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是最早见到的毛泽东著作汇编本。此后出版的同类性质的汇编作品，还有《毛泽东言论选集》（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3月出版）、《毛主席三大名著》（中共晋绥分局，1943年10月出版）等等。而作为毛泽东著作集大成之作的《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至1948年间的四五年时间里，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广泛编印，无论是版本种类，还是印刷数量，都十分可观，有些版本的起印数，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0000册。见下表。
各根据地解放区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一览表
细心的读者也许注意到，这26种《毛泽东选集》版本，都是在延安之外的地区编辑出版的。按说，在毛泽东本人长期的居住地和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原本有近水楼台之便，为什么反而没有编印《毛泽东选集》呢？是延安出版印刷条件不足，还是因为出于其他政治因素的考虑？抑或地方在表达对最高领袖的敬意上往往比中央要更加积极主动？由于史料无征，不便悬测。
1944年5月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卷三）》封面及版权页
单就印刷条件来说，1944年5月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是由曾经印刷精美的《晋察冀画报》的晋察冀边区出版，也许并不觉得奇怪。尽管当时流行在晋察冀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普遍的图书外观样式，基本上是那种体轻形薄、印装粗简的小册子。战争时期边区艰苦的物质和技术生产条件，造成了当时绝大多数印刷品不得不因陋就简。而《毛泽东选集》之特殊，则是它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必须在印装上给予特别性的对待。
这是因为，一本书的装帧形式和物质材料特征，虽在文本的范围之外，然而，它却以一种无言的方式，预设着编印者对该书籍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定位。这种散发出来的信号，必然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期待。换句话说，文本的物质形式，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构建。正如法国书籍史学家罗杰·夏蒂埃所说的那样：“形式产生意义，当借以呈现内容以供解释的物质形式发生变化时，即使一个固定的文本也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本质” 。另一个书籍史专家杰罗姆·麦克盖恩对此有更为清晰的表达，他说：“读者解释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物质对象——书籍；文本的文字会使用一种特别的字体和字号，用一种特别的纸印刷，存在于一本特别的书中，在特别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实体书籍的这些特殊性也影响和限制了可能的意义和范围”。《毛泽东选集》正是这样一本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看起来尤其显得特别的书籍。
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的卓尔不凡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晋察冀边区出版物中少见的大部头图书，也是边区第一次采用精装印刷，第一次采用锁线技术装订的巨著。书籍封面为布面烫金，题名“毛泽东选集”以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排列；正文页前冠以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照片占用了一整页的篇幅，以铜版精印而成；纸张所用的上好凸版纸，以及锁线所用的红绿线以及红蓝绸子，都是党组织派人深入到敌占区，越过层层关卡购进来的。如此不避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印出来显得十分考究的《毛泽东选集》，其功能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阅读层面的学习需要，它同样以某种不言自明的方式，使其带上了某种政治价值上的指涉，具有象征和符号的意义。
1948年5月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1-6卷）》书脊及扉页
如此在印装上极尽考究其能事的《毛泽东选集》，远不止晋察冀版这一部。1947年秋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主持编辑、东北书店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可谓是专门量身定造出来的出版极品：所用纸张专门由石岘造纸厂研制生产，纸张规格为与二十五开相似的大三十二开，十分结实；所用铅字要求印刷厂专门另铸新字，以保证其笔画完整无缺，字体清晰明爽；正文前铜版纸印的毛主席像专门为之加装了一个硬卡，毛主席像就贴在这个压了暗线框的硬卡上，像前的一页玻璃纸也是专门加盖的；毛主席像选了两张，一张是半身形象，一张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上作报告形象；书的扉页前专门设计了环衬，环衬上部印有“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红字；专门刻制了钢印，以使封面和书脊的毛主席侧面像和烫金字有压出的凸凹效果；多数封面采用布面精装，极少数封面甚至采用了羊皮精装。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上下两册版《毛泽东选集》，是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收录毛泽东文章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版。在装帧上分为紫红和深蓝色两种布面精装，封面烫金印有“毛泽东选集”5个字，中间镌刻毛泽东侧面头像钢印，印刷用的纸张和烫金用的金叶都是从国统区买来的 。
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版《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封面
史料显示，各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由当地最高党委直接负责编选，所选文章目录要报送中央审查后才能最终定夺。选目上既慎重将事，校对上更是一丝不苟。晋察冀版先后进行了四次认真校对，还聘请专家校勘。东北书店版的校样更是经过了七次校对。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初校、二校、三校，指定专人负责同时又定期调换，废稿样每隔几天烧毁，整个校对的过程严格保密。
总的说来，高水平、高标准是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一致性的要求和共同性的目标。他们不约而同，在印装的档次上极尽所能，既精致豪华，又端庄大方，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出版物；在编校的态度上慎重其事，精益求精，政治方面严格把关，文字方面消灭差错。应该说，这一切行为背后的非常动力，是源自于编印者内心深处对领袖及其思想的崇敬与钦服。他们通过他们的出版作为——在材料物质和价值判断之间建立起匹配，在书籍形式和文本内容之间建立起互文，把这种内在的情感和价值体认，外化到《毛泽东选集》这个实体书籍之中，以无声而又直观的方式，向每一个接近这本巨著的读者，作了有效的表达和放送。
责任编辑：龙亚莉
作者简介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现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近现代出版史、阅读史与阅读理论。发表论文百余篇，少量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要著作有《中国出版史》《民国出版史》《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中国期刊史（第二卷）》等。
吴梓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9级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