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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树，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东南亚研究分会助理研究员、中国海峡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东亚问题研究》2022年6月第一期 克里米亚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战争，其在军事历史上研究的重要价值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今天国际政治研究的启示，显然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俄国，它已经成为维也纳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主导者之一情况下，为何还要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来破坏亲自自己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现实的逻辑是什么？它又给今天崛起或守城大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本文都会进行一一的加以探讨和研究。 一、俄国的野心与克里米亚战争的孕育 有研究指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引起了俄国沙皇对地中海的兴趣。因此。从彼得一世为沙皇俄国确立了南下的战略目标之后，俄国把占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获得两条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重要海上战略通道，而使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地区。在这一南下的战略目标，就作为俄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来加以推行。但是，俄国从黑海向地中海地区势力扩张的战略，势必触犯会到在本地区经营了数百年及拥有巨大的战略和商业利益英国和法国。因此。在战略上英法两国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让俄国的势力进入地中海地区，来威胁到它们在地中海的既得利益。同时，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财政已经严重依赖于它的殖民地印度的贸易和收税，一旦，任由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么，从理论上就有能力威胁或甚至切断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这对英国在战略上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因此，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绝对不会坐视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控制黑海海峡。 然而，在希腊独立和两次埃土战争等问题中，英法两国及土耳其由于需要俄国陆海军力量的支持，因此，在东方问题上都对俄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使俄国在近东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而破坏了维也纳体系构建出的欧洲均势状态。特别是在1833年7月土耳其为了得到俄国的支持和军事援助而报第一次埃土战争中，输给埃及总督阿里的一箭之仇。它与俄国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两国互相援助，保卫两国领土不受侵犯；在土耳其政府请求下，俄国将派军队和舰队向土耳其提供海陆支援。该条约的秘密条款使俄舰获得自由出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而土耳其则有义务禁止他国军舰进入海峡。换言之，俄国在法律上取得了单独保护土耳其的权利，以及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欧洲列强的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海军就可以在四天之内从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军根本来不及介入。 因此，欧洲其他列强（主要是英法两国）为了阻止俄国向地中海地区进一步扩张，给俄国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终于在1841年7月，英、法、俄、奥、普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海峡公约》，规定土耳其永远禁止外国军舰进入两海峡。俄国也不得不迫于其他列强的压力在这份条约上签字，使它企图单独控制黑海海峡的战略图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有研究指出，1841年伦敦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让默罕默德·阿里撤军，还规定在战争爆发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将对出苏丹盟军以外的外国军舰关闭，这对俄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这样英国军舰就能驶过海峡进入黑海，直接威胁俄国南部边疆的薄弱地带。签署这份条约后，俄国实际上放弃了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主导位置和对海峡的控制权，沙皇希望能以此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孤立法国。 