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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徐羡之等三人为了保全自己，让谢晦把守长江上游，将檀道济安置在广陵，使他们各自拥有强兵，足以胁制刘宋朝廷，而徐羡之、傅亮在朝中居高官、掌实权，可以维持长久的安定。所以，当听说檀道济领兵前来后，谢晦大为惶恐，束手无策。檀道济一到隐圻，立即与到彦之合兵一处，战舰沿岸停泊。谢晦一开始看战舰不多，不以为意，也没有马上发动进攻。到了晚上，东风骤起，官军的舰船帆篷满张，陆续抵达，前后相连，塞满江面。谢晦的军队立刻士气涣散，军无斗志。公元426年二月十九，官军挺进到洲尾，战舰列队渡江，谢晦的军队一触即溃，全军大败。谢晦在夜色掩护下投奔巴陵，然后回到江陵。除了到彦之和檀道济的水军，刘义隆还派雍州刺史刘粹从陆路率领步骑袭击江陵。刘粹刚到沙桥，谢晦的司马周超就率军一万多人迎战，刘粹大败，死伤士卒一半以上。不久，传来谢晦战败的消息，周超被迫回到江陵。谢晦逃回江陵后，没有做其他任何部署，只是惭愧地向周超道歉。当天晚上，大失所望的周超弃军而走，一个人乘舟前往到彦之的营地请降，其他部将也随即全部散尽。大势已去，谢晦携同谢遯等人共七骑北逃。谢遯身体肥壮，不能骑马，谢晦常常要停下来等候，导致行进速度非常慢。二月三十，谢晦一行逃到安陆延头，被当地守将光顺之俘虏，用囚车送到建康。谢晦逃走后，到彦之进抵马头，何承天投降，到彦之暂时主持荆州政务，以周超为参军。等到刘粹将沙桥之败上报，到彦之将周超逮捕。于是，刘义隆下令斩杀谢晦、谢皭、谢遯以及他们的子侄辈，同时被斩的还有谢晦的同党孔延秀、周超等人。行刑前，谢晦之女彭城王妃披散头发、光着双脚与父亲诀别，质问道：“大丈夫应战死沙场，为什么要做出叛逆之事辱没先人？”庾登之因在谢晦军中没有实权，免于被杀，只被免除官职监禁，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王玄谟等都得到赦免。周超因骁勇善战而被杀，庾登之却因怯战保全性命，他们的结局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如果选择错误，越努力的人就会输得越惨。谢晦败走时，左右亲信都抛弃他各自逃命，唯独延陵盖一人追随左右，刘义隆念其忠义，以延陵盖为镇军功曹督护。谢晦起兵时，曾连络北魏南蛮校尉王慧龙为外援。王慧龙率军一万人攻陷思陵戍，包围项城，等到听说谢晦战败，又退回北魏境内。益州刺史张裕也曾接受刘义隆的诏书去袭击江陵，但直到谢晦战败，他的军队才到达白帝城。当时，有很多人怀疑张裕怀有二心，刘义隆因为张邵的缘故，不予追究，只是派人接替他镇守益州。徐羡之、傅亮和谢晦三人先后被杀，宣告刘义隆彻底掌控了刘宋。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徐羡之事件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延续，标志着旁落百余年的皇权回到正轨。从此以后，门阀再也不能支配皇权。这一年，刘义隆只有十九岁，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清除对皇权的威胁，还没有引起大的动荡，足见他的政治手腕之高明。三月初二，刘义隆返回建康，立即征召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赏赐、礼遇优厚，用人理念和之前大异其趣。谢灵运和颜延之都是当时名士，风向标作用下，刘宋文风大盛。除了重用名士，刘义隆还喜欢与方外之人交往，僧人慧琳因擅长辩论，刘义隆常与他商讨国家大事，慧琳得以参与国家机要。于是，宾客们争先恐后地拥到慧琳的门庭，等侯召见的马车常有数十辆之多，各地送来的财物前后相接，每天的筵席就有七八桌。居家时，慧琳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外衣，在府中设立负责传达的通呈官和书佐，俨然宰相府。会稽人孔觊（音同既）曾去拜访慧琳，正遇宾客拥挤，两个人只能寒暄几句，不能多说别的话。孔觊忍不住感慨道：“如今连僧人都可以做宰相，可以说衣冠失所了！”慧琳虽只是个例，但也充分说明佛教已从北方流播至南方，影响力隐然超过了道家等本土宗教，深入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五月十七，刘义隆以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全都是一时之选。为深入了解民情，刘义隆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巡察各州、郡、县，考察官员政绩，访求民生疾苦，还命郡县上报当地行政得失。五月二十八，刘义隆亲自到延贤堂听取诉讼。自此以后，每年来三次，成为定制。