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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 【摘要】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在经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浪潮后，一些困境也突显出来。这些困境至少包括：在既有的理论框架里堆积新的田野材料，导致大量重复的、缺乏新意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浅层合作；学科声音被其他强势学科所遮蔽，甚至也不能引起广大同行的共鸣或呼应；为人类学，乃至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的智识贡献尚不明显。文章认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应该扩展民族医学的既有框架，在关注民族医学的文化属性（信仰）和自然属性（医药）之外，给予它的社会属性以及其他面向以充分的重视；注重患者日常生活和医院民族志的研究，以弥补学科训练上的短板；摒弃学科偏见，开展与自然科学的深度合作；以及在大规模传染病仍在肆虐的当下，以传染病研究为契机，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和发展。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民族医学；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生物-文化的交织 一、引言 从时间节点看，医学人类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首次正式被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具体说是1963年，其标志是《人类学双年评论》（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正式以“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为文章标题出现。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它概要地梳理了过去几年，尤其是1960年以来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民族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的跨学科研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公共卫生项目。在此之前，在命名为《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的论文集中，“医学中的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 in Medicine）作为其中一章的标题也曾出现；以《健康、文化与社区》命名的另一本论文集实际上展示的也是一系列国际公共卫生项目的案例研究。 在过去六十几年的时间里，医学人类学已经发展成为人类学最为活跃的分支之一。这可能源于社会对健康和疾病的高度关注，而医学人类学讨论的议题部分满足了这种社会的期待；它的植根性、整体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将个体的身体困扰置于周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理解，从而加深、更新，甚至颠覆了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想当然的判断。在十年之前，景军教授曾鼓舞人心地宣称，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已从早期的学科介绍、学科建设倡导、著作翻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迈向了教材编写、课程开设、研究人才培养和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穿越成年礼”，走向更加稳健和成熟的未来。 就中国的医学人类学来说，我们也注意到，在它穿越成年礼之后，本应肩负起“成人”的责任，向纵深方向迈进，但一些瓶颈和困境已经显露出来。有些问题在它的幼年或青少年时期，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或者人们应该包容它，但现在应该是反思和接受批评的时候了。这些问题至少表现在：（1）在既有的理论框架里堆积新的田野材料，缺乏对理论反思、检讨、延伸的能力和勇气，导致大量重复的、缺乏新意的研究；（2）虽然倡导与不同学科，尤其与自然科学的深度合作，但已见成效的实质合作较少，（医学）人类学往往沦为其他学科补充材料的工具或加以说明的注脚；（3）对造成广泛影响的健康和疾病议题（诸如传染病、慢性病、医患关系等），医学人类学学者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其他强势学科（比如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生物学）所遮蔽。（4）医学人类学为人类学，乃至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的智识贡献尚不明显。这些困境当然与人类学的发展困境（比如它的公共性不足、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有关，但本文还是想着力于医学人类学本身的研究上。 既有关于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综述文章里，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的人类学研究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又译克莱曼）对中国的影响被提到突出重要的位置加之讨论，为此，我将从这两类的相关研究入手展开评论，然后转向医学人类学的基本诉求，并以大规模传染病能否带给中国医学人类学又一次浪潮的讨论结束全文。 二、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局限 民族医学指的是对不同文化群（族群）的医学体系和治疗实践的研究，以及探讨不同疗法的多元应用。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的界定，它突出了民族医学不仅研究不同族群的医学体系本身，同时将这些体系的实践和应用纳入考察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中医、印度医学、藏医学等传统医学，还是以仪式治疗为核心的萨满医学，甚至代表科学力量的生物医学，严格来说，都属于民族医学的范畴。 早期民族志和人类学论著在涉及到各个族群的健康和疾病话题时，多将人们的治疗实践纳入民间信仰或宗教的范畴，其主导视角是“作为民间信仰的病患表达”。