所谓五色金龙纛，系指在黄、红、白、蓝、青缎上各绣金龙的旗帜（图二至图六）。
图一 皇帝卤簿黄龙大纛 《卤簿图》，（清彩绘本）上海图书馆藏
图二 皇帝卤簿五色金龙纛之黄缎旗
图三 皇帝卤簿五色金龙纛之红缎旗
图四 皇帝卤簿五色金龙纛之白缎旗
图五 皇帝卤簿五色金龙纛之蓝缎旗
图六 皇帝卤簿五色金龙纛之青缎旗 以上采自《卤簿图》，（清彩绘本）上海图书馆藏 此外，皇帝卤簿还有八旗骁旗纛（采用八旗旗式），八旗护军纛，八旗前锋纛（均三角龙旗旗式）。八旗是清初努尔哈赤创建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态，按旗色编制成军，先后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出征时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其中前四旗的旗帜为方形，后四旗的旗帜为方形带三角边的五边形，镶色边，旗上图案均为龙和祥云（图七至图一〇）。[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帝王，龙纹饰是庙堂身份的象征。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显示在3700多年前的夏朝，已经形成了象征华夏文明的龙图腾，且龙身上置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与《诗经·周颂·载见》中“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诗句颇为契合，展示出龙图腾与后来周天子威权的传承渊源。17世纪，一位俄国使臣认识到，中国皇帝是天之骄子，需要依据天命行使其职权。垄断了沟通天地的龙，就等于垄断了“奉天承运”的神圣权力。[3] 皇帝卤簿里的龙旗，代表皇权的威仪。虽然当时皇权和国家是一体的，但黄龙大纛并非国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皇帝卤簿里的旗帜，大多是三角斜幅而非长方形的。尤其是最尊贵的黄龙大纛、五色金龙纛，以及略低等级的五色销金龙小旗，均是如此。
图七 八旗之正黄旗
图八 八旗之正红旗
图九 八旗之镶红旗
图一〇 八旗之镶蓝旗
图一一 绿营督抚提镇纛图 绿营的作战旗帜是绿色的，其督抚提镇纛为绿缎斜幅，上有销金云蟒，即四爪之龙。并有绿缎飘带（图一一）。[4]在八旗、绿营旗帜上出现的龙和蟒，也是皇权的延伸。 在那个时候，中国自认是“天朝上国”，无需在国际交往中单独列示自己的标识。美国历史学家马士曾尖刻地说：“它所知道的仅有旗帜，是臣仆国家的使节们在进贡时所用的”。[5] 二、国旗、船旗概念的最初提出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势力进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他们的军舰、商船也随之而来，带来中外军队因识别而引起的矛盾，也带来中国商人假借外国旗走私和逃避朝廷课税等问题。1856年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事件，起因就是中方扣押了一艘在香港注册并悬挂英国旗的中国走私船,而英国外交官声称该旗表明“亚罗”受其保护,这使清政府首次意识到国旗的作用。1862年，湘军水营和英国军舰在汉口发生冲突，舰船被烧，英方将责任归结为中国军队没有悬挂国旗，使英方无法确认身份。为此，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skowsky）致函总理衙门，称“外国船只向皆竖立各国旗号，易于认识。设有动移其旗帜，即为犯该国之禁，可以据理折服”，建议清政府制定代表中国的旗帜。总理衙门遂与曾国藩商量，询问对行军有无窒碍。曾国藩回复,赞成“所有各营旗帜照常竖立外，每船另添龙旗一面。”还说龙旗尺寸及绘图样式，似与各处商定后，再咨请贵衙门核夺。[6] 1862年10月17日，总理衙门上奏“请我国师船一律添设黄龙旗折”，称“如我处师船亦一律竖立黄色龙旗，外国果能望而知为官船，不敢轻举妄动，未始非豫事防维之一法；即或不然，我亦可执彼国之例与之辩论，彼自不能再行曲意狡展。”建议以黄色三角尖式龙旗为中国官船旗号，黄色，画龙，龙头向上。规定两种规格，大号直高一丈，小号直高七八尺，其斜长和底边长各从其便。当日获得允准，并照会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请其转致各路水师及各船只。[7] 这样，黄龙旗就成为大清师船的标识。但该官船旗“系为雇船捕盗而用，并未奏明定为万年国旗。”[8]其使用目的，是为了水上识别。从这角度看，此时黄龙旗尚非国旗，而是船旗。就形态论，它是从传统皇家仪仗中的龙纛演化出来的一种旗帜样式。采用五爪龙而非四爪蟒，则表明主事者已经意识到，这面旗帜具有国家权力的象征。就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和曾国藩而言，这也是他们能够想到和建议采用的最高规格。 船旗（Ensign）也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制度，是辨识舰艇、船只所属国籍的标志。包括海军旗（Naval Ensign）、商船旗和政府船旗。西方国家对船旗有许多长期形成的传统，形态上各不相同。以海军旗为例，船只在离港进入外国水域或公海时被要求挂上船旗，军舰即使在港内停泊，也须日出升海军旗，日落降海军旗。在传统作战中，军舰降下海军旗代表投降。海军旗在舰船停泊时，挂于舰尾旗杆，故亦称舰尾旗。各国海军旗，有的单独设计，如英国除国旗（图十二）外，规定红色旗加国旗图案为商船旗（图十三），蓝色船旗加国旗图案为政府所属非军用船只（图十四），白色船旗加红十字加国旗图案为海军旗（图十五），这种设计也影响了英联邦国家。俄国的圣安德烈旗（图十六、十七）和日本的旭日旗。也有与国旗相似，但在纵横比例上作变体，或在国旗上增加国徽、军徽、锚形，如法国、意大利。北欧国家和德国采用国旗的燕尾形式。美国海军有单独设计的舰艏旗（Union Jack），平时升联邦旗，在特殊的战时升大蛇旗（图十八、十九）。1959年，美国设立海军旗（图二十），用于官方庆典、队列行进及海军的官方场合。（参见图一三至图二四）。[9]此外，还有些国家商船旗、政府旗和国旗没有区别。
