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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苦心经营 （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苦心孤诣。），完成某一种作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即是从行动上否定他所在的现存世界。否定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否定即创造。否定现实世界的激情成为创造另一世界的力量源泉。
可以说，写作者跟现存世界是对立的。他们的对立方式隐匿而沉默，从不惹人注目。这种对立是通过写作者创造出的作品显示出来的。而对作品本身则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好坏优劣、发表与否、读者数目等都跟这一主题毫无瓜葛，关键是存在——作品从写作者的内心世界里走到现实的物质世界里。对立是真实存在的，并非个人因表达的需要而蓄意设置、凭空捏造的，没有对立就不可能出现作品。
同时，他们对立的状态又统一在他们相互间的对话中，不管对话的气氛是融洽的还是充满火药味的。对话是双方共同致力促成的，当然这之中已经可怕地建立起某种秩序，签定了某种契约。这一契约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和人与神定的约十分相似。我以为每个写作者的命运都无限地趋向于约伯的遭遇。条件都是一方对另一方虔诚、顺服，另一方则执掌生死予夺大权，应许对方以生命，惩罚为死亡。对话从来是不会停止的。把这一关系比喻为两性的恋爱关系或生物学上的共生现象都是可以的。如果您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而感性的认识，我想推荐您去参阅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通过错综复杂而令人陶醉的恋人絮语的陈述，您会明白我所说的对立又统一的恋爱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过相当重要的一点我得提醒：不要把它奉作解构主义的圭臬或其他什么类别的文学作品，它只是絮语。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一方投射于另一方，一方是主动的，是倾诉者，是强权，而另一方则处于被动或受压制的状态。比如说吧，即便写作者默默无言，现存世界任会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即便现存世界冷漠似冰，对写作者不闻不问，写作者还会不知疲倦地倾诉、歌唱或呼号。二是双方坦诚地交流，对话的气氛和谐舒畅，这有点像传统意义上的模范夫妻或热恋中的恋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契约的双方是不平等的，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想获取平等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种对立必将走向对抗。对抗是正常的，没有对抗就没有个人的位置。假如对抗彻底消失，那么艺术也将丢失它应有的位置。对于个人来说，想在对抗消失的情况下从事艺术创作也是不可能的。在对抗中，个人才可能取得位置。当我们确定了生活与作品、艺术与现实是一种对抗关系后，那么是否还存在一种另外一种关系——即它的反面：生活、作品、艺术、现实的和谐统一关系。普鲁斯特通过一生的努力——不懈的写作，通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完成了对这一统一性的证明。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说者在一到六卷（除第七卷《重现的时光》）中经历着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最大痛苦和折磨：文学上的无能与贫乏。恰在这时感悟的时刻君临了，“我敲遍了所有的门，它们全都紧紧地关闭着，惟有一道门可以打开、进去。本来，我也许要花100年的时间，徒劳无功地寻找这道门，但是，我盲目地撞上了它，门启了开。”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多么恐惧和纤弱的孩子啊！他害怕玛德莱娜小甜点、地名“斯万家那一边”和“盖尔芒特家那一边”的诗意、妈妈临睡前的吻等等如此美好刻划了他生命轨迹的事物会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作为作家、艺术家，更是作为一个独具一格的人，普鲁斯特深刻地意识到他的使命：“我就像那种子，一旦植物发育成长，我便会死去，而且我觉得自己无意中就是为它而生存的，没有想到我的生命有一天会同我欲撰写的那些书籍发生关系，过去，当我在书案前坐下时，我竟想不出写些什么好。因此，我的生活既能又不能归结为这个命题：感召。”不能归结是因为他以虚无并终极的眼光看待文学，“因为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能归结是一种必然，他一生的幸福之谜、他全部生命的光辉全都系这部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他必须以他自己的方式打开那扇惟一的门。从这一点来说，普鲁斯特是幸运的，他比卡夫卡要幸福得多。
不仅如此，他们几乎站在由写作生活支撑起来的情感的两端，普鲁斯特扣开了无限幸福的大门，而卡夫卡由此走向了无限深渊。最终他完成了对自己的塑造：他成为无限深渊中惟一裸行的思想者。
在《猎人格拉胡斯》中，猎人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他一直奔走不停，市长问他天国是否有他的份，他说：“我总是处于通向天国的阶梯上。我在那无限漫长的露天台阶上徘徊，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在右，时而在左，一直处于运动之中。我由一个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您别笑。”这种无休止的运动是个人对命运的对抗，卡夫卡毕生致力于这场广阔而无所不在的对抗，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对抗、这些无休止的运动使一个人的上升成为可能，使他在通向天国（毋宁说是真理的深渊）的道路上多迈出了一步，即便这一步微不足道也是令人鼓舞的。猎人在最后大胆地宣言：“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本雅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作品所有的主人公都是卡夫卡自己本人。是的，猎人格拉胡斯的宣言也就是卡夫卡面对巨大而残酷的命运不屈的呼号，是他斗争的号角。加缪在《弗郎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中深深地意识到荒诞作品的本质是：“不落言诠的反抗（然而正是反抗在写），清醒的、沉默的绝望（然而正是绝望在创造）。”