这即是说，学者们倾向于首先将民族医学置于文化的整体之中，认为它是一套信仰和习得体系，这套体系虽然有别于生物医学，却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并发挥着经常未被注意的功能。在《原始思维》中，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具有神秘性。比如，印第安人认为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是动物对猎人所实施的神秘行动，相应地，他们治病方式的重心在于如何消除这种神秘行动的影响。埃文思-普里查德也表达了疾病与信仰之间关系的类似观点。民族医学在民间信仰的主导框架下，隐含着将其定位于原始医学，以与代表着现代科学视角的西方生物医学相对立。在这种进化论的思维下，民族医学经常被冠之以“原始”、“魔法”等字眼，被认为是医学知识的早期阶段，属于信仰范畴和前科学状态的医学体系。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民族医学的视角才出现新的选择。一方面，出版了大量有关某一族群和文化的医学典籍、民间药方、治疗实践的文献整理。这项基础性工作我称之为在“医药”视角下对民族医学的挖掘和整理，它将民族医学体系本身作为关注的核心，归根到底是在做医学，尤其是药学的研究。参与者既有民族医学的药物专家和治疗专家、口头和文本药方的持有人，也有国家或地区的文物专家，偶见人类学家。由于所谓的民族医学（有时也称传统医学、替代医学、补充医学等）处于弱势或者面临危机，这项工作明显带有抢救性质。另一方面，一些医学人类学者借鉴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社会建构、社会批判等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去研究民族医学，从而出现“众声喧哗”的多元局面。然而，民族医学的专门期刊Journal of Ethnobiology & Ethnomedicine 和Journal of Altern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刊发的论文仍多是对现代生物医学之外的传统医学的研究。 从总体上说，人类学家对于“生物医学作为民族医学”的研究还是一个后来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人类学家，尤其是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STS）的学者进入生物医学的场域，对生物医学的实验、技术和实践开展研究时，发现生物医学本身就是“民族医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并非不受文化限制的（culture-free）的科学系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并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这就回到广义的民族医学的界定上来，并逐步扩展了民族医学的研究范畴和分析框架，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和医学人类学走向趋同。 反观国内，民族医学更为常用的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对它的研究，纵观已有的学术论著，更多的是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医学，尤其是若干典型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等）的医学文献的系统整理和挖掘，以及对民族医药人类学研究的初步探索。近些年来，也出现了诸多人类学者在民间信仰的主导框架下开展的对少数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这些工作和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医药的品类，推动了民族医学的发展，也为理解各少数民族医学的历史和现状，它们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等发挥着应有的学科价值。但国内学者在民间信仰视角和医学（药）视角开展的已有工作，已经显露出它一些局限和不足： 第一，民间信仰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医学研究，可能细致地展现出了少数民族医学的仪式细节、治疗功能（比如安慰剂效应）和社会功能（比如消除社会关系的紧张），但不能反映当下民族地区的医疗全貌。实际的状态是，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本民族医学、西医、中医、仪式治疗等多元的医疗状态（medical pluralism）。这要求我们在研究民族医学时，无论是狭义的少数民族医学，还是广义的各个族群的医疗体系，都不能简单沿袭过去在孤立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单一的民间信仰研究视角，而是一方面在考察各医疗体系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研究它们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相互交织的共生状态和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并置和比较不同医疗体系对身体、生命的理解和实践，去观察不同知识之间的交织、碰撞和衍异，从而在多元的知识脉络下理解生命的意义。 第二，信仰视角不仅容易将民族医学想象为是民间宗教的分支，更易将其贬低为所谓“原始的”医学形式。这种视角让我们看不到民族医学，尤其是民族植物学、民族药物学中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交织，看不到民族医学本身的医疗价值，忽视了人们日常就医的细节和就医模式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与社会转型之关联。 第三，目前对民族医学（药）的本身研究，还多停留在整理各种药方、偏方上，甚至一些文献过多强调了民族医学的神奇功效，缺少有关民族医学生存和发展的民族志细节。 最后，信仰和医药视角没法回答一些实践层面的就医选择和医疗行为问题。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医疗多元的局面，并尝试分析人们在何种状态下选择何种医疗体系。然而，在更微观的层面，当一种医疗体系内有不同的医生可以选择时，人们究竟会选择哪位医生？医生又是如何与患者相处的？谁将成为患者的照护人？面对这些实践的、具体而微的就医选择和照护问题，信仰和医药视角失去了解释力。 上述评论提醒我们，首先，民族医学不能仅限于少数民族的医学，而应回到广义的界定，尤其要将中医和生物医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中国当下已有部分学者在现代医院里研究生物医学及医疗技术的文化基础，也有少量学者研究中医或者提出中医人类学研究，但无论是在研究队伍建设还是在研究质量上，仍有上升的空间。其次，信仰和医药视角带给我们有关民族医学的诸多洞察，为发掘民族医学的宝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它们无法把握当下民族地区各医疗体系之间的交互关系和权力格局，也没能延伸既有的框架（比如借鉴STS的诸多洞见、知识社会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日常伦理的概念等），去研究医疗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健康知识的社会生成，以及实践状态的、面向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的就医选择和治疗方式问题。总之，新的视角需要在关注民族医学的文化属性（信仰）和自然属性（医药）之外，给予它的社会属性以及其他面向以充分的重视。
