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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经方与时方的区别。一直以来，时方占据着中医学的主导地位，而经方则被束之高阁，人人都说经方好，但是真正用经方的医者却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个人以为主要在于很多人读不懂经方，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那么什么是经方?什么是时方?经方与时方究竟有哪些区别呢？ 关于经方的定义至少有三种： 1.专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白虎汤、四逆汤等等。 2.指汉唐以前的方剂。包括孙思邈《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小品方》等。 3.指经验方。即临床用之有效的方剂。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经方主要是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
经方强调方证相应，有是证用是方。如“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出现呕吐和发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小柴胡汤。经方的理论体系是从临床实践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是先有临床，然后再上升到理论，更加符合临床实际情况。例如桂枝汤为表虚证，麻黄汤为表实证，白虎汤为里热证，承气汤为里实热证，理中汤为里虚寒证等等。而时方是先有理论，然后临时组方，例如，辨证为风寒袭表证，可以用荆防败毒散，也可以用参苏饮，或者医者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自己组方，这种方式看起来非常灵活，实际上学习起来很难去把握，方剂的加减是根据症状来的，随意性很强，例如辨证为脾虚食欲差，可以用山药、莲子，也可以用白术、茯苓、薏苡仁。经方是从方到理论，时方是从理论到方，经方的理法方药是同时进行的，而时方是理、法、方、药依次进行，经方的理法是贯穿隐含在方剂中，而时方是在具体的理论下先确定治法，然后再组方，然后再加减药物，时方的理论框架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有些并不符合临床实际，因而常常遭到质疑。例如有肝阴虚，为什么没有肝阳虚，有脾阳虚，为什么没有脾阴虚，为什么肾只有虚证，没有实证，按照五行相克，土克水，如果土的功能过强了，会不会克到肾水引起肾虚呢等等。 经方与时方的不同还体现在疗效上。从临床治疗的效果看，时方的整体疗效比较差，这也是为什么老百姓生病了不愿意看中医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中药煎煮麻烦、中药难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喜欢上中药，这一点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只要中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多难喝的中药也能喝下去。说吃中药比较慢的，往往指的是时方，经方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一剂知，二剂已的神速，时方的疗效慢，经方的疗效快，立竿见影！
经方对药物功效的把握主要依据《神农本草经》，而时方对药物的理解则依据《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著作，现在则主要以《中药学》教科书为准。对于同一种中药，经方理论体系和时方理论体系的认识和解读是不一样的，例如桂枝，经方认为其功效为治疗气上冲、解表，时方认为桂枝温经通脉、解表散寒，经方认为黄芪能固表治疗表虚引起的自汗出，时方认为黄芪大补脾肺之气，升阳举陷，经方认为柴胡治疗半表里的热证，时方认为柴胡疏肝解郁、解表退热升阳。理论体系的不同，造成了对于中药功效认识的差异。 经方的药物绝大多数为常用药，很容易获取，而且价格相对便宜，大多数人的经济情况都能承受，如白术、茯苓、桂枝、麻黄、葛根等等。时方的药物范围很广，有些药物价格昂贵，还有一些药物很难找到，属冷备药材，一般的药店不备，有些药只有某些地区才有，例如犀角、川贝母、麝香、鸡屎藤、藤梨根、牛大力、白英、重楼等等。 经方运用时很少加减，加减药物常常在三味药以内，而且加减药物有严格的依据。例如桂枝汤证同时兼有项背不舒服的加葛根，兼有汗漏不止的加附子，兼咳喘的加厚朴杏仁。而时方加减非常频繁，药物的选用很不固定，随意性强，若不是悟性高者，一般难以掌握。 那么能否用经方的理论体系去解读分析时方呢，答案是肯定的，经方体系是从临床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套理论，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虽然并不完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临床总结。经方理论体系就像一杆标尺，不仅能分析时方，其他各流派的方子都可以去分析，只要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都是正确的。 经方与时方本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经方也好，时方也罢，能够解决临床问题的方都应该是好方，但是，当深入思考和对比后，发现经方和时方有着诸多的本质的区别。如今，国内掀起了学习经方的热潮，为什么大家要从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时方转向经方，确实需要中医人静下来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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