从以上叙述来看，沙皇尼古拉一世想通过俄国暂时放弃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来换取英国对法国支持下埃及的阿里在中东和近东地区的扩张进行遏制，以确保俄国在土耳其的既得利益，同时，这也意味着俄国将会暂时停止向地中海地区的势力扩张，而把它的实际控制范围自我限制在黑海沿岸地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都具有着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的普遍倾向。但是，如果英俄两国一旦在东方问题上出现了反目，那么俄国暂时停止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的步伐又会重新开始启动。为此，在184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造访了伦敦，他此行的目的是与英国政府高层进一步协调，英俄两国在东方问题的立场和行动，即预先商讨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出现崩溃时，英俄两国共同的应对方案（英俄瓜分土耳其领土的方案）。然而，英国政府高层对此事并不积极，它们只是表示有必要对俄国这个提议要加以认真考虑。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们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误判将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犯下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俄国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让步，以此换取英国的结盟，来共同合作瓜分土耳其帝国领土的政治承诺，只不过是它在战略上的一厢情愿罢了。而俄国虽然在这一次与英法两国较量中败北，但其控制黑海海峡和进入地中海的战略野心，并没有改变或停止。东方问题还将孕育出更大的危机。 二、拿破仑三世与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 在1848年二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利用他的伯父在法国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二月革命之后共和政府无法有效控制法国内外局势，引起了法国人民普遍不满的机会，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又通过军事政变而黄袍加身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有研究指出，新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目标以及他的拿破仑式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他致力于通过建立强大稳定的、能促进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行政权力而使政府非政治化，致力于“通过满足人民的合法需求而结束革命岁月”。在拿破仑三世看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共和派的外交政策，包括拒绝履行1815年第一帝国战略后加强给法国的条约，甚至更野心勃勃的是，按照民族主义原则重划欧洲版图，尤其是涉及波兰、意大利和德国的某种形式的复原以及法国自身版图的扩张。只要有可能，这些目标将通过强国之间的会议，但是，如果必要的话，通过诉诸有限规模的战争来实现。因此，他极力的拉拢英国在东方问题上与法国结盟，来对抗俄国，进而破坏已经遏制法国的三十多年的《四国同盟条约》。此时，对于英国来说，该同盟条约已经成为了历史，现在的英俄两国已经不再是1815年的同盟关系，而是在战略上英国视俄国为自己头号潜在敌人。因此，英国也想与法国结盟，以此来遏制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俄国在近东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进而实现达到英国对外战略长期以来奉行的维持欧洲均势的目标。同时，如果英国任由俄国在近东地区进行扩张，不加以有力的限制或干预的话，而使俄国并吞了君士坦丁堡和控制黑海海峡成为现实。那么，不仅使俄国有能力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地中海地区，进而切断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这是在工业革命后，其财政和税收都严重依赖于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在战略上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还有研究指出，在英国决定与俄国，这样的东欧大国开战，英国所固有的海军优势，在深入黑海（俄国的内海）优势将会大大的削弱，而到那时，只能强大陆战力量才能击败俄国，使它放弃继续向地中海地地区扩张的战略目标和行动。因此，英国必须联合唯一能在欧洲与俄国陆战力量相抗衡的法国，进而英法两国迅速结成了旨在反对俄国和维持土耳其现状的军事同盟。 法国在东方问题上向俄国发难。根据1740年的法国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土耳其把基督教“圣地”的伯利恒和其圣诞教堂管理权都交给了天主教新的领袖法国。随后在1774年，俄国强迫土耳其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规定俄国获得对东正教教士的保护权，不得对俄国朝圣者征收任何贡金和捐税。后来因为十八世纪末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动荡，被东正教的保护人俄国趁机从它手上夺取了伯利恒和圣诞教堂的管理权。后来由于法国国内局势稳定之后，它一直要求土耳其政府把“圣地”和圣诞教堂的管理权，从俄国东正教会手中收回来，然后，再交还给法国天主教会。 法国七月王朝虽然正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过收回圣地管理权的要求，但是，由于七月王朝的统治者路易·菲利普是通过法国金融资产阶级支持而获得国家政权的，所以，他在法国缺乏广泛的民意支持的基础，使他非常惧怕因为“圣地”管理权问题与强大的俄国开战，而危及自身在法国的统治。