图一二 英国国旗
图一三 英国商船旗（红船旗）
图一四 英国政府旗（蓝船旗）
图一五 英国海军旗是在圣乔治十字旗左上角加英国国旗（白船旗）
图一六 俄罗斯国旗
图一七 俄罗斯海军旗，即圣安德烈旗
图一八 美国联邦舰艏旗
图一九 大蛇旗
图二〇 美国海军旗 在此时，清政府官员对国旗、海军旗等等概念及其区别，则是模糊不清的。 这年，清政府还委托回国休假的英籍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为中国购买西式军舰。李泰国经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伯爵（1st Earl Russell）商量，决定委派阿思本海军上校（Sherard Osborn）来指挥舰队。他们购买了8艘蒸汽-风帆混合动力舰船，李、阿签订十三条合同，声称“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陆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这便是臭名昭著的“阿思本舰队”。他们还为舰队设计了旗帜：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10]（图二一）。“阿思本舰队”1863年从英国驶向中国时，就悬挂了这种旗帜。清政府出银子买军舰，却由英国人指挥，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也有权拒绝，中国官员无权置喙。当清政府看到这些荒谬的规定后，决定予以遣散。
图二一 根据文字记载复原的“阿思本舰队”旗帜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还委托李泰国为海关订购巡辑船“天平”号，明确要求以黄色三角龙旗为国旗。镶飞龙戏珠，龙蓝色，珠赤色。[11] 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卸职，清政府聘其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中国使团首次访问欧美。蒲安臣“制大黄旗一面，蓝镶边，中绘龙一，长三尺，宽二丈。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12] 4月28日，使团在旧金山参加宴会，外方在会场“正面高悬大清龙旗和合众花旗”。[13]这说明随着“兵船国旗”使用之后，黄龙旗也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只是蒲氏龙旗，并非朝廷颁发，而是自行设计制作，且形制极狭长。有人认为，加蓝色镶边，是因为蓝色在八旗等级之中级别最低，蒲安臣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僭越”。此说有无根据，待考。同样，宴会场所悬挂龙旗，也是接待方自制。显然洋人已将龙旗视做中国国旗。不过按照《弗兰克·莱斯利画报》刊载的插图，这龙双翼，卷尾,属于西方人熟悉的爱尔兰红龙形象。大约接待方仅知道中国使团采用龙旗,就按自己的想象脑补，设计制作出图样来张挂（图二二）[14]。
图二二 1868年6月20日美国《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刊载版画，描绘5月30日在纽约旅行者俱乐部欢迎大清使节仪式，这幅画的背墙上挂有大清龙旗。 三、三角龙旗的使用 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自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下水。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给朝廷的奏报中附呈了一面彩色船图（图二三），其后桅斜桁上升挂一面三角黄龙旗，带有齿状镶边（图二四）。[15]、这是迄今中方档案中见到的最早图像。
图二三 “万年青”轮上的龙旗《第一号轮船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图二四 “万年青”的龙旗带有齿状镶边 1870年10月15日，崇厚出使法国，为天津教案赔罪。他乘坐的法国客轮“高达威烈”桅杆上，挂大清黄龙旗，“舒展飘扬，飞空蔽日”。[16] 1872年 12月2日《申报》报道，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中国新订旗式，如三角，色用黄，中画龙用蓝色。所有福州、上海炮局所制轮舶及各关口巡河船，均建此旗以囗认识。其船长一百六十尺之下者，该旗用六尺四寸；其船长在一百六十尺之上者，该旗用九尺六寸。” 《申报》称，“中国炮船虽有升旗，然均系统带官衔之旗，并非朝廷特立式样号旗也，故西人向称不知中国号旗是何式样。兹经定制，从此中西船舶相遇，均可一望而知矣。”[[17]] 1873年3月18日，总理衙门札行总税务司赫德，谈及海关巡船悬挂龙旗的标准化事宜： 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准北洋大臣咨称,准本衙门咨赫总税务司申:各关大小巡船挂用新式龙旗式样稍有不同,恐失划一,请于各项旗帜发一定式,以便转示各口税务司遵挂等语。当将议定龙旗划一式样,照绘一份咨送前来, 相应将现定旗式绘图,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口税务司一体遵照挂用可也。特札(附现绘旗图一纸)。[18] 清政府又应赫德建议，对海关巡船悬挂龙旗做出补充规定：大号旗帜长一丈一寸，宽六尺五寸；小号旗帜长六尺九寸三分，宽四尺，以使规制统一。其下发图样，经吉辰考证，如图二五所示。[19]
