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发生在1955年的秋季。其实早在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军委就讨论过军衔的问题。由于当时没有军衔，部队在协同作战时曾经出现过扯皮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授衔问题被正式提上了日程。1950年7月4日，时任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总干部管理部准备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  同年9月，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授衔准备工作只能暂停。当时中朝军队协同作战，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志愿军却没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1951年8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向军委建议：“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后来在与美军谈判过程中，军衔讲究对等，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朝鲜战场上局势逐步稳定，中断了的授衔准备工作再次启动，先是在1952年的时候对全军干部进行了定级，这次定级成为1955年授衔的一个主要依据。之后以罗荣桓为首的总干部管理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55年9月份的时候开启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此次授衔，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  对中将军衔和少将军衔的评定，首先由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高级院校党委讨论提名，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对名单进行逐个审查和反复衡量，最后上报军委审查确定。元帅、大将和上将军衔的评定，则由军委开会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报告给毛主席确定。看到预授上将的名单后，毛主席表示有两个人必须是上将。那么这两个人分别是谁？他们又有何特殊贡献呢？  第一个必须授上将的人是董其武。董其武既没有参加过红军，也没有参加过八路军。1949年9月19日，他率部在绥远起义，所部被改编为第23兵团，他担任兵团司令，这个时候才算加入了解放军。如果只看资历的话，他显然是没有办法授予上将的。但他顶住了老蒋的威逼利诱，不顾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的威胁，毅然率部起义，使120万绥远人民免遭战火涂炭，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董其武率部入朝参战，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最终在董其武的指挥下，第23兵团的官兵们冒着敌机的轰炸英勇奋战，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三个机场的修建任务。1955年授衔的时候，董其武的职务虽然只是第69军的军长，但鉴于他在绥远起义中的卓越贡献，毛主席亲自指示：董其武不能不授上将！最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56岁。  第二个必须授上将的人是阎红彦。阎红彦16岁参加革命，红军时期担任过陕北红30军的军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担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调到地方工作。按照规定，不在军中任职的一般都不参加授衔，程子华、冯白驹和周保中都是如此。但陕北红军在我军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能没有上将。因此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