因此，路易·菲利普始终没有用强硬的外交或军事手段，来实现迫使土耳其向俄国收回在“圣地”的管理权而交还给法国的外交要求。然而，在1848年2月法国革命之后，拿破仑三世窃取了1848年2月革命的所有成果，并且，他自己黄袍加身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他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拉拢英国，在圣地管理权归属问题上态度的日趋强硬，甚至不惜用武力从俄国手上夺回圣地的管理权。在1852年4月，法国派出军舰“查理曼”号驶往君士坦丁堡，以武力向土耳其示威。 因此，土耳其政府迫于法国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于是，土耳其决定把“圣地”伯利恒和圣诞教堂的管理权交还给法国天主教教会掌管，这又引起了俄国强烈地不满，在1853年2月，沙皇派遣了以缅什科夫海军上将为首的外交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就该问题向土耳其苏丹继续施加压力，并且，要求他在这个问题上立即停止偏袒法国的做法。而苏丹在此问题上，显然俄法两国谁都得罪不起，即在同年的5月5日，土耳其正式承认了东正教教会在圣地的主要地位。然而，沙俄特使缅什科夫海军上将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俄国的要求或解决方案，却远远超出了苏丹可以接受的预期的条件范围内，即将“圣地”的管理权完全交给正教会；俄土订立正式的防御同盟条约；将土耳其境内的1200万正教徒，都处于俄国沙皇的保护之下，等于是把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沙俄所完全控制，而苏丹断然拒绝了俄国这一无理的条件。早在偭什科夫出使前，沙皇就当面授意他，不必顾虑谈判失败或导致战争。因为沙皇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土耳其彻底臣服于俄国的脚下。随着土耳其苏丹明确拒绝了俄国所提出的要求，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已经不可避免。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真正的原因有更深一层的缘故。宗教只是政治及战略图谋的借口。尼古拉一世所追求的是古俄国斯的梦想是：取得君士坦丁堡及两个海峡。拿破仑三世则是眼见有机会削弱俄国，破坏神圣同盟，结束法国的孤立。帕默斯顿希望找到某种借口，可一劳永逸地终止俄国向两个海峡进攻。战争爆发后，英国战舰进人黑海，开始摧毁俄国的黑海舰队。英法两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占领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三、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与俄国的虚弱 由于，土耳其拒绝签订俄国所提出的无理条约，随后，俄国就以保护土耳其境东正教教徒安全的名义，出兵占领了土耳其在多瑙河地区的两个附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1853年10月4日，土耳其在英法的支持下对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在战争伊始俄国舰队于1853年10月30日在锡诺普港全歼了土耳其舰队。1854年1月英法舰队进驻黑海保护土耳其。2月6日，俄国宣布与英法断绝外交关系。2月27日，英法向俄国下最后通牒，要求俄国退出所占领的两公国，俄国对此不加理睬。3月12日，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并于3月28日对俄国宣战。这就意味着，继拿破仑战争之后，新的一场欧洲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在这场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军队的大部分士兵作战依然像1812年时一样勇敢。尽管，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天才的军事工程师托特莱本通力合作的领导下，俄军在武器装备严重落后于英法联军的条件下，依然创造了长期坚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令人瞩目的业绩。 然而，战争局势的发展却越来越朝着对俄军不利方向的发展，俄国士兵所使用的步枪，其射程仅为英法军队士兵所使用步枪的三分之一，并且，俄国舰队只能用风帆战舰来对抗英法舰队的蒸汽战舰，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医疗服务或食品供给。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俄国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以及战略战术思想都已经全面落后于以英法两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国家。有研究指出，在整个十九世纪里，俄国的铁产量只增加了四倍，而同期的英国铁产量却增加了二十九倍，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俄国从欧亚最大的生铁和出产国转变成为非常依赖于进口西方世界铁制品的国家。因此，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无论在战略或具体战术层面上都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例如，1854年夏天俄国军队撤离久尔久（Giurevo）要塞，一位看到丢弃在城内的谷糠的法国军官记载，俄军士兵吃的干面包军粮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连老鼠和野狗都不会吃。一位俄军中的德国军医认为，“俄军士兵长期食用劣质食物”是他们一旦受伤或得病后“像苍蝇般纷纷倒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俄国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效率特别低，例如，俄国在1848年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事行动中，伤亡共计一万一千多人，这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伤亡，是由于俄军的医疗体系效率低下而引发事故而造成的。