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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分家”后，黄火青因反对南下被撤职，还差点送了命。经历三过雪山草地，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黄火青又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西路军征程。在此期间，他再次见证了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家”一事上的重大分歧，以及这一分歧在西路军的延续。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应当说，在反对南下的干部中，黄火青算是幸运的。不少干部因反对南下，后来甚至被抓了起来。一次行军途中休息时，黄火青看到原任红32军宣传部长的王透被五花大绑地押着从面前走过。后来在西路军期间，王透作为“闲杂人员”，在甘州被赶出部队，去做地方工作，之后再无音信。直到1936年7月，即被撤职10个月后，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决定联合北上，才给黄火青安排工作，任命他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主要职责是做敌军工作。听上去官职不小，但实际上只是“挂了起来”，因为当时红军在长征途中，并没有多少敌军工作可做。“草地分家”后，张氏办了一个《干部必读》刊物，内容都是他组织的言论和文章。黄火青收集了代表性人物的言论或文章刊物10多本，准备“有朝一日批判张氏时用得着”。第三次过草地之前，黄火青在轻装时，把很多东西都丢了，却没舍得丢掉这些刊物。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会师后，有一天，黄火青在朱总司令住处见到老搭档、率部迎接红四方面军的红1师师长陈赓。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当着朱总司令的面，陈赓对黄火青说：“跟我一起走吧！”黄火青当时想，红一、四方面军都会师了，这个时候再跑回红一方面军去，肯定会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就没有听陈赓的。多年以后，这事让黄火青一直深感遗憾：如果当时带上红9军团受排挤的干部跟陈赓走，还可以多保存一批干部。1936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5、红9、红30军等部，在甘肃靖远虎豹口渡河西进，组成西路军。黄火青作为方面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也随军渡过了黄河。随军西进河西走廊期间，黄火青只是跟着部队行军，既没有工作可做，也看不到文件电报，无所事事，一直到兵败祁连山。1937年3月13日傍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徐、陈离队回延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剩余人员分散游击。当时西路军只剩下3200多人，编为3个支队，张荣（毕占云）和王树声各率1个支队，李先念等工委成员另率1个支队，即左支队。黄火青随左支队行动。第二天（14日）的行军途中休息时，原属红一方面军的曾日三（红9军政治部主任）、刘瑞龙（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和黄火青等人商量，认为“搞个工作委员会也不征求我们意见”。于是几个人一起去找西路军工委，质问“工委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不讨论一下、下一步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工委成员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李特、黄超等人反而大骂，质问“为什么不让红4、红31军过河来”？认为西路军之败是延安的责任。结果双方大吵一通，不欢而散。此事争吵的次日，西路军工委开会，决定从左支队中分出1个连，另组1个小队，由曾日三和黄火青分别担任队长和政委，单独行动。刘瑞龙、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孙玉清（红 9军军长）等干部这个小队行动。可第二天一早，李卓然找到黄火青，要他还是跟左支队一起走。原因是他身上有甘肃地图，并且他有搞行军路线调查的特长。这对左支队走出祁连山极为有益。黄火青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他随即去找曾日三商量，意思还是和左支队合并一起走。但曾日三坚决不干，说“不愿在他们那里受气”。（三）黄火青批评张氏，招来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一致批评后来，曾日三率领的那个小队被打散，他和孙玉清等大部牺牲，刘瑞龙等极少数人辗转回到延安，张琴秋被俘（1937年10月被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假如曾日三等人随左支队一起行动，生还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当时西路军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并且极为困难，更需要团结一致。但内部不团结，导致了这些悲剧。长征途中，曾日三是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草地分家”后，因坚决反对南下，他被调离红5军团，到红四方面军序列的红9军任政治部主任。这期间肯定没少受气。在左支队随后的行动中，黄火青率1个侦察小队，一直担负探路任务。应当说，左支队能够最终赶出祁连山，黄火青做出了重大贡献。左支队走到一个叫野马泉的地方，西路军工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组织观念问题。起因是李特（西路军参谋长）的警卫员逃跑时，把他的马骑跑了。李特要调程世才（红30军军长）的马，可程不干。李特认为程不讲组织原则。李特是张氏的得力和心腹干将之一，“草地分家”时曾和彭德怀对骂。开会时，李特大讲组织原则，其他人都不说话。估计是憋了一肚子气，平时看不惯李特的作派，黄火青便借题说：“要批评没有组织观念，首先要批评张的南下政策，在组织上、军事上都是错误的。”其实，黄火青心里清楚，此时左支队需要他探路，不敢杀他，借机“放一炮”出出气，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可他的话一出，立即招来原属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一致和激烈批评，说“南下是正确的”。见此，李卓然出来圆场说：“黄火青有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样，对黄火青的指责和批评才算平息，但会也开不下去了。由此可见，对于“草地分家”一事，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干部之间有着很强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两军会师而消除。不仅延续到西路军中，在延安甚至发生许世友等“拖枪逃跑”事件。后来“批张”中，把张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干部严格分开，才最终解决了这个对立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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