三、“凯博文范式革命”的中国处境 凯博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工作，标志着医学人类学新的取向的出现。在疾病（disease）、病痛（illness）、患病状态（sickness）、解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s）、健康照护体系、病痛叙述、社会苦难、地方道德世界、照护（caregiving）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基础上，以患者及其病痛和苦难为中心，凯博文试图将医学人类学建成更大学科内的一个系统且有理论基础的探索领域，而不是依附于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既有框架。潘天舒教授曾评价道，如果没有“凯博文范式革命”，医学人类学在今天很可能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门民族医学，一门服务于医学实践的应用人类学分支学科，或者是一部后现代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纯学术机器。 凯博文对多元医疗体系的兴趣、对病痛和苦难的详细民族志呈现、对医学人文的呼吁、对照护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的热情（the passion for society），都使得他本人及其学术观点为人类学及相关学科所熟知和推崇。他对中国的独特情感、众多的中国门生（比如景军、潘天舒、吴飞、郭金华、常姝等）、大量著述的中文翻译，也使得凯博文及其领衔的“医学人类学的哈佛学派”在中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接下来，我以“illness narratives”（直译为“病痛叙述”）为例，展现“凯博文范式革命”在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illness narratives》是凯博文的代表作之一，中文版将其翻译为《谈病说痛》和《疾痛的故事》。以“illness narratives”、“谈病说痛”、“疾痛的故事”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至少有300余篇中文文献引用了凯博文的这一著作。在凯博文看来，病痛叙述主要是针对医生提出的，它要求医生引导患者及其家属讲出他们的患病故事，医生通过设身处地的倾听、转译和诠释患者的患病经历，以形成关于他们的微型民族志，目的在于让医生尽可能地了解（甚至发挥想象力去感知、感觉）患者的患病经历，并对自己惯常的解释模式做出反思，以寻求医患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治疗之道。我在其他论文中也强调了病痛叙述的分析性力量以及把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加以倡导。 我们知道，凯博文首先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然后才接受人类学的教育和熏陶，扮演着人类学学者和医生的双重角色。在《Writing at the Margin：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这本著作中，边缘既指医学人类学处在学科中的交叉边缘地位，它也暗指作者在人类学与医学、中国和美国之间职业生涯的“边缘地位”。然而，这种“边缘”恰好成就了他的学术地位。他著作中众多的病痛故事来自于他的诊疗经历，这些病人与他频繁地接触，他也造访病人的家庭；新近出版的《照护》同样出自他长期照护患病妻子的经历。凯博文卓越的文化敏感性、敏锐的观察能力、触动人心的写作能力，以及对患者的悲悯情怀，让这些医患互动和照护过程彰显出人类学的想象力，焕发出医学人文的色彩。如今，哈佛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培养体系中，一种“MD+PhD”（医学博士+人类学博士）的模式也旨在让凯博文式的学术经验传承下去。全球健康行动的领军人物法默教授（Paul Farmer）就是这种培养模式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然而，国内的医学人类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人类学的背景，没有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更少有临床诊断的经历（获得临床观察的机会已属难得）。当他们利用病痛叙述开展研究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对患者及其家属的访谈获取资料。这种方式也能获得大量有关病患经历的宝贵材料，但也可能遇到如下的难题： （1）病痛是患者种种鲜活的体验，是患者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人们的患病经历，有些是可以言说的，有些则是难以言说，无法传达的。 （2）并非每位患者（或家属）都有表达的能力和愿望。所谓表达的能力，既包括患者是否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患病经历，也包括对于遭遇严重疾病的患者来说，表达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在遭遇痛苦和不幸时，有些患者愿意向一个陌生人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请求患者讲述他们的故事，也可能变成一种对他们生活的侵扰，诱导他们回首既往的不幸，使他们再次陷入痛苦之中，于是病痛叙述就面临伦理的拷问。 （3）可能源于病人（尤其是门诊病人）的流动性，依靠病痛叙述的方法采集的资料，基本缺失了对患者日常生活的观察。由于没有对患者日常生活的民族志描写，仅仅依靠患者的讲述来呈现病痛的体验和经历，严格来说是不完整的。患者的讲述经常充满矛盾，语焉不详，甚至还有一些故意的掩饰。