因此，这也不难理解本土作战的俄军，在后勤补给和伤员医疗救护能力上，反而是远远不如远离本土数千英里的英法联军做的好。因为在1850年的时侯，据统计俄国的铁路里程仅为500多英里，而在同时期的英国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8500英里。而更为加糟糕的情况是，俄国既然没有一条铁路通往克里米亚的，因此，从莫斯科到克里米亚的数千英里，完全要靠马车运输，并且，还要穿越数百英里的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地带，并且，在草原上春季冰雪融化和秋天雨季时道路就是一片泥潭。因此，俄军的军需补给三个月时间，才能运送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前线，甚至时常发生，军需物资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和实际运送到战争前线的物资一样多的情况。换言之，俄国每向战争前线运输一吨军需物资，平均有半吨物资损耗在运输过程中。而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在距离上比俄国更远离克里米亚战争的前线，但是，它们通过海运以及上岸之后的铁路运输，军需物资从英法两国本土运送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前线，只需要两至三周的时间，而且，这些物资在运输过程中，所受到的损耗很小。所以，在后勤补给上，英法联军要远远胜于俄军。 此外，俄国军队战略战术上沉迷于拿破仑时代的，大兵团正面决战式的战法。有研究指出，沙皇尼古拉一世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或领导人更注重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并且，他更沉迷于正式阅兵、盛大的武装游行。这就导致了俄国骑兵所训练的战马，只能用于阅兵，而高强度野战能力几乎为零。例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正规的骑兵根本就没有在战场上承受高强度的风险和野战任务的作战能力，而非正规的哥萨克骑兵作战表现要比它们好得多。 在这此背景下，给外国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俄国军队庞大的数量规模和新招募士兵们坚定的勇敢，而不是良好的军事后勤保障或军官团的教育和培养的一般体系。还有研究指出，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表现，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的主力陆战力量法国军队，它既没有像英国陆军那样，长期非军事化，使得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同时，又比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上做得更好。不仅如此，法军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就在北非地区不断地进行殖民战争，有助于它们建立起更为完善的军事后勤和医疗体系。因此，技术和思想观念双重的进步，使法军对只有勇敢的俄军拥有了，在战略战术上压倒性的优势，法国就一雪了拿破仑一世在1812年远征俄国而惨败的耻辱，进而让自己的重新成为了欧洲霸主。 有研究指出，从1815年至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1853年，俄国潜在的财富增长率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中，使它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打赢这场克里米亚战争。例如，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后，俄国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的趋势，甚至到了这场战争的后期，已经面临着崩溃的状态。因为俄国主要出口创汇商品是以农产品为主，并且，它的主要对象是英法等西方国家。但是，随着英法对俄国正式宣战，使得它们随即断绝了与俄国的一切贸易往来，进而导致了俄国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而谷物是它农产品出口中的重中之重。因此，俄国谷物出口出现了停滞，这就动摇了俄国财政收入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俄国的谷物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大幅下跌，使得俄国的财政收入出现了大幅锐减的情况，这让俄国财政进一步滑向了崩溃的边缘。更为糟糕的是，俄国在和平时期财政支出的五分之四是用于军队开支，这已经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俄国的军费开支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例如，在1853年，俄国军费开支是2.2亿卢布，但是，到了1855年它的军费开支已经上升到了5亿卢布。因此，它为了维持克里米亚战争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开支，只能去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发行巨额的国债，并且，俄国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的方式，来舒缓自己所承受的巨大的财政压力，这就造成了俄国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较为健全的财政和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而瞬间崩溃。 此外，由于财政上的困难和自身工业的落后，以及西方主要工业国英法两国对俄国实施的武器禁运，使得俄国不能通过自己制造或进口方式，来弥补因为战争对武器弹药所产生的巨大的需求。