图二五 海关档案中的三角龙旗图样湖北省档案馆藏 1875年4月，李鸿章在委托赫德在英国订购炮艇时，曾议及“在英国交船之日各该船应否挂中国旗号”，他委托赫德与海关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商议，并要呈报总理衙门酌定。金登干回复说:“挂中国旗无困难，无手续，也不致更引起注意。”[20]但经后来协调，还是采用雇佣英方人员悬挂英旗送船，到华后再易龙旗的方案。 1876年，葛元煦编写旅游手册《沪游杂记》，卷首插图列有各国国旗，其中长方形龙旗称“大清国旗”，三角形龙旗称“大清国常用旗”，并注明“黄色绿边青龙兼五彩”。八年后，上海出版的另一本叫做《图画中法和战曲直记》的卷首，再次出现与《沪游杂记》完全一致的两种国旗（图二六）[21]。这两种龙旗都有绿色镶边。在古代，蓝色和绿色统称“青色”，其是否和蒲安臣龙旗相类似？此外，在1870年代，清政府官方文件中尚未见到长方龙旗式样，这面称作“国旗”的旗帜从何而来？其龙的图形较为肥粗，亦为其他龙旗所未见，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否说明在上海的市面上，这两种龙旗都曾经出现过？光绪年间还出版过《中外各国轮船旗式》，其中有手工上色的“大清国旗”图样（图二七）。[22]与《沪游杂记》所刊相比，前者是等腰三角形，后者是直角三角形，且没有镶边。1882年美国海军部航海局出版的《万国航海旗帜》，所刊中国国旗是三角镶边（图二八）。[23]1889年英国海军部出版《各国当前使用旗帜图谱》，三角龙旗没有镶边（图二九）。[24]
图二六 1884年上海出版的《图画中法和战曲直记》中的两种龙旗样式，与1876年出版的《沪游杂记》所刊龙旗完全一样
图二七 《中外各国轮船旗式》中的国旗样式
图二八 1882年版美国《万国航海旗帜》中的龙旗样式
图二九 1889年版英国《各国当前使用旗帜图谱》中的龙旗样式 1877年11月30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乘国产“海安”军舰赴任。他记载，“船近（长崎）内口，依戍台停泊后，施炮二十一声，桅换日章（即升日本国旗）。日本戍兵亦挂龙旗，炮如其数。互相为敬，西人所谓仪炮是也。”[25]显然，龙旗在国家正式交往中也已经开始使用。 1881年8月3日下午，英国纽卡斯尔港洋溢着节日气氛。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在这里举行中国巡洋舰“超勇”“扬威”升旗仪式。在200多名中国水师官兵和30多位英国官员、制造商及女眷们的注视下，曾纪泽将一面龙旗冉冉升上了军舰桅杆。随后，中国海军官兵第一次自行驾驶飘扬着龙旗的军舰，经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航线回国。 1886年，醇亲王巡阅海军，乘坐的客船“海晏”号（图三〇）和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图三一、三二)，后桅和船尾均升三角龙旗。[[6]1887年，清政府在英、德两国定制的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也飘扬着三角龙旗，驶回祖国[27]（见图三三）。 当时悬旗部位,为后桅桅顶或后桅斜桁及舰尾。若舰尾无旗杆位置（如“定远”“镇远”），则悬挂舰首。
图三〇 “海晏”轮后桅和船尾悬挂三角龙旗，《巡阅北洋海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一 醇亲王巡阅海军时，宫廷画家绘制《渤海阅师图册·兵船悬彩》，“定远”舰艏和后桅悬挂三角龙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二 《渤海阅师图册·兵船悬彩》局部：“定远”舰艏、后桅悬挂三角龙旗
图三三 “靖远”回国途中，舰尾挂三角龙旗 存世的北洋水师三角龙旗实物，有一面是由海军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留下的 [28]（图三四）；另一面存于日本靖国神社游就馆（图三五）。[29]游就馆和下文将提到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所存日军在甲午战争缴获的龙旗，二战之前还在展出，目前已不再陈列。从图像看，这两面旗上的龙，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图三四 马吉芬旧藏三角龙旗