在没有其他资料的补充和佐证的情况下，如何解读这些言语信息，就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4）叙述本身的碎片化问题。患者及其家属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植根于他们的个体体验、临床遭遇，以及他们的家庭、单位和社区中。这种从病人出发的病痛经验深受文化和个人经历的影响，病痛经验对于个人来说，总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故事往往充满了生活化的细节，表现为凌乱的碎片。这些碎片化的讲述或许已经到达了叙事医学的目的，然而，有条理地、可供阅读地呈现病痛叙述的文本（即将它作为学术研究的素材），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化的过程。这实际是对医学人类学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地进人临床和日常生活的现场，获得患者病痛体验的材料，更需要在某些理论的指导下，在这些琐碎的、凌乱的、生活化的细节里展现病人复杂的生活世界，洞察出病痛的文化意义，从而将个人的患病与周遭的社会文化环境连接起来，以达到对病痛苦难的整体理解。 这就是说，依靠病痛叙述所形成的“微型民族志”可能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已经足够了，甚至在当下，微型民族志所构成的“平行病历”（相对于医生常规的病历）也是相当的稀缺。而对于人类学学者来说，依靠访谈而获得的微型民族志则显得过于单薄，这种单薄不是字数意义上的，而是方法、视角，乃至内容上的单调。如果没有其他方面资料的补充和完善，我们就难以整体性地理解病人的“叙述”。 当没有医科的背景，缺乏对医疗机构耳濡目染的完全参与机会，人类学者研究病人的患病经历时，可能的优势是避免先入为主、熟视无睹的刻板印象。然而，我们至少需要补充以下两个方面的资料，才能弥补源于自身学科训练的劣势。这些资料包括患者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以及医院或科室的民族志。前者有利于全面地理解患者日常状态中的病痛体验和疾病管理，后者则将医患互动纳入到医院（科室）整体的文化建构中，它们共同构成了病痛叙述的语境。 患者日常生活的民族志，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田野进入的困难。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资源和人脉，获得制度性的许可，进入医院科室或病房里访谈患者，但我们不可能凭借官方许可，进入患者日常生活里开展调查。这需要研究者长时间地与患者相处，方能获得对方的信任。进一步说，依靠访谈的病痛叙述可能是“短平快”的，但如果要获取患者日常生活中的丰富信息，则仍然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它依赖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长久相处、坦诚相待、互相尊重，可能也需要那么一点点“投缘”，才可能进入他们的生活。 医院和科室的民族志，一方面面临着学科的偏见：现代医院是科学的中心，是不受文化限制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标准化和普适性，似乎不具备人类学关注的学术合法性；另一方面，最主要的难题也是进入的困难。如果没有合适的守门人（往往是医院和科室的领导）的许可，在医院开展调查经常会以“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为由被请出医院之外。长久以来，人类学家更习惯与部落的、乡村的社会打交道，即使在城市调查，也更偏爱城市里的弱势人群（如农民工、贫民窟人群以及其他边缘人群等），这或许是人类学人文关怀的显现，但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调查时的权力关系。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尤其对城市精英的研究，虽然也有人类学家做了成功的尝试，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类学者难以找到进入的门路和策略。当人类学者囿于既有的研究对象，当医疗机构没有敞开大门，人类学者在医院的参与观察就变得难上加难。 然而，医院民族志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有了初步尝试后，随着人类学对生物医学的关注，还是涌现出许多以医院（或某个科室）为研究对象，或者在医院开展的人类学研究。（医学）人类学的重要期刊 Anthropology & Medicine（2008年第2期），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4年第59卷）还专门以“医院民族志”为题组织专栏，讨论医院组织的文化和意义。有关医院的民族志为了解医院所在的社会和文化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现代医院在组织形态、医疗实践，乃至空间布局上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勾连在一起。这些研究为我们完整地理解患者的病痛故事提供了基础。 可以说，凯博文诸多的理论和概念框架，确实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走出狭义的民族医学，提供了相当多的智识宝库。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身培养体系的短板，在逐步完善培养体系的同时，沉下心来以更为丰富的民族志弥补访谈资料的不足，才能真正地将这些概念落地生根，焕发出人类学的魅力。
四、基本诉求的“未完成状态” 人类学强调人的生物-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但人类学内部的分野往往使得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分道扬镳，它们的整合仅仅变成了一种学科合法性和独特性意义上的宣称。医学人类学由于研究对象（健康、疾病及其相关行为）的特殊性，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致力于搭建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之间沟通的桥梁。如若实现这一目标和诉求，医学人类学至少需要完成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对既有框架的系统批判，这是对自身的革命；其二是对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之间关系的语焉不详提出挑战。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两方面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强调生物—社会文化的交织，意味着不是厚此薄彼地强调人的生物性一面，或是社会文化性一面，而是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作为根本的出发点。