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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上午，在天津武备学堂的操场上，一只氢气球飞向天空。制造氢气球的人叫华衡芳（1833-1902），无锡人，是一位科学家，曾与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共译代数、三角、微积分等数学著作，自著《行素轩算稿》《算法须知》《西算出街》。他和徐寿将水晶印章磨成三棱镜作白光的分色实验，还测试过枪弹弹道的抛物线。 1865年，曾国藩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调华衡芳、徐寿前往“建筑工厂，安置机器”，华衡芳与同僚试制成功了25吨重、时速20余里的蒸汽机轮船。54岁那年，华衡芳应邀到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任教习，工作了5年。 武备学堂准备仿制中法战争时所用的行军瞭望气球供学员演试。德国教习不信中国人能仿制出来，华衡芳暗下决心，没过多久便仿制出直径五尺的氢气球，试飞一举成功。这是在天津上空第一次有飞行器飞过。
（北洋武备学堂） 1918年，北洋政府交通部筹办成立民用航空管理机构——航空事宜处。第二年，交通部从英国购买的六架24座大飞机和两架14座小飞机飞抵北京，准备用于筹办中的京津、京沪、京汉和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之间的民用航线。 1920年4月22日，京沪线京津段试航。英国飞行员驾驶一架由亨得利·佩治式轰炸机改制的0—004型14座客机，从北京首飞天津。5月7日，京津航线正式开航，上午10点，英国空军飞行员卡蒲蒂·马堪尼上尉驾驶飞机，载着英国驻京公使艾斯敦和三名中国交通部的代表，顺便携带了一批邮政信件，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飞往天津英租界的英国兵营操场。
（亨得利·佩治式轰炸机） 这是中国第一次民用航线飞行，敢于登机的乘客，都是勇士。当时从北京飞到天津用了50分钟，这个速度，基本上相当于现在乘动车往返京津的时间。当天下午，英国人又邀请了20名胆儿大的天津人，分两次登上飞机，在天津上空环绕飞行两次。时至黄昏，飞机又从天津飞回北京，机上携带了驻天津的英军和侨民寄往北京的信件与邮包。 首飞成功后，航空事宜处改名为航空署，署长丁锦与邮政总办铁士兰举行会谈，商议航空邮运办法，签订航空邮运合同。航空署发表声明：京沪航线开通，是中国组织的首次航空邮运。航空署发行了中国第一套航空邮票共五枚，规定每封信必须贴航空票0.15元，另加贴普通邮票3分，否则作欠资论处。还发行了航空明信片，明信片上印有从空中鸟瞰北京天坛的图案和文字。遗憾的是，这条航线太短命了。十天后，由于设备故障、经费困难等原因，停飞了。
（京津首航现场） 1928年，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航空处处长张惠长效仿美国飞行家林白用36小时飞完自纽约至巴黎3600英里航程的做法，率两名中国飞行员驾驶美式飞机“广州号”环飞全中国，经汉口、南京、北平、沈阳，于12月1日飞抵天津。 飞机降落点在东局子兵营大道旁的田野上。田野上竖着一根竹竿，竹竿顶端拴着用红白两色布料缝制的口袋，被风吹得鼓鼓的，飘舞在半空中作为标识。早上8点，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师长李生达来到兵营，准备迎接张惠长。不久，一架白色的小型双翼飞机飞临天津上空，降落后，张惠长走下飞机与傅作义等人握手寒暄，随即乘车到六国饭店休息。这次长途飞行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航空救国”热潮。
（张惠长）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部分租借给泛美航空公司的位于东局子的天津机场被日本人控制，改为军用机场，停放了40多架日军飞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主力都在北平一带，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只有三个大队外加五个直属小队。某日，从上海飞来的航班刚刚在天津机场降落，就被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军官冲着不懂日语的美国驾驶员大喊大叫，对乘客推推搡搡，威胁要逮捕他们，理由是他们“正要为天皇的飞机拍照”。所幸，航班上正好有一名会讲日语的美国记者，他警告日本人不要对西方人无礼，日本人才不情愿地撤走。但是，日军最终还是控制了东局子机场。为巩固其在华统治，日军又在天津张贵庄东北、朱家庄以南的大洼扩建了军用机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张贵庄机场被国民政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接管，改为民用机场。（文：何玉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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