图三五 日本游就馆藏三角龙旗 四、长方龙旗 中国外交官张德彝在1871年注意到，“各国旗帜，尺寸大同小异，各皆长方，横宽七八尺，纵长四五尺。”“皆织以丝麻，狂风久吹不碎，坚固之至。颜色鲜明，虽经日照雨洒，永无改变。”[30]1877年，郭嵩焘作为首任驻英公使，他考察各国国旗、海军旗和海军将旗后也发现，外国此类旗帜，其制皆长方，未尝用斜幅做尖角式。“国旗尖角，似不足式观瞻”。他在日记中甚至说，国外“有恶病则竖黄旗所至之海口，候之，即以医至，禁舟人不得上下，行海各国皆同此例。”“出使西洋，自当避其所忌”，[31]对旗用黄色颇有微词。他还写道：“中国旗式于此太为失考，其用尖角旗，亦自古无此制也。”[32]认为国旗图案可以“仿古制为升龙降龙，绘二龙于旗。”记录这些想法，可“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当时黄色是满清皇家用色，郭嵩焘的这种私议，其实是很大胆的。 三角龙旗依然使用了二十余年。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由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主持起草，并获朝廷批准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指出： 西洋各国有国旗、兵船旗、商船旗之别，而国旗又有兵商之别。大致旗式以方长为贵，斜幅长次之。同治五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定中国旗式，斜幅黄色，中画飞龙，系为雇船、捕盗而用，并未奏明定为万年国旗。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重定旗式，以崇体制。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形，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各口陆营国旗同式。[33] 按照《章程》的表述，新版长方形龙旗称作“兵船国旗”，此外还有“陆营国旗”。《章程》定本删去了稿本中“商船国旗照旧仍用斜幅以示区别”[34]字样，显示此前三角龙旗亦是大清商船国旗，而此后商船国旗是否也改为长方形,情况不详。再有，“兵船国旗”只是军舰上使用的“国旗”，”还不是整体代表国家形象的旗帜。 1889年3月12日，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在华盛顿收到上海寄来的外交邮件，获知《北洋海军章程》已获颁行。他在日记中写道： 国旗长方式，尤壮观。海外旗式亦拟奏明仿制也。[35] 张荫桓随即上奏： 臣奉使海外，例张国旗。而南北美洲每以中国旗式官商一致为诧。盖诸华商久经循用斜幅龙旗，遇中国庆典及臣出入岛境，辄高悬以为荣耀，未便抑令更张。而西俗国旗最为郑重，亦不宜无所识别。且《章程》内亦有巡历外洋，与各使臣相涉之事。今北洋海军国旗既以长方为式，臣在海外敬悬国旗，亦拟用长方式，绘画仍旧。此外各华商仍令永远尊用斜幅龙旗，以示等差。如蒙允俞，臣即檄饬各口领事官，并照会奉使诸国一体知照。 1890年5月26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36]中国国旗以一位驻外公使（不是总理衙门）的奏请而终获确认，并与兵船国旗同式样。斜幅龙旗则被改作华商张挂用旗。这段奏请和批准的过程，在《清实录》中被概括成: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奏，悬挂国旗请分别等级，定为方式，俾与商旗区别。如所请行。[37] 张荫桓的奏折表明，海外华商悬挂龙旗是一种自发的爱国行为，作为使臣，他“未便抑令更张”，但龙旗又是皇权标志，普通商民擅用并不被清政府认可。所以他将华商所悬之旗被称作“商旗”，与正式国旗仍有区别(图三六)。国内商民被许张挂龙旗,是1901年以后的事了。[38]
图三六 1891年马萨诸塞州《国际英语词典》，已经明确区分长方形“大清军旗”和三角形“大清商旗”[39] 总之，当时整个国家的旗帜体系，国旗、商旗、海军旗和商船旗这种涉及国家礼仪和认同的庄严标识，究竟怎样规定和区别，既无专门法规，亦未见明确的视觉识别系统规范，以致到了今天，还需要从头考证，探究发微。笼统地把各种用途的龙旗都视作大清国旗，恐怕并不合适。 目前北洋海军成军前后官方文件中，存有两种龙旗图样。一见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北洋海军章程》稿本（图三七），[40]一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保存的总理衙门档案《北洋海军章程并改用长方国旗卷》（图三八）。后一个图样旁还附有文字： 旗用正黄色羽纱制造，中用羽纱镶嵌青色飞龙，五爪，龙头向上。海口大炮台、水师大兵船通用。[41]
图三七 《北洋海军章程》稿本中绘制的长方形国旗 上海图书馆藏
图三八 《海军头号龙旗图》中的旗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比较这两种图案，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一种龙尾上翘，散状；后一种龙尾向下，五叉。但龙首均向上略侧，显露双角双目。美国海军部1899年编撰《万国航海旗帜》中亦有一幅龙旗。其特征亦是龙首略侧和双目。龙尾向上，整齐排列，但龙腿不是图三七、三八所呈现的鹤状细足，而是粗壮的走兽腿脚，直接连接龙爪(图三九)。[42]
图三九 1899年美国海军部编撰《万国航海旗帜》中龙旗式样 1909年，清政府筹划重建海军，编制《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其中有彩色手绘“舰首旗”（见图四〇），[43]这张图片对于清海军后期所使用的旗帜样式具有参考价值。
图四〇 1909年《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所载舰首旗 这些图案还是文献记录，需要寻找清末海军史上真正使用过的龙旗予以引证。图四一、四二显示，甲午战前，“镇远”在后桅斜桁升挂长方形龙旗。[44]甲午战争后，北洋海军各舰龙旗为日军缴获，先后在日本皇宫、靖国神社游就馆和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展示。其中海军兵学校藏有两面，图四三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赠送给长崎三菱造船所长山肋正雄的“定远”舰龙旗，图四四为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之子坪井浩五郎捐赠的。[45]从刊布照片看，旗上龙形态各不一样，龙的形态均较笨拙，制作工艺似为贴布。并在龙身上绣出龙鳞。龙首均扭动，能够看到双目。