当时，朝中没有固定的宰相，只要谁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国家机要大事交给谁办，谁就是事实上的宰相。通过这样的办法，刘义隆将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和给事中并为显官。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担任侍中职务，全都风采卓然，精明干练，荣显一时。刘义隆曾在合殿设宴款待他们四人，筵席散后，刘义隆目送他们良久，忍不住叹息道：“这四位是一时俊杰，一起作为朕的喉舌，恐怕后世很难再出现了。”黄门侍郎谢弘微也深得刘义隆的重用，与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等号称五臣。谢弘微出身陈郡谢氏，是谢琰的侄孙。他一向端重严谨，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说话，在仆役奴婢面前从不随便说笑，因此不论尊卑大小，都像对待神明一样恭敬他。刘义隆打算封王昙首、王华等人爵位，摸着御座道：“如果不是你们兄弟俩，朕今天就坐不上这个宝座。”并拿出封爵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坚决辞让道：“近来发生的事，全赖陛下英明决断，使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臣等怎可因为国家的灾难，而自己得到好处呢？”刘义隆这才作罢。左仆射王敬弘是王廙的曾孙，原名王裕之，因避讳以字行。他性情恬然，甘于淡泊，朝廷内外享有盛誉，但在签署文稿时从不事先审阅。有一次，王敬弘随同刘义隆听取诉讼，刘义隆就一件有疑问的案件询问王敬弘，王敬弘回答不出。刘义隆脸色大变，问左右侍臣道：“你们为什么不把案卷副本送给王仆射？”王敬弘坦然道：“臣已看到了案卷的副本，可是看不懂。”刘义隆非常不满，虽然仍对他礼敬有加，却不再与他讨论国家大事。由此可以看出，刘义隆虽然尊重名士，但在具体任用上还是很有分寸的，没有真本事的名士难以得到重用。八月，刘义隆下诏，派殿中将军吉恒出使北魏，继续维持友好。九月，左光禄大夫范泰上疏道：“女子有三从大义，而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现在，谢晦家的妇女仍被羁押在尚方作坊里做苦工，敬请陛下留意。”意在为她们求情。于是，刘义隆下诏赦免了她们。公元427年二月，刘义隆前往丹徒的京陵祭拜父亲刘裕。刘裕富贵后，将他幼年贫穷微贱时所用的耕田农具收藏起来，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要忘记创业之艰辛。看到那些耕具后，刘义隆深感惭愧。侍臣中有人进言道：“当年大舜亲自在历山耕田种地，大禹也曾亲自治理水土。陛下不看到这些遗物，怎能知道先帝崇高的仁德和耕种的艰难呢？”有感于父亲创业的艰难，刘义隆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生产。是年三月和五月，尚书左仆射郑鲜之和中护军王华先后去世，司徒王弘和王昙首兄弟在朝中一家独大。然而，王弘毕竟参与了废黜刘义符的政变，政治上有污点，不仅他自己心怀忐忑，一些有识之士也在纷纷劝他隐退。公元428年正月，左光禄大夫范泰对王弘道：“国家大事，责任很重，权要之位，难以久居。你们兄弟的权力和地位，已经达到顶峰，应该谦虚谨慎。彭城王是主上最年长的弟弟，应该征召他回朝，共同参与处理朝廷。”王弘接受了他的劝告。时值刘宋境内遭受严重的旱灾，瘟疫流行，王弘上疏引咎自责，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刘义隆没有批准。五月，平陆令成粲也劝王弘退位。于是，王弘一再上疏，坚决请辞。公元429年正月，王弘再度上疏，请求辞去兼任的扬州刺史和录尚书事等职，并建议由刘义康接任。刘义隆只是下诏褒奖，没有批准。谢晦被平定后，刘义康代替他担任荆州刺史，坐镇江陵，他生性聪明，详察下情，将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朝野赞誉。正月二十，刘义隆下诏以刘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和王弘共同辅政。这时，王弘已经体弱多病，又下定决心远离权势，因此事事推给刘义康处理，刘义康开始独揽大权，总管内外事务。王弘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他的主动引退标志着东晋的世家大族逐渐淡出权力核心，宗室重新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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