然而事与愿违，学者们似乎总是倾向于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在极端的社会生物学家（sociobiologist）看来，一切的社会文化行为都可以还原为人的生物性。他们坚持自然主义的或基础主义的取向，以人的生物性来说明社会结构，个人的意向、行动、潜力、健康和疾病等是由生物和基因决定的，把人的生物性看成是社会意义、社会关系、健康福祉的生成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习惯将社会文化的因素摆在突出优先的位置，人的生物性成为上述因素铭刻的被动对象，生物性本身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在生物-社会文化整体性的推动中，两种努力我们不应忽视。一个是在协同进化（coevolution）和多物种民族志的理念下，讨论基因-文化的协同进化，以及多物种之间的整体性和疾病的传播；二是借助具身化（embodiment）的分析概念，讨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的交织。 协同进化是1964年由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性假说，意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从广义的概念来理解，协同进化又可以指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在长期相互适应过程中的共同进化或演化。人类学家借鉴协同进化理念，提出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旨在批评基因控制文化的观点的过于简单，认为基因和文化可以相互耦合和适应，共同推进人类的演化。具体到医学人类学，最著名的案例可能是镰状细胞血症（sickle cell disease，这种疾病因产生一种镰刀状的红细胞而得名）、疟疾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西非，人们由采集文明转向农耕文明，为疟蚊（疟原虫的宿主）的大量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加快了疟疾在人群中的爆发。而疟疾的传播，却增加了镰状细胞血症的患者，后者感染疟疾的可能性较低。简单地说，一种相对来说较轻的疾病（镰状细胞血症）可能使患者免遭另一种更严重的疾病（疟疾），无形中增加了人群的生存几率。持续至今的某些疾病（诸如血色素沉积症、糖尿病、蚕豆病），从进化过程来看，正是我们祖先在生存竞赛中占据上风的适应性策略，所谓“病者生存”亦是此意。 在最近的十几年，一些秉持“多物种民族志”的学者开始重新强调那些与人类纠缠在一起的有机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与传统的民族志、有用的植物和有魅力的动物不同，多物种民族志是在生态学、科学技术研究、动物学、人类学等交叉领域出现的，它将昆虫、真菌和微生物等未被充分研究的生物引入了人类学的讨论中。这些曾被限制在人类学的“裸生”(bare life,即可以被杀死的一类生物)范畴内，但现在它们开始与人类一起出现在生物的范畴内，有着清晰的传记和政治生活。在多物种民族志的观照下，人畜共患疾病，不仅考虑到多种疾病的相互作用，更看重物种之间的交集和边界，以及微生物是如何在人与非人的互动中突破边界，从一种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的。 迄今为止，协同进化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是经验上的现实。多物种民族志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于它挑战了长久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让那些先前出现在人类学边缘的生物——作为景观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的食物、作为象征——在新型的民族志中被推到了前台。然而，由于涉及到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物种，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顽固，使得多物种民族志的实践不仅面临着多学科合作的困境，似乎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在诉说生物群体的故事。 我们再来谈具身化。具身化最先是哲学的思辨，而后影响到认知科学、人类学等领域。身体（body）是一个生物性的物质实体，而具身化是一个方法论领域。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罗克（Margaret Lock）和冯珠娣（Judith Farquhar）等为代表的学者，将具身化作为一种转化器，或者是一个纽带，意图超越长久以来困扰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主观-客观、行为-结构、生物-文化的二元论。在医学人类学中，在具身化指导下最为著名的案例可谓罗克对更年期的研究，并由此提出的地方生物性（local biologies）概念。她强调，普适性生物学（universal biology）只是局部的真实，在不同地方，人们对“更年期”的身体体验、话语体系是不同的，而这与地方性的环境、饮食、历史传统、医疗体系等相互交织。地方生物学是身体感受具身体验的方式：人们对福祉、健康、疾病等的体验部分被物质身体所获知，而物质身体本身因进化、环境和个体的不同而变动不居，这表明了身体与文化之间的辩证法。 很明显，协同进化、多物种民族志、具身化、地方生物学等都是从辩证的角度考虑到了人的生物性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将它们置于共同的分析框架中。然而，仅仅强调生物性与外在环境之间是互动的、交织的、辩证的，乃至协同进化的关系，仍然意犹未尽，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或是处于语焉不详的关系状态，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交织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是人类学家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换一句来说，医学人类学在对人及其行为的整体理解下，不仅想支起自然科学（包括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的交织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前提，而且还致力于寻求生物-文化交织的具体机制。具体到疾病上，基因很少能准确预测疾病，而环境对疾病的影响也语焉不详，表观遗传学或许能填补这个空缺，以解释社会环境具身化的微观过程。