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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纪委网站上曾推文介绍安徽东至周氏家风——十九世纪初，偏安一隅的周家因走出了一位书生周馥，“携”子孙后辈周学熙、周叔弢、周一良等，不仅让周家蓬勃而兴，更是形成了晚清至今的庞大的文商并举的大家族。最初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一直到干国重臣，周馥及其子孙的“立足点”，恰恰选择了天津，这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前沿地。 今年是周馥180周年诞辰，周馥在天津的足迹“惠及后世良多”。而其身后子孙从商从文，数代皆出大家学者，也留下了诸多传奇。 治水惠及京津 创武备学堂育才 过去有人评价周馥没有“功名出身”，是“昔日一科房,今日督部堂。恩主李鸿章，亲家袁世凯。”谬也。北京大学周氏研究者孟繁之介绍，李鸿章对周馥确有知遇之恩，以周馥为幕僚，但周馥也以军功开始，凭才能一步步官至总督之衔，而所谓周馥和袁世凯有“姻亲”关系，但不能就此断为“依附”。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周启乾是周馥的第五代孙，他介绍，先祖周馥是晚清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重要成员，辅李鸿章长达38年：“先后会办海防支应局，署永定河道，任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等职，协助李治理水患，对外交涉，经理北洋军务，创办新式学堂，又会办天津机器局，襄办电报局和修筑铁路，推进天津城市建设，是李鸿章在封建社会末期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李鸿章曾向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1871年，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致函周馥北上，而此时，周馥因随李鸿章淮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军功，在南京“留任”。孟繁之曾协助周馥曾孙、中国社科院地质研究所物理学家周景良系统整理过周馥年谱，他介绍，李鸿章招周馥入津本想筹划西沽筑城事宜，然而，周馥到津，第一件事是治水。
周馥（左）和李鸿章 1871年，永定河决堤，京津一带几成泽国。李鸿章令周馥会同河道、知府等官员督办。“虽大风雨，奔踔泥淖不稍休。”周馥跑遍了天津海河的上河所有河道；两年后，周馥又以天津大沽海口为起点，“入山东利津口溯河而上”考察；转年，督办南北运河与金钟河工程。之前，天津北运河、武清东乡村庄曾连年饱受大水之苦，周馥在潮白河抢险，后挑挖引河修筑护堤，将水患概率降低。此后几年间，周馥还在兴济到新城之间开挖两条人工减河，建造桥闸三十余座，使小站地区成为鱼米之乡。治水有功，周馥也被赏头品顶戴。 周景良谈道，先祖去世后，黎元洪曾撰挽联：“迟暮师生，情真语挚……”此时，如段祺瑞、陈光远、齐燮元等都以学生自居，原因是周馥曾负责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除了没有上舰指挥，其他的事情他都做过了。”孟繁之说，李鸿章一系列北洋建设，都有周馥直接参与，其中就包括北洋海防建设，“这也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候最中心的建树，核心项目就是配置军舰、建设军港炮台和培训海军军官，然后衍生到军事学校、铁路、电报、医院等。”其中不少设施也成了惠及百姓的“军转民”项目。周馥在天津，除了担任海防支应局经理，负责各项开支外，还负责过1880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事宜，而影响后世较大的事情，还有于1885年创办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校址选择在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东机器局旁，北洋武备学堂地址在今大光明桥附近，这都是李鸿章等想实现军事近代化的努力。尽管当时周馥已任津海关道，但李鸿章的创办武备学堂的奏折仍是由周代拟，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吴佩孚等这些后来赫赫有名的近代人物都出于此。 1881年到1888年，周馥在天津任津海关道。这个职位是类似北洋大臣的秘书长，但周馥实际上还负责外交、市政建设等。1883年，创建天津市政工程局，专办修路、浚沟等事，此前一年“时议收捐，修天津城东至租界官路”，这是中国人在天津修的第一条马路；1886年，本拟建立集贤书院和博文书院，前者是传统书院，后者则是学习“洋文”，后遇种种事故未能开办，直到1895年才由北洋大学堂拟重开；1884年，会办电报局，创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路……这些都是周馥任上所督办的各种事宜，不少都是惠及百姓的“实事”。而其后来出任直隶按察使时，以雪冤狱、恤累囚为务，还改订“保甲分段章程”，使直隶境内的人命案件侦破率达百分之九十，盗窃案件侦破率达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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