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明朝灭亡是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如果硬要说人为因素的话，孙传庭是绕不开的话题。有这样一句话叫：传庭死，大明亡。可以想见孙传庭对于晚明的关键作用。 有人认为是崇祯皇帝的偏执导致孙传庭只能去送死，其实孙传庭败亡于李自成，也是诸多原因造成的。除去崇祯的偏执，还有哪些致命因素呢？ 因素一：无解的后勤问题孙传庭的高光时刻，依靠的是他亲手组建的“秦兵”，这支部队一度将李自成打得还剩下一十八骑，差点就原地团灭。 创造出这样战绩的英雄部队，让很多人将其标榜为晚明的三大王牌军之一。可这支部队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地域限制。  清朝的湘军虽然主体为湖南子弟，但出了湖南照样可以作战。可孙传庭的“秦军”不行，他们成立的宗旨是“秦人卫秦地”，一旦出了秦地他们就丧失了灵魂。 这里的“灵魂”最主要的就是后勤补给。孙传庭建立“秦兵”部队时，依靠的是陕西地区的屯田。这些田地每年贡献了14.5万两白银和1.35万石存粮。 可出了陕西，“秦兵”就没了这些补给，就像当年曾国藩为湘军的补给发愁一样。 比如孙传庭出潼关后，与李自成在河南郏县的第一次遭遇战。起义军丧兵数千同时丢下大量辎重。孙传庭的意思是乘胜追击，但下面的官兵毫无纪律，争相哄抢战利品。陷入混乱的明军被起义军杀了个回马枪，大败而回。 按照孙传庭的性格，当时肯定是要维持军纪，斩杀肆意哄抢者的。但当时为何没有制止？肯定是参与的人太多了。由此可以断定“秦兵”给养匮乏。  郏县之败后，孙传庭只能率军逃回陕西。这一路上大家吃的都没有，只能沿途采摘青柿充饥。相信如果不是看在老领导的面子上，这些饥兵早就哗变了。 回到陕西后，孙传庭立即满血复活，依靠屯田这种“老套路”，他迅速拉起了一支满编“秦兵”，仅装载火铳、火炮和甲仗的车辆就达到了3万辆。 当公元1643年8月他再出陕西的时候，算上他节制的高杰、白广恩、牛成虎等部，大军达到了10万。 可出了陕西，后勤补给再度成为问题。明军与起义军再度会战于郏县，因为孙传庭得到情报：该县城内屯有大批粮草，因此明军的进攻可以说完全不计代价。此时说明孙传庭又遇到了给养问题。 郏县攻克后，明军仅得到了200只羊和200只骡子，“大批粮草”不见踪迹。此时又得到消息，起义军的大将刘宗敏彻底切断了明军的粮道。  由于本次出兵还有高杰、白广恩、牛成虎的人马，这些部众可不给孙传庭任何面子，在不堪饥饿的情况下，各部逐渐出现哗变和逃跑现象。 因素二：脱胎换骨的起义军《明朝那些事儿》中，对明末初期的起义军有过细致的描写：他们就是一帮被迫劫富的平民百姓，其战斗力根本无法与官军抗衡。 他们只能将抢来的东西分出一些给当地的官军，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为何关宁铁骑调入中原战场平叛能够战功卓著呢？ 那是因为他们听不懂当地话，起义军代表上前谈筹码，他们以为是叫阵。一顿铁骑冲锋加三眼火铳，自然如同狼入羊群一般。 这样的起义军在孙传庭的“秦兵”面前，自然也是刷战功的副本，能够将李自成打得还剩18骑一点都不奇怪。  可崇祯后期，起义军已经成长为一支相对专业的部队。尤其是控制了黄河以南大片地区后，李自成专门改革了军制，那帮曾经的乌合之众已不是吴下阿蒙了。 战略上，李自成已经看透孙传庭的虚弱处。只要他的部队出了陕西，便无法保障后勤。 李自成采用诱敌深入的政策，相继让了渑池、洛阳、龙门、汝州等地。孙传庭还在宝丰和唐县，将起义军中、高层在那里的家属屠戮殆尽。 如此血海深仇自然坚定了起义军的抗争决心，双方在郏县二度决战时，先是坚壁清野造成明军军心不稳；之后用骑兵猛攻，明军一路退到南阳才勉强稳住阵脚。 当初孙传庭给了李自成“一线生机”，李自成却没有打算放过自己昔日的“恩人”。李自成一直采用骑兵压制“秦兵”的策略，不给对方任何生还的机会。  双方在南阳的战斗可以说就是最后的决战。由于新兵缺乏战场经验，孙传庭难以复原几年前的辉煌，被杀得大败。起义军一路追杀400余里。 孙传庭勉强退入潼关，但潼关随后被攻克，孙传庭战死。 因素三：孙传庭的“固执”如果说补给困难是内部因素、起义军成长是外部因素，那么孙传庭的“固执”就是决定性因素。 他“固执”地相信自己的神勇，却没有看到自己久疏战阵。否则他不会向崇祯保证自己“五千精兵足矣”。 他“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同僚，却没有看到左良玉的敷衍，否则他不会计划与左良玉合击李自成。 他“固执”地认为“秦兵”无敌，却没有看到那些年消耗掉的老兵，否则他不会将宝压在新兵身上致使全线崩溃。  他“固执”地认为李自成还是乡勇村夫，却没有看到后者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否则他不会用步兵野战成建制的骑兵部队。 其实最固执的还是崇祯皇帝，这一恶果从袁崇焕被下狱那天就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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