然而，表观遗传学这个领域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释，比如环境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基因表达，DNA甲基化（methylation）的多大程度对表观基因是必要的，我们依然知道的有限。更重要的，当人类学家与表观遗传学、神经科学、生态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展合作时，首先面对的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学科理念、知识生产方式、学科霸权等问题。在其他强势学科之下，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和病痛体验的关注往往只是充当了一个不太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注脚或几行补充说明性文字，或是被压缩为标准化的一系列指标。 从目前看，国内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更多是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将诸多健康和疾病主题纳入到社会文化情境中给予整体性的理解，从而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镶嵌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框架中。在上述医学人类学的最新发展动态中，国内对协同进化的讨论仍局限于生态学领域，人类学只有零星的引介；多物种民族志也刚刚引起国内人类学者的兴趣，尚未有成功的可以借鉴的范例；具身化虽为部分人类学家所推崇，但它仍然只是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生物-文化交织的具体机制尚未纳入研究的范畴。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学生进入医院和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并与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共同发表论著的方式呈现合作的结果。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合作可能仍然处于浅层状态，后者往往只是提供进入的许可（这当然已属不易），它离学科之间的深度合作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五、大规模传染病能否带给中国医学人类学第二波浪潮？ 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有关于医学人类学的介绍，其标志是198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论文集》以及1988年中山大学陈华先生发表的学术综述《方兴未艾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在这之后，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文章，倡导对医学人类学的重视，但并未形成学术研究的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迹象开始明显。尤其2000年到2010年左右，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穿越成年礼”，走向教材编写、课程开设、人才培养和基于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的全面发展，可谓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第一波浪潮”。 之所以能形成这次浪潮，虽然民族医学的继续发力有很大的贡献，但中国人类学者对艾滋病相关主题（包括吸毒、卖血、性产业、生殖健康、同性恋等）的研究以及大量医学人类学外文著作的翻译可能是推动这波浪潮的核心力量。首先，许多著名的人类学者加入到艾滋病防控的研究中，成为医学人类学发展的领军人物。这些人类学者包括庄孔韶、景军、翁乃群、邵京、兰林友、程瑜等。这些学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涉及宗族（家族）、社会记忆、亲属制度、移民等主题，大多与健康和疾病无涉（邵京教授是个例外，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但2000年之后，这些学者将部分或全部的学术注意力转向了艾滋病及相关领域，直接推动了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其次，在这期间，大量医学人类学外文专著被翻译过来，使得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更为清晰，学术对话更为明确，研究主题更为多元，研究医学人类学的青年学者也在全国开枝散叶。 需要提及的是，2002年年底到2003年夏季爆发的非典疫情，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类学者多大的关注，仅有少量的论文讨论此类主题。可能的原因在于那时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刚有发展迹象，学者们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另一类慢性传染病（艾滋病）上，对于这种突发的新型传染病，人类学界既没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也没有做好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 在世界历史上，传染病的大流行由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又对人类文明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传染病相当于一个破坏性试验，为我们研究一个社会的构成、文化体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既往的应对经验等提供了分析的窗口。进一步说，传染病虽带来了经济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大破坏，但对人类学学者来说，可能也是一次大展拳脚的学术机会。比如，2019年年底持续至今的大规模传染病，人类学者（当然也包括其他学科的学者）至少可以讨论如下的主题：（1）隔离（社群自保）、污名与幸存者的社会疏离；（2）死亡与丧葬；（3）社会（家庭、社区、单位）纽带与社会动员；（4）健康传播与地方应对；（5）人畜共患与多物种民族志；（6）人类文明与疾病传播；（7）全球健康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的医学人类学者总体上错过了2003年的非典发声机会，那么面对当下疫情，我们能发挥学科力量吗？