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底什么是出路？出路在哪里？穷人还有出路吗？ 这部纪录片给出了答案。 “在中国，你必须得上大学，因为人们告诉你：必须得这么做。而当你真的去上大学了，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这句话是BBC纪录片高级编辑尼克·弗雷泽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讲的。讲台下坐着的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丹麦王储妃、赞比亚商业部长、中国的外交官员…… 弗雷泽背后的两块大屏幕上，是一个用着同样激动的语气说话的中国面孔，他叫王振祥，湖北一家民办自考学院（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招生老师。   该学校的模式就是把学生弄来，交了钱，再把他们弄走。荧幕上，他正在向来参加“招生会讲座”的家长慷慨陈词：“读书，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最好出路。至少在中国，这肯定是的。” 其实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些话只是用来骗骗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学校就是一个公司，招来的老师都是挂个名，上课就是台上台下一起混，甚至给他们展示的学校环境以及承诺的毕业找工作也都是忽悠人。 而这些家长，也就是王老师的宣讲对象们，大都来自贫困落后的农村，他们文化水平低，信息闭塞。王老师在镜头前笑着说：“城里的小孩不上当啊。”  一年一万二的学费，对他们来说是个大数目，但他们认为上这个学校读了书就会有出路，至少有希望。 刚大学毕业的万超读的是武汉大学珞珈学院，这学校跟武汉大学没什么关系，只是挂名。挂了个好名，学费自然不低。   全片都在讲万超毕业后找工作的困境、迷茫，好不容易成功找到一份清算员的工作，只因为excel技术不够强被开除。 万超的最低薪资要求是1500，没达到这个数他觉得不能体现他的价值。他觉得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自己上的学校不是211、985？  在武汉这个城市，生存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事。他家庭条件还过得去，但羞耻于一直问父母拿钱，而毕业后面临的经济压力巨大，尤其是房租。 万超最后离开了自己租住的公寓，去跟两个朋友合租，因为这样比较省钱。 来自搬砖家庭的女生王盼，父母在砖厂打工，母亲右臂残疾，两人靠每天搬砖的微薄收入供女儿读书，每车5000或6000块砖，一上午要搬3车，能赚34块钱。  当高考成绩公布，王盼得知自己考了388分，连三本分数线都不到，她哭了。回家后，母亲得知女儿考了388分”，掩饰住自己的生气和失望，只是笑着安慰王盼“你只是没发挥好”。  母亲不希望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靠出卖体力维持温饱，只有读书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一家人商量了很久，最终咬牙选择了一所民办高校——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的工程造价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父母必须得借钱，请客做酒也是为了凑点学费。一年学费2万，三年下来就是6万。 他们单纯认为，读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 王盼母亲是个好妈妈，可以说是全片最令人触动的一位。她手有残疾，还要干苦力活谋生，还要做家务；她靠不了老公，让老公只管吃饭做事就行；她关心女儿，为女儿学费去摆酒筹钱。 片中还有很多细节也深深感受到她对女儿纯真的爱。王盼妈妈，母亲节快乐！ 王盼妈妈最后对着镜头用方言唱道： 一岁半犯了煞星 猪儿咬人就真残忍 十个指头就留下一根 看到别人把学门进 我看了心中是羡慕得很 也想背上书包上学门 妈妈哪听完是眼泪直滚 说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怎么连个事情也看不清 你连一只铅笔都拿不稳 如何可以去读书文 不管有多么痛心，有多么不忍心，很多人的“出路”最后变成了绝路，这就是现实。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似乎自古以来都成了追求功利的东西。在穷人家庭看来，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你考上名牌或许是真的“功成名就”，但又有多少人能考上呢？毕业之后呢？ 看完这部纪录片，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可能答案就是像那位网友热评说的一样：家贫学习差的“出路”就是——没有出路，其实投胎才是真正的技术活。 前不久有个挺火的段子，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出租车师傅载着两个清华的大学生，一路上几个大学生在讨论毕业后要留在北京工作赚钱买房还有北京的房价这么高怎么买得起房子。出租车师傅说，我是北京本地人，家里面三四套房子，你们是要过我这样的生活吗？ 如果读书变成了功利性很强的一件事，教育变成了一项产业，上大学只为了一个学历，那么对穷人家庭来说，这大概率不是条好的出路。 出路，这样的出身只会难有好路。
