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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大授衔,毛主席:这两个人必须授上将 他们有何特殊贡献?

 茂林之家 2022-06-08 发布于湖南

众所周知,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发生在1955年的秋季。其实早在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军委就讨论过军衔的问题。由于当时没有军衔,部队在协同作战时曾经出现过扯皮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授衔问题被正式提上了日程。1950年7月4日,时任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总干部管理部准备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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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授衔准备工作只能暂停。当时中朝军队协同作战,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志愿军却没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1951年8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向军委建议:“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后来在与美军谈判过程中,军衔讲究对等,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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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鲜战场上局势逐步稳定,中断了的授衔准备工作再次启动,先是在1952年的时候对全军干部进行了定级,这次定级成为1955年授衔的一个主要依据。之后以罗荣桓为首的总干部管理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55年9月份的时候开启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此次授衔,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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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将军衔和少将军衔的评定,首先由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高级院校党委讨论提名,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对名单进行逐个审查和反复衡量,最后上报军委审查确定。元帅、大将和上将军衔的评定,则由军委开会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报告给毛主席确定。看到预授上将的名单后,毛主席表示有两个人必须是上将。那么这两个人分别是谁?他们又有何特殊贡献呢?

55年大授衔,毛主席:这两个人必须授上将。他们有何特殊贡献?

第一个必须授上将的人是董其武。董其武既没有参加过红军,也没有参加过八路军。1949年9月19日,他率部在绥远起义,所部被改编为第23兵团,他担任兵团司令,这个时候才算加入了解放军。如果只看资历的话,他显然是没有办法授予上将的。但他顶住了老蒋的威逼利诱,不顾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的威胁,毅然率部起义,使120万绥远人民免遭战火涂炭,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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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董其武率部入朝参战,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最终在董其武的指挥下,第23兵团的官兵们冒着敌机的轰炸英勇奋战,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三个机场的修建任务。1955年授衔的时候,董其武的职务虽然只是第69军的军长,但鉴于他在绥远起义中的卓越贡献,毛主席亲自指示:董其武不能不授上将!最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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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必须授上将的人是阎红彦。阎红彦16岁参加革命,红军时期担任过陕北红30军的军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担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调到地方工作。按照规定,不在军中任职的一般都不参加授衔,程子华、冯白驹和周保中都是如此。但陕北红军在我军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能没有上将。因此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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