或者说，中国的医学人类学界能借此形成研究的第二波浪潮吗？为此，我们需要首先回答两个问题：这次疫情能否吸引中国人类学分支的其他学者加入到相关主题的讨论上来？以及能否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质量全面提升的一次机会？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疫情流行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有部分的答案。这从三个方面可见一斑。一是中国人类学学会2020年年会的主题定为“病疫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当代使命”（南京大学，2020年11月13-14日）。这场吸引全国60多所高校的140多位学者的盛会，自然超出了医学人类学的讨论范畴，但吸引诸多学者关注疫情主题，自然对医学人类学是个极大的推动。时隔一周（2020年11月21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医学人类学专委会2020年年会以网络形式召开，会议主题为“民族地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治理”，共有18位学者报告了与疫情相关的论文。二是国内一些著名的人类学者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了有关疫情的论文，这些学者既有医学人类学者（如景军、潘天舒等），也有其他分支的代表人物（如范可、彭兆荣、何明、秦红增等）。三是面对疫情，2020年2月11日，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工作组发布《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应急项目全国征集公告》，吸引了全国118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申请（最终资助30项，这些成果尚未出版）。 可以说，相对于人类学者对非典的迟钝反应，上述一系列集中性地针对当下疫情的人类学展示，显示出人类学者面对此次疫情的主动性和学科敏感性。然而，我们仍需要清醒地看到，在讨论疫情时，人类学相对于其他学科，比如临床医学、公共卫生、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我们的声音都显得非常微弱。我们的已有研究成果，还不能影响重大问题的决策人，也不能传达给普通民众，甚至还不能引发广大同行的共鸣或呼应。这与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地位和内部分化相关，也与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相关。 对第二个问题，我仍然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主题的拓展并不能直接带来学术质量的提升，这背后需要我们在主题拓展之前、之中和之后，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有个清醒的认识，才能自觉地在疫情主题上突破既有的瓶颈和局限，向着研究质量提升的方向迈进。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人类学洞察入微、见微知著的学科优势，这些“细枝末节”的琐事在疫情的总体防控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但它们却构成了疫情下普通人日常生活得以运转的基础。在人类学的观察下，疫情下的人们不是被动吸取公共卫生的知识和响应国家的号召，而是把这些融入到生存智慧和道德体验中，让我们看到传染病就像一面镜子，它既是生物学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当代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另一方面，疫情的突发，需要学科的快速跟进和响应，人类学“慢工出细活”的生产过程，似乎限制了这门学科的价值。面对疫情，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其局限性，人类学者难以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进入现场，往往只能在“后疫情”时代开展补救式的调查。上述提及的有关疫情的人类学研究也多以评论性的文章为主，鲜见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 因而，传染病的人类学研究，既要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比如自我民族志、口述史、虚拟民族志等），也要求我们弥合文化和生物学各领域之间的鸿沟，重返整体的、多学科合作的立场。
六、结语 作为一篇反思性论文，本文的目的并非在于贬低同行（包括我自己）的既有努力，而是希望我们在肯定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能看到当前的困境和不足。只有我们自己对为之耕耘的学科有自知之明，才能对既有的成绩保持谦虚的心态，也才能心平气和地把其他学者的批评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我希望这些批评性的文字能引起同仁们的讨论，并聚集体之力来化解可能的难题，早日实现医学人类学的诉求和目标。 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队伍不大，但其活跃程度可能不亚于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当国家已经将健康作为重要的战略时，当普通人日益视健康为生活的主轴时，当越来越多的研究基金专门支持医学人类学和医学人文研究（比如北京玉润健康研究基金和广州泰和医学人文研究教育基金），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将他们学位论文的选题定位于医学人类学方向时，我们当然可以说，医学人类学大有可为、蓬勃发展。但我们也需要时刻反思，医学人类学能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学术同行们带来何种智识贡献？如果我们的研究仍囿于既有的框架而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缺乏深入的民族志调查而无法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学术前沿漠然视之，那么医学人类学的学术前景也会让人忧虑。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李建明 吴鹏 编辑助理：周艳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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