有研究指出，俄国的武器库存量，由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候的库存一百多万件下降到了1855年年底的9万多件，这场战争拖得时间越长，对它就越不利。因此，在1856年1月15日俄国枢密院得到警告，国家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与大国进行和谈是避免灾难的唯一途径。最后在1856年3月30月，俄国被迫在巴黎与其他参战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规定：俄国将比拉比亚南部让给摩尔达维亚；各国共同承担确保土耳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禁止干涉土耳其苏丹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禁止干涉土耳其的内政；由缔约国共同保证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禁止对两公国行使排他的保护权；黑海对各国商船开放，禁止沿岸国或其他国家军舰的通行；多瑙河通航自由等。《巴黎和约》签订意味着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并且，它不仅没有通过这场战争而巩固欧陆霸主的地位，以及肢解土耳其和控制黑海海峡，把自己的势力拓展到地中海地区，以此实现彼得大帝南下的战略目标。反而使俄国沦为欧洲的二流强国，同时，还丧失了自己在黑海沿岸地区的主权。有研究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让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东欧三个君主国团结体系解体，进而使温和中庸的道德因素自欧洲外交中消失。随后是十五年的乱世，继而再出现的稳定却十分不可靠。 四、俄国兵败克里米亚对今天国际政治的启示 保守的尼古拉一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在工业和科技上的迅速发展和俄国在他的治理下发展的停滞不前，而已经开始全面于落后却视而不见，还做着1812年俄国战胜拿破仑的迷梦。而且，尼古拉一世自认为，已经在1844年出访英国时与维多利亚女王及属下的高级大臣在东方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因此，他就误认为，俄国在肢解土耳其与法国发生冲突时，英国会袖手旁观，甚至会对俄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然而，尼古拉一世却不知道，英国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在这一体制下，君主及属下的高级大臣们，他们是不能对英国国家重大战略制定，拥有举足轻重决策权的，而只有人民和中产阶级选举出来的英国议会才有最终的决策权，这是尼古拉一世所无法理解的。 因此，俄国兵败克里米亚给今天所有大国政治家和国务家带来一个最为深刻的战略教训是，不能在内外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状态下，还凭借过去对国家内外事务认知和经验，来进行国家的内政外交和军事的重大决策，必然会给国家严重的灾难，甚至是万劫不复中去。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尼古拉一世谋求肢解土耳其和控制黑海海峡，让俄国势力延伸到地中海地区，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不智。因为先抛开俄国与英法两国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不谈，就从地缘政治学上说，地中海地区距离英法较近，而俄国距离则相对遥远，它们就对俄国有着天时地利之优势，对于俄国这样的前现代大陆强国来说，远征地中海就本来面临着后勤补给和炎热气候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何况在进入地中海地区时，还要遭遇到英法和撒丁，这样的地中海大国联合攻击，尤其是法国和撒丁本身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国家，使它们的保家卫国的战斗意志和决心显然比远道而来的俄国侵略军要强得多。 此外，有研究指出，唐与吐蕃的战争之所以持续百年之久，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都受到气候和地理因素，唐朝军队受到高原反应严重影响，进而无法深入吐蕃腹地作战。而同样的吐蕃军队也是因为长期在高寒缺氧的高原地区上，它们也无法深入四川盆地腹地去进行有效地作战，因为哪里的高湿高温的环境，严重限制了吐蕃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这才使唐蕃战争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而不分胜负。同理，长期生活在高寒地带俄国军队中的士兵是无法在气候温暖，甚至是高温高湿的地中海地区进行长期作战或驻守的。因此，在当时的俄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它根本不可能在地中海地区长期得到或维持持久的战略利益，正如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所说，进入地中海让俄国耗费了大量金钱，最后也未能为它带来长久的利益。而尼古拉一世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为了追求自己不能长期维持战略利益贸然向英法两国开战，即使此时英法还处在1815年的状态，它们组成联军和舰队也足以地中海或黑海沿岸地区也击败远道而来的俄国军队。更何况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1854年，它们在综合国力发展水平上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俄国了，而可悲的尼古拉一世对这些因素都浑然不知，还做着在他手里完成或实现彼得大帝南下战略的迷梦。这也是今天各大国政治家和国务家在做任何重大战略或政策决策时，都应该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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