图四一 1889年后，“镇远”在后桅斜桁升挂长方形龙旗
图四二 “镇远”后桅斜桁升挂长方形龙旗（局部）
图四三 日本海军兵学校藏“定远”舰长方龙旗，龙鳞亦在贴布龙身上绣制
图四四 日本海军兵学校藏长方龙旗 白色龙角龙须这样扎眼的照片还能找到一些，如1908年美国“大白舰队”访问厦门时接待厅装饰的龙旗（图四五），[46]二十世纪初烟台海军学校装饰的龙旗（四六），[47]以及1911年底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肇和”巡洋舰下水试航时悬挂龙旗（四七）及邀请嘉宾出席典礼的请柬上绘制的龙旗（图四八）[48]。这些龙旗均为海军使用，其中图四五应用于外事接待，与美国的星条旗并列悬挂，明显具有国旗性质。它同图四六均有白色龙角和夸张的白色龙须，且龙首扭动甚大，露出双目。但比对下来，每一面旗的图案均不相同。
图四五 1908年厦门接待美国“大白舰队”的客厅
图四六 烟台海军学校悬挂的龙旗
图四七 1911年底，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肇和”巡洋舰下水，舰尾挂龙旗
图四八 “肇和”下水仪式邀请函上，绘制了一面黄龙旗英国海事博物馆藏 五、龙旗制作初探 国外大多数国旗帜采用几何图案或色块，也有在旗上缝制复杂的双头鹰或狮子等动物徽记，增加了制作难度。清朝采用龙这种体态复杂的传说动物作为国旗、海军旗标识图案，若不严格遵照视觉识别系统规范制作，只是大体上符合龙的样貌，结果必然五花八门。 1874年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委托金登干在伦敦了解旗帜的制作事宜，估计是为海关巡船龙旗寻找供应商。金登干回信称英国仅能印制小号国旗，“印制大号旗子是行不通的”，国旗上的图案，制版费不亚于绘制的旗帜。“所有其他国家的国旗，都是绘制的。”金登干请伯利尔斯-伯斯威克公司、汤姆森父子公司分别试做了单面绘龙的小旗样本，请本杰明·埃金顿制作了双面绘龙的大旗样本，并向英国海军部官员征求意见。8月底，金登干又报告，制造商认为中国旗帜很别扭，需要很有经验的人缝制，以避免旗尖“耷拉”。他还说等腰三角形的旗帜比锐角三角形的飘扬起来好得多。此外，旗布可以染成任何颜色。[49] 龙旗的制作费用也很昂贵。仅在1886年北洋报销的1881至1882年所支付的“制造黄龙旗及各国旗帜工料银，即达702两。[50] 1889年，《北洋海军章程》确定的长方形龙旗方案奏准之后，天津军械局向各地发出公文，并随文发出四张大小旗图： 伏查兵船暨海防炮台各营升挂黄龙旗，原定斜幅黄龙旗式，用黄羽纱制造，中画飞龙。因画龙不能经久，改用兰羽纱镶嵌五爪飞龙，龙头向上。兹奉奏定章程，自应遵照宪饬妥善照制。查黄龙旗为与各国交接而设，旗幅必须较大，方壮观瞻。其宽长尺寸又须与升挂之处合宜。职局向制斜幅龙旗，其宽长尺寸，均照营造尺，分别四号，照式制造。现改用长方旗式，应仍仿照办理。遵经妥细考校，酌拟制造。尺寸分为大小四号：头号横长一丈五尺六寸，直宽一丈六寸五分；二号横长一丈三尺九寸，直宽九尺五寸；三号横长一丈一尺五寸，直宽七尺六寸；四号横长九尺六寸，直宽六尺三寸。旗式一律照长方，照旧用正黄色羽纱制造。旗中青色飞龙，仍用羽纱照旧镶嵌，龙头向上，五爪。[51] 揆诸以上资料，我们知悉龙旗材质为黄色羽纱。龙的图案最初为绘制，后因不能持久保存，改为蓝羽纱镶嵌；长方形龙旗有四种规格，横纵比换算大约为1.5：1，但并不呈现同一比例。需要指出的是，天津军械局是颁发过标准旗帜图样的，这些旗图，迄今尚未见到。 2018年12月,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看到英方提供的龙旗照片（图四九）[52]后，询问龙的图案是用怎样的工艺制作到旗上去的？旗的反面也有龙吗？如果有，怎么保证两条龙一模一样呢？与会专家斯图尔特·布莱（Stuart Bligh）先生把我的提问转询了海事博物馆。翌日，英方邮件传来更多的照片，展示更为详尽的细节。原来，龙旗是在旗面上挖出龙形和龙珠的窟窿，然后再将青龙身体、白须白角白爪白齿、红唇和龙珠运用拼布工艺缝缀，用白线绣出龙鳞。缝缀布料仅用单片布料（图五〇、图五一）。这件实物，能够印证“用兰羽纱镶嵌五爪飞龙”的记载，“镶嵌”之意也明白无误。
图四九 英国海事博物馆收藏的拼布镶嵌龙旗 据介绍，这面旗帜由英国海军军官沃森爵士(Sir Hugh Dudley Richards Watson)1931年赠送给圣巴塞洛缪医学院，之后转入海事博物馆庋藏。材质为棉布，横177.8 厘米，纵114.3 厘米，横纵比为1.556：1，略近于3：2。三幅拼缝，旗裤（旗侧套旗杆用的布套，通常用白布缝制）完好。沃森曾担任1898年建成的英国海军内河炮舰“丘鹬”(HMS Woodcock）号舰长，在中国经历了义和团事件。1903-1904 年间又担任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巡洋舰“利维坦”（HMS Leviathan）号舰长。这面龙旗估计是他在华服役任期中获得，但具体情况不详。其龙的造型和图三四马吉芬的三角龙旗类似，更像是长角的狼，颇为幼稚。
图五〇 从照片上看出挖孔和贴布工艺
图五一 龙鳞是用白线在青布上绣出的 研判清晰照片比阅读书籍插图的感受进了很大一步。但照片不可触摸，对旗帜的材质——比如棉布、羽纱、丝麻，没有直接感受，也不能正反面观察旗帜的制作工艺。这激发出我寻找实物进行研究的兴趣。 六、龙旗实物寻访 近期，我在国内博物馆考察了三面清代龙旗：
