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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出自《纵囚论》，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悖逆人情来钓取名誉；这里的“人情”指人之常情，是约定成俗的世人物事的评判标准，而非因人而异的个人感情和心情。欧阳修批判唐太宗纵囚行为不合人情，一是唐太宗纵囚行为有悖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二是“死囚三百自归狱”有悖于常人对死囚的认识，由此看来，唐太宗纵囚事件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但以心理学的“确定效应”来分析，在皇帝掌握生杀大权和死囚无处可逃的前提下，唐太宗认为死囚一定会按期归狱，死囚也认为只有按期归狱这一种选择才是确定的而不去尝试其他或许还是更好的可能性，因此，唐太宗敢于纵囚和三百死囚不得不自归而无后者，唐太宗纵囚事件又有几分真实性。纵使历史上真有唐太宗纵囚事件，终因其不合人情而不常见——这是历史的批判；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本于人情”。 2）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出自《朋党论》，原句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与同道之人结为朋友，小人与同利之人结为朋友；这是一个择友标准或择友观问题。欧阳修以人的求“道”逐“利”的方法是否相同作为择友标准，同者为朋，“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利不同不相为营，实际上是一种“合己为朋”的择友观，同时也将求道之人视为“君子”而逐利之人则为“小人”；这是一种世之常情，却不符合现代社会和政党的发展，世上求道逐利之法万千，人分三六九等，朋亦三教九流，君子、小人及其友圈（包括朋、党、会、社）必将五花八门和纷乱如麻，这势必导致朋党纷争和社会失范失序。由此看来，择友标准似以追求之目标为宜，求道者以道为朋，逐利者以利为朋，以期结成“和而不同”的跨界友圈。择友标准不同使得人及其友圈的格局不同，大学年代曾听一日本学者讲“中国搞社会，日本搞会社”，意思是讲中国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日本追求重利的结社兴商，“社会”者以“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为标准，“会社”者以“共利兴社”“互利共赢”为标准，“社会”与“会社”的格局自然不同。 无利故淡，道合故亲。“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第二》） 3）穷而后工 出自《<梅圣俞诗集>序》，穷困和不得志后才能写出传世佳作，这是欧阳修总结出来的千古不易的文学创作理论。正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又《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穷而后工实例不胜枚举；但“穷而后工”实则是因穷困和不得志激发出的得道快感，是对欧阳修“先道后文”说的写照，对此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讲得很很明白：“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静思，与其所感激发愤，唯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穷而后工留给世人佳作，是否也让世人觉得让有志者穷困和不得志是一种爱护和必然呢，真不知自古以来有几人思量过“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换得传世佳作孰得孰失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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