“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2010年6月25日，湖北高考分数发放。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28岁的王振祥已经来到赤壁市，从周边城市与县镇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办“讲座”，进行“招生”。 他带着“死任务”：每场讲座下来，至少要有三个学生去注册，交100元的“注册费”。 “严格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学校。我们就是把学生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王振祥对着镜头说。 2007年，王振祥入职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最初学校和他的约定是，他做平面设计老师。一年之后，弘博要求他以及其他老师“下放”到各个市镇去“进行讲座”，“支援市场”。 “否则就要自动离职，他们拿这个要挟我们。”王振祥告诉记者。 正在不堪忍受之时，王振祥认识了26岁的摄影师程春霖，他主动提出：“我这里有个很好的题材，你可以拍这个。” 弘博软件学院本身是弘博集团之下的一个教育品牌，教授平面设计等课程。在越来越热的职业教育以及自考学院琳琅满目的大气候下，它摇身一变，也成为一个“学院”。学院主要的招生对象是农村出身、考不上一本二本的孩子。 在王振祥眼里，农村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对好骗：“教育产业化这么多年，基本上来说，所有的优势都集中在城市里面。农村的小孩进不了大学，他们只能选择我们这种：对你的分数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最终又会发给你一个文凭的商业性质的学院。” 程春霖把王振祥的故事告诉了纪录片导演陈为军。2003年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描述中国河南农村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获英国国家纪录片奖等四项大奖；2007年他的《请投我一票》获奥斯卡提名。 《请投我一票》跟拍了一个小学班级里三个孩子竞选班长的故事。项目起源于STEPS的纪录片计划“为什么民主”。正当陈为军和程春霖开始投入拍摄王振祥和“弘博”的时候，STEPS的南非开普敦的制片人唐·艾德金斯(Don Edkins)找到陈为军，这次的新项目主题是“为什么贫穷”。 陈为军觉得他的新项目和“为什么贫穷”这个主题“天然契合”：“如果一个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却还是不能改变命运，依然贫穷，那么这样的群体是否就该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我们所处的系统出了问题？”
“十个手指只留了一个哪”“我那个时候，大学里有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学生比例，照这个比例，农村的孩子都能进入'211’，进入'985’，”陈为军对记者说，“但现在，农村孩子很难进入好大学。原因就在于教育的不公平。农村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越来越差，稍有不错的老师，会迅速被挖到城里的中学去。一个山区里三四百个学生，考到一本的可能只有三四个。” 王振祥每天的工作是，到达一个村镇，下到高中，开一间教室，做一场演讲。用投影仪放漂亮的照片：整齐的授课教室，极具现代化的商业报告厅，颇有气势的阅览室。 然后他抑扬顿挫如朗诵般，向满教室表情茫然的家长说：“书，是甜蜜的。知识，是甜蜜的。只有读书，我们才能收获体面的工作，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什么阅览室啊，项目实验室啊，商业报告厅啊，学习室啊，没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全部是百度上找的图片。”做完演讲回家，王振祥脱下衬衫领带，换上T恤，一脸疲惫。 2010年6月下旬，程春霖在一次弘博的“讲座”上遇到了来自赤壁市车埠镇的王盼母女。王盼刚刚高考结束，只拿了388分。上一本没可能，上三本上专科则需要大笔学费。弘博的学费是每年12500元。 王盼的母亲戴任珍天生手指残缺，但性格非常爽朗。戴任珍站在教室外面对王振祥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家庭：王盼一直在镇上念书，没有去过城市。王盼的爸爸先天有些痴呆，夫妻二人在车埠镇的砖厂搬砖为生，搬一块砖赚5厘钱。在老家村子里，还有快要一百岁的爷爷和奶奶，他们这辈子没见过电视机。 然后她说起自己的女儿多么想要念书。“初中的时候老师问她，你为什么要上学呢？她说：我上学是为了脱贫。”说到这里，她笑了。 在她眼里，王振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师”。王振祥勉强应和着，好不容易熬到了结束，回到自己的旅馆，立刻换了身衣服坐大巴走人。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说，“变回人类了”。 在程春霖看来，王盼一家是“一个非常极致的家庭”，非抓住不可。 在检查完所有程春霖的证件之后，戴任珍终于认定这是一个“比较成熟，也比较可信的孩子”，答应了他的拍摄请求。 2010年的8月和9月，程春霖在车埠镇，和王盼一家人同吃同住。 陈为军也多次来到车埠镇，和王盼母女“聊生活，聊想法，聊希望”：“这些孩子的家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机会跳出农村，是因为没有在高考这条路上取胜。