图五二 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收藏的双面鲁绣龙旗 一是安徽省合肥市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所藏龙旗。 据捐赠者刘申宁介绍，旗帜来源于“康济”舰山东莱州籍水兵后代，甲午战后流落民间。该旗横204厘米，纵142厘米，横纵比为1.44：1。双幅拼缝，材质为丝麻。旗面上有虫蛀眼，但整体保存完好。（图五二）龙形图案为双面鲁绣，不用贴布。龙首向上，双目。龙身三折，生动流畅，五爪。龙首与传统造型相似，龙须夸张，红色龙珠有火焰纹。（图五三）这面龙旗，绣工精致，用色丰富，龙身和龙鳞至少包括五种不同深浅的蓝和灰色，加上白、黑、红色，全旗用色达八种（图五四），为其他龙旗所未见。其龙和龙珠造型与日本保存的各款龙旗均不相同。旗裤已失，旗侧原来缝制旗裤的边缘，黄颜色与旗面颜色有明显色差，说明此旗曾被较长时间使用。但其材质娇嫩，工艺高级，似乎不像用于桅上悬挂。“康济”是北洋海军练习舰，刘公岛投降后，被日军释放，用于运送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灵柩前往烟台，同时搭载北洋海军官兵遣返。我猜测这面龙旗或许是海军提督的礼仪装饰用旗，用于室内张挂，是被水兵悄悄带走的一件珍贵文物[53]。
图五三 龙珠有火焰纹，龙须生动，龙角不显眼
图五四 龙鳞用色丰富，龙腿粗壮 二是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博物馆所藏龙旗。 为台湾企业家陈朝波早年在海外购得，2007年捐赠。该旗横4.92米，纵2.16米，横纵比为2.28：1，呈狭长型。旗为棉麻质，四幅拼缝，双面贴布绣，做工考究（图五五）。贴布用色有蓝、白、红、绿、褐、黑六种，色泽鲜艳。龙首向上，形态灵动，双目，五爪。龙角龙须大小合度，并不夸张（图五六）。旗面上虽有不少破洞,但颜色鲜艳，与各种图录上的龙形态最为接近。旗帜上缘有一排便于悬挂的铜扣眼，同时有完好的旗裤和扎旗绳索，显示该旗既可在旗杆上升降，亦可以在会场上张挂（图五七）。依其横幅偏长的特点，更像是在仪式上张挂。[54]这面国旗，尚不能证明与海军有无关系。
图五五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双面贴布龙旗
图五六 双面贴布工艺精美，龙角不夸张，龙须为绣制
图五七 旗裤和扎旗绳索 三是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龙旗。布质，龙用贴布缝制，用色仅蓝、红、白、黑四种，龙须和龙身用同色蓝布，造型简陋，缝制针脚也很粗疏。因在展陈中，无法测量其横纵尺寸。该旗征集来源亦不清楚[55]（图五八）。
图五八 国家博物馆展陈的贴布龙旗 七、小结 结合上述龙旗研究，笔者初步得出以下看法： 一、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从海军海上联系和交往中意识到旗帜识别的重要性，以皇家龙旗为图样，制定出海军旗，并由此带动龙旗在外交和国际场合的使用，最终成为国家礼仪和政权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也彰显了清末海军的重要地位。海军旗和国旗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很难将其区别开来。 二、海军旗、国旗从最初的三角形演进为长方形，显示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过程。三角龙旗的设计依据，可以追溯到清皇室卤簿仪仗中的黄龙大纛。就清皇室原先的认知体系来看，三角龙旗的地位其实是最为尊贵的。 三、只要多花些精力，不难发现龙旗的图像资料甚为丰富，但安徽省合肥市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和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博物馆所藏两面实物龙旗罕见而珍贵。从现存龙旗及各种历史照片分析，这些旗帜,材质、尺度、龙的造型、制作工艺各异，几无一件相似。说明清廷虽然已颁布龙旗统一标准，却未被国家机构和军队严格遵行，反映出清末在国家、军队礼仪上的随意性和管理上的失范。当然，以形态复杂的瑞兽作国旗图案，本身制作难度很大，也非世界各国通行做法。有些研究者仅研究少数图像，就试图绘制出标准的三角和长方龙旗图案，但这种图案得不到传世龙旗实物和历史画片和照片的支持。因此能否认为，各行其是和不一致性，恰恰才是清末国旗、海军旗的特点。 四、由于尚未发现成系列的北洋海军、南洋兵轮船、福建船政轮船和广东水师各艘舰船的旗帜，在这些军事单位内部，所使用龙旗的样式和制作工艺是否标准统一，这个问题依然值得继续探究。 五、同样，迄今尚未找到大清海关使用龙旗的标准照片和实物，由赫德长期管理的海关及海关巡船，其使用的国旗、巡船旗似应采用统一标准制作，确切情况，也需要追踪和证实。 谨向在本课题研究中提供帮助的刘申宁、程红、王振芬、吉辰、陈悦、徐家宁、孙海鹏、梁颖、马忠文致谢。 