卡夫卡的道路是对抗之路，他与存在于他身边的世界和秩序一直是抗挣着的，艺术或者说文学写作是他对抗外部荒诞世界的唯一武器，他别无选择。虽然在此期间，他极度渴望实现艺术与现实的统一，甚至他个人与外部世界有过短暂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也是一瞬即逝的，表面和形式上的。他也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但他害怕家庭损害他的写作；他也像凡夫俗子一样，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做一名好父亲，但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已长到七岁才夭折的孩子。
事实上我们清楚，每一个写作者（勿宁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从一动笔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寻找着什么，此刻这需要寻找的东西尚不明了，但不会用多长时间，他就知道他寻找的是什么，那将要耗费他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去寻找的，那并不是某种确定不移的物，诸如葡萄和金苹果；也不是可以让人欢愉或不快的东西，诸如名声和荣辱了；它既是隐秘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它潜伏在努力于艺术的人的内心深处，每时每刻在那儿蠕动，搅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宁，而且可怕的是：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以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野气狂奔乱跳起来，它的爆发对于他来说是无可逃避的劫难，它的任性劲儿提起来都叫人心惊胆战。在局外人看来，从来就没有这种问题，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甚至还认为：思考统一还是对抗就如同思考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聊而可笑，这一问题毫无意义，而且毫无解决的可能。真是这样的吗？也许他们说的颇有道理，但现实状况却是：无论这一问题最终是否得到解决，无论这一问题是否荒诞可笑，他们——真正热爱并献身于艺术的人——必须坦然接受这一命题，必须实实在在地面临拷问。
面临拷问，就是面临成为一名流浪者的生活，就是从平静舒适的生活走向冒险、走向世界的另一端。合格的流浪者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想法是绝不可靠的，成为一名好的流浪者、百折不挠的流浪者更是难于上青天。流浪不仅仅局限在地域或空间上的转换与变幻，同时更重要的也许是内心的流浪。但这种近乎“内心流亡”的流浪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陷入平庸琐碎的生活泥潭。就是说写作者（或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拿唯一的生命作车旅费，以便搭上通向生活的四面八方的列车。这是一项自我放逐的宏伟计划。自我流放在事实上并不是逃避现实生活，而是勇敢地面对，只不过方向却是相反的，它宣言了对抗。
我觉得此时我正在做的工作已经被另一人做得相当完美了，如果说我能继续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读了几本书或了解几个作家的话，我想这是毫无必要的，只是某种画蛇添足的愚蠢行为罢了，我的实情是：我有话要说，我有表达自己的愿望（通过别人）。我所指的“另一个人”是加缪，我现在的处境可能与他在作《西西福斯神话》时相似。（这样说也许有点攀附大师的意味。）《西西福斯神话》不应简单地被看作一篇哲学论文，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文论，应该说这是一名艺术家在面临死亡的严峻时刻所流露的内心世界。我们从资料中可以获悉：那时的加缪身患极为严重的疾病，并且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自杀的念头萦绕着他。加缪下手了，他从“自杀”开始——开头就说“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推演出荒诞存在的主题，亦即是通过语言通过表达筑成的道路他获得了出口。此刻，最为极端的对抗找到了它对应的罅隙，虽然这罅隙异常狭小，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喷发的契机。这种喷发把他过去体验的内涵从一片混沌昏暗中提炼出来。而它的喷发物便是《神话》了。对抗的爆发过程，加缪写作《神话》的行为，都是在实现一种否定、一种创造。而且我们必须说，过程与行为的价值远远大于作品本身，《神话》是从对抗的硝烟中走出来的孩子，是否定的创造物。
加缪的《神话》不仅仅是理论，还是他以无比的勇气面对死亡和荒诞作出的抗争。他对这一行为的巨大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神话》中他写道：“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对于一个目光开阔的人来说，最美的景象莫过于智力和一种超越他的现实之间的搏斗。……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对我解释一切的那些理论也同时使我衰弱。它们把我自己的生活的重负从我身上卸下，而我是应该独立承受的。”
作为一名作家，一个自由思想的人，他无权放弃他的权利和职责，他需切实地承受着。而这权利和职责的核心便是对抗，他必须对抗一切威胁或将要威胁他作为自由主体之独特性的外部事物。如果不堪重负，他必然就会走向投降之路。屈服与退缩将使他丧失自我，这里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家所必须的所谓风格与独特的文学素质，还有比风格特性重要数以千倍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因而我们可以说，写作者的命运绝对不是自娱自乐或求得声名与富足，写作另一种可怕的生命形式。他必须意志坚决地对抗世俗的幸福以及获得这种幸福的种种可能的途径。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彻底而尖锐地表达了这个问题，男爵的对抗是不可更改的，坚如磐石，从一爬到树上时他起就决不足踏陆地，并在“树上的理想国”度过一生。
费尔南多·佩索阿写到：“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对自己的轻贱，但是我无法停止写作。写作像一种我憎恶然而一直戒不掉的吸毒，一种我看不起而一直赖以为生的恶习。有一些毒药是必要的，有一些非常轻微的毒药组成了灵魂的配方，诸多草药在残破之梦的角落里熬积，黑色的罂粟在靠近坟墓的地方才能找到……”一名作家一旦具有这样残酷自我拆解的锐利智慧，一旦把对抗看作恬淡而不可避免的命运之时，他所追求的地狱和天堂也无甚分别。作家最为珍视的便是作品，而到这时，连作品都是无足轻重的了。若热·萨拉马戈评价佩索阿时说：“没有任何葡萄牙当代作家追求佩索阿那种伟大。”不仅是葡萄牙，即便是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作家有能力有胆识追求那种近乎绝对的伟大。
激烈的对抗会树起一座巨大的壁垒，能够穿越这种壁垒的人寥寥无几。但是这种壁垒在卡夫卡或佩索阿这样的作家面前便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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