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进大学。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除了一本二本之外还有大量的三本大专。他们不知道这种'大学’和他们当年的大学是不一样的。三本的学费，四年下来估计是七八万，他们肯定没有这笔钱，但是他们会尽其所能把孩子推进去，希望孩子能改变命运。” 陈为军发现戴任珍除了在砖厂做工，还有一份“兼职”：帮乡亲哭灵唱夜歌。这种古老而传统的鼓盆而歌的方式，需要哭灵人结合死者的生前故事，用押韵的方式去歌唱。 陈为军请求戴任珍：你唱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能不能唱一段自己的故事？ 思考片刻，她对着摄像机唱道：“十个手指只留了一个哪。看到别人都把学上，我的心里都羡慕得很哪。也想背个书包上学哪。妈妈哪，听完是眼泪滚哪。”
输在Excel上花了那100元注册费之后，王盼最终没有进入弘博，不是因为识破了弘博的“骗局”，而是家里每年确实拿不出12500元。王振祥曾经跟弘博的人提议，把那100元退给王盼，但他最终也不知道这100元到底有没有退。 王盼去了另一家大专院校学工程设计，学费一年6000元，她申请到了助学贷款。 “如果我不读书，我不知道以后我还能做什么。至少现在，我觉得我很好。”她对记者说，“至于助学贷款，以后工作了，我哪怕一个月赚一千，慢慢还，一定能还清。” 陈为军是在2011年3月，武汉各大校园招聘会上找到万超的。这个圆头圆脑的男生就读于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一所三本大学。 在人才市场上，万超一次次坐下来介绍自己，紫色衬衫被汗水浸湿。他央求招聘人员不要把自己的简历放在最下面，并表示什么都愿意做。 “我只是想要在武汉生活下去。”面试的时候，万超这样回答。 “我要工作。为什么他们不要我？我不是211、985。一定是这样。”好不容易有一家清算公司打算录用他：考核期10天，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每月1500元。 万超对着程春霖算了一笔账：一个月租房500元，中午伙食费337.5元，话费100元，加起来就是937.5元，工资几乎消耗光。然而那家清算公司在十天之内就把他辞退了，理由是万超的Excel用得不熟练。 在和同班同学的散伙聚会中，万超在KTV昏暗的灯光下喝多了，蹲在地上大哭。房子已经租了，借了朋友和父母的钱，但是工作还没有任何着落。 说服他接受拍摄的人是程春霖。程春霖告诉他，虽然自己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但拍纪录片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作为同龄人，他能为梦想不放弃。”万超告诉记者，他接受拍摄，是觉得这算是一件支持程春霖的事。“年轻人做事很难的，特别是没有资历和背景的话。” 万超的家庭并没有那么困难，他只是耻于向父亲借钱。一次次面试，从希望到失望，他忽而兴奋过度，忽而愁得一晚上都睡不好。 有时他也怨恨陈为军和程春霖的摄像机，它跟着他去找工作，进入公司的面试间、办公室，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对工作的态度是儿戏。 为了节省房租，他搬去朋友家住。经过一整个夏天的寻寻觅觅，他在远离武汉市中心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财务类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期待的。”万超告诉记者，“但是找工作越找到后来，自己会有一个越来越简单的想法。就是起码在你生存的城市，你能活下来。”
“什么叫中国梦呢？”王振祥早就不想干了。弘博软件教育学院往老师身上压招生任务，他忍无可忍。“宁可学校把我裁掉，我也不想做了。要不是为了拍这部片子……”王振祥对记者说。 2010年高考季过去，关于他的拍摄结束，王振祥立刻辞了工作。现在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市场宣传。弘博软件教育学院换了一个名称后仍在运行，收入比以往更好。 陈为军把这部纪录片命名为“出路”。 “任何一部纪录片都不可能像万能钥匙。如果身处贫穷，或者身处底层的人看了我的片子，他会突然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我身处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继而他举手要求发言、要求改变，这就是解决贫穷的一条道路。” 艾德金斯主动请缨做陈为军的制片人。陈为军和程春霖想把更多笔墨落在王盼和万超身上，而艾德金斯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王振祥身上。 “只有老师最能讲述'体制’(System)和'政治’(policy)问题。我们必须向全世界的观众讲述背后的故事，切中要害。”艾德金斯对记者解释，“你在中国，当然很能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语境和背景。但是你要是不在中国，就很难理解。” 最后的剪辑方案是：以老师王振祥为主线，学生王盼和万超作为两条贯穿的线索，一个高考失败，进入了貌似梦想天堂的专科院校，一个则从梦想天堂的大学中走出来，进入残酷的社会。 陈为军给《出路》想好的英文片名叫“Chinese Dream(中国梦)”。然而弗雷森和迈耶一致投了反对票。“什么叫中国梦呢？”迈耶说。 最后的英文片名单刀直入：Education，Education(教育，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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