注释： [1]目前关于清代龙旗研究的成果，包括汪林茂：《清末第一面中国国旗的产生及其意义》，《故宫文物月刊》，第10卷第7期，1992年；王记华：《北洋海军旗帜考订》，《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立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译：《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余凌云：《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旗、国歌、国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刘盈杉：《清末民国国旗相关问题研究》，2016年渤海大学硕士论文；周游：《象征、认同和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贺怀锴：《符号与象征：晚清民国海军军旗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5期；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等等。 [2]《钦定大清图会典》，卷81。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95册，第841-850页。图一至一〇见《卤簿图》，清彩绘本，上海图书馆藏，馆藏编号：783743-50。 [3][38][39]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第12、155-162、154页。 [4]《绿营督抚提镇纛图》，《皇朝礼器图式》，内府彩绘本，清乾隆内府绘本，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册，第37-38页。 [6]曾国藩：《复奕等》，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第24册，第2872页。 [7]《奕等又奏请我国师船一律添设黄龙旗折》《给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照会》（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年，第1册，第405-407页。清政府照会中声称“黄色画龙”，却未说明旗帜底色。从现存龙旗实样看，均以黄色为旗色，龙为青色。 [8][33]《北洋海军章程》，第六册，武备。《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下册，第1051-1052页。 [9]图一五至二0相关图片，见维基百科英国国旗、俄罗斯国旗、俄罗斯海军、美国海军相关词条。 [10]池仲祐：《海军纪实·购舰篇》，张侠等主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62～163页。“阿思本舰队”复原图，见维基百科清朝海军词条。 [11]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册，第480页。 [12]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该旗横纵比为0.15：1，极为细长，不符合旗帜比例。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轶所载《初使泰西记》，亦是如此。若旗长三丈宽二丈，或长三尺宽二尺，则符合3：2（1.5：1）的一般做法，估计原稿有笔误。 [13]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页。 [14]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20th June,1868. [15]《第一号轮船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舆295号。 [16][30]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165页。 [17]《海舶旗帜定式》，《申报》，同治壬申十一月初二日，第3版。 [18]《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48号（第一辑）附件4，本书编委会编：《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第1卷，第209页。 [19]吴绪成主编：《历史珍档：湖北省档案馆特藏档案集粹》，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参见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0页。 [20]李鸿章：《与赫总税务司议定购办炮船章程》，《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册，第200页。《金登干致赫德》，1876年3月24日，《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372页。 [21]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首。《图画中法和战曲直记》，光绪十年九月上海王氏印行，页1-2。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557775-78。 [22]《五等宝星宝带式中外各国轮船旗式》，未署作者和出版年份，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536573。 [23]Flags of Maritime Nations，From the Most Authentic Sources,The Bureau of Navigation,Washington,D.C,1882, p.9. [24] Drawings 0f the Flags In Use At The Present Time By Various Nations,Admiralty,1889.p.40 [25]何如璋：《使东述略》，载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26]《巡阅北洋海防图》，《顺风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第118页；《渤海阅师图册·兵船悬彩》，故宫博物院藏，馆藏编号：故6352-4。 [27]《靖远舰照片》，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馆藏编号：Q222333。 [28]马吉芬旧藏三角龙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华盛顿镇博物馆陈列。 [29]该图原载1933年出版《游就馆要览》，参见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9页。 [31][32]《郭嵩焘日记》，第3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6、85页。 [34] [40]《北洋海军章程稿》，抄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342833。 [35]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下册，第413页。 [36]《使美张荫桓奏请定国旗形式片》，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册，第1450页。 [37]光绪十五年四月辛丑上谕，《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55册，第608页。按：光绪十五年四月辛丑即四月二十六日，与《清季外交史料》所载四月二十七日有一日之差。 [41]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2页所引《北洋海军章程并改用长方国旗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衙门档案，01-41-027-02 [42]Bureau of Equioment,United States Deoartment of the Navy: Flags of Maritime Nations, Washington,1899,p14 [43]《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清宣统元年写绘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引自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9页。 [44]《镇远舰照片》，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藏，陈悦提供。 [45]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3页转引《海軍兵学校教育参考館図録》，本馆自印，1934年，第66、71页照片。 [46] 1908年厦门接待美国“大白舰队”所挂龙旗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Fleet 1907-1909,纪念相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NC/4822.3/7752。 [47]烟台海军学校悬挂的龙旗照片 烟台市博物馆陈列 [48]“肇和”巡洋舰下水试航照片，英国纽卡斯尔图书馆，062747号。请柬照片，英国海事博物馆，收藏号：DX1454/1/15/2 [49]《金登干致赫德函》，No.7,1874年5月22日；A12，1874年6月19日；A/24，1874年8月7日，《中国海关密档》，第1册，第51、71、110页。 [50]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11册，558页。 [51]“张之洞札善后局照绘国旗图式”，光绪十五年二月十日，《清末海军史料》，第505-506页。奇怪的是，四种规格的旗帜，横纵比分别是1.47：1，1.46：1，1.51：1，1.52：1，并不一致。 [52]英国海事博物馆收藏的龙旗 引自吉辰：《晚清海军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资料的探讨》，《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8页。 [53] 安徽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收藏龙旗，作者摄影。 [54]旅顺口博物馆收藏龙旗，作者摄影。 [55]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龙旗，作者摄影。 【作者简介】 姜鸣，1957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者。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著作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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