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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才2年,清朝放心派洪承畴出镇江南?只因剃发令后局势太险恶

 逍遥_书斋 2022-06-13 发布于河南

江南明末,洪承畴从陕西参政督粮道起步,与农民军血火拼杀,成为大明帝国的栋梁之才,支撑西北半壁江山。随后移镇东北,与清军殊死决战,战败降清,成为镶黄旗下无足轻重一汉官。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洪承畴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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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镇江南,是洪承畴降清后初试封疆,消灭隆武政权,为清朝占领并稳定东南半壁,起了关键作用。

1、明末江南有多重要?

东南最富是江南。

明中叶邱浚《大学衍义补》曰: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

以下几组数字形象说明江南的经济地位:

一是明洪武中期,全国夏税、秋粮总数2943万余石,其中浙江布政司275.2万余石,苏州府280.9万余石,松江府120.9万余石,常州府55.2万余石,一藩三府之地的税粮约占全国四分之一;

二是明朝定都北京,江南输漕400余万石以供京师,仅五府出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

三是苏州一府七县,垦田96506顷,约占全国849.6万余顷的百分之一,而税粮280.9万石约占全国2940余万石岁额的十分之一。

明代全国漕粮约400余万石,一多半出在江南,还有江南苏、松、常、嘉、湖的白粮18万石。在崇祯年间的漕米额数,南直隶共176万石,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五省共180万石余,仅东南部分地区的漕粮就占总数356万石余的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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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统元年(1436)开始征收金花银之后,明政府的赋税大量地从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正统七年(1442)设立太仓,此后明政府的赋税收入可以通过太仓体现出来。

明末崇祯年间太仓每年的收入为261万两白银,其中南直隶与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占总额的22.97%,也就是占国库的五分之一强。漕粮米额数,南直隶与浙江、江西之和占总数75.7%,也就是四分之三强。

所谓“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储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形象地说明了东南经济对明政府的决定性意义。

2、剃发令的影响与洪承畴出镇江南

洪承畴出镇江南的背景,就是清廷重新下达剃发令,引发了全国性的第一次抗清高潮。

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曾于顺治元年五月下谕:

“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也。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之所以改变以剃发与否鉴别顺逆的传统政策,表现多尔衮对能否夺取广大中原地区没有把握,故以顺“民愿”来争取人心。这与清廷统治者所打出的“吊民伐罪”的旗号一样,确实迷惑了不少汉族地主士绅。

东南士庶对清廷产生了幻想。代表人物即史可法,弘光朝廷联虏灭贼、借虏平寇的方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但是,南明朝野的美梦很快破灭。庆祝仪式刚刚结束,六月十五日,清廷就重新颁布剃发令,规定京城内限10日,外省也自布告到日10日之内全体剃发,“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强制执行剃发令,粗暴而残忍地改变了广大汉族人民千百年来的风习和信仰,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其强度甚至远远超过明末社会动荡及明清皇朝兴替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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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必然衰亡,实早为有识之士预见,清军入关前已普遍存在于士绅阶层意识中。腐朽的弘光政权不足以挽救明朝命运,明清嬗代对固守封建伦常的士绅固然痛苦,但仍可接受,如钱谦益曾助清军安抚东南,致书士绅,有“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之语,而普通百姓更是无动于衷。

“王师之东出也,所过之地,士民仍壶浆以迎…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自剃发令下,而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于是前朝孤臣义士与远近奸民素怀异志者,借以为资,纷然四起。”

可见,剃发令下达之前,明清易代对东南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舆论对即将驾临的新统治次序也无异议。

正是剃发令在东南社会乃至全国播下了动荡的种子。

风起云涌的反剃发斗争,成为诞生南明新政权及其武装的有力基础。

正是清廷的错误决策,导致清初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反剃发斗争,给抗清政权的出现、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外部环境。虽然在清军竭尽全力的血腥镇压下,先后失败了,但南明政权却前赴后继,不断涌现。

更有仇恨与斗争的潜流从此聚集起来,潺潺向前涌动,东南士绅和地方实力派拥立朱氏后裔,举起抗清的旗帜,这从根本上断绝了清廷实行招抚的可能,要统治南方,必须与南明决战。

3、为何派洪承畴经略江南?

多尔衮决定派洪承畴南去之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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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六日,多尔衮与内院诸臣讨论如何治理江南,认为“金陵既已底定,其余诸省即当遣人赍诏招抚”。虽诸大学士俱认为地方官就能胜任,无需另派大臣,但多尔衮还是坚持:

“未平地方宜用大臣先去招抚,随设抚按继之”。

六月十二日,他定议派洪承畴“南去”任招抚大臣,随即传渝多铎“以天下为一家,正此时矣!王可移文各该地方文武,宣布德意,招抚居民”。闰六月二十三日,又派吴惟华、孙之獬、黄熙胤、江禹绪、丁之龙等人分别招抚广东、江西、福建、湖广、云贵等地。

七月七日,以都督同知谢弘仪为右都督,招抚广西。可见,多尔衮的如意算盘是,南京一下,南方诸省包括江南、福建、广东、湖广、云贵等地,将一举传檄而定。

此前,洪承畴是清内秘书翰林院的大学士。顺治元年六月,清廷命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与其任蓟辽总督之任职衔相当。

早他入内院者冯铨,乃多尔衮写信招来的故明大学士,阉党成员。

入关以来,毛遂自荐前往江南者颇不乏人。有明降将副总兵蒋承恩,参将唐虞时、唐起龙、顺天巡按柳寅东,吏部左侍郎陈名夏等。但清廷欲派一“大有担当”者前去,为此颇费踌躇。

当时,内三院是汉人较为集中的地方,而顺治二年内三院的大学士,汉人出身者只有冯铨、洪承畴、谢陞、李建泰,范文程、宁完我则为汉军。冯铨虽比洪承畴早入内院,但他与南方士绅关系紧张,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比洪承畴晚两月进内院的谢陞早死,李建泰与洪承畴相比,分量又不足,内院舍洪承畴外别无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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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曾论:

“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外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观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其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梃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

此说对考察洪承畴降清后所起的作用及清廷用人策略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

决策者自是多尔衮,但背后隐隐约约似另有其人。洪承畴中选,除在明朝累积清名,人人知其为“至清好官”外,内院冯铨为他说话,更有八旗贵族“诸王”推荐。诸王中,说话最有分量的,即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

如前所述,松锦战役中,济尔哈朗曾是洪承畴的手下败将。洪承畴被俘后,首先见到的八旗贵族也是“右真王”济尔哈朗。满人质朴,济尔哈朗很可能对洪承畴怀有好感。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廷任命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十四日铸给“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关防,二十六日赐衣物鞋帽、雕鞍驼马等物,二十八日又赐他6户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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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八月,洪承畴到达江南,开府于江宁府治东北——原属明朝西平侯沐英的黔宁王府东,原明织造府后。

4、洪承畴的地位和权力

顺治二年七月初,洪承畴临行,清廷敕书“保厘南土,实赖股肱”云云,似是期望甚深。

依敕书“江南”范围是“江宁、江西、湖广及将来归附各省”,质言之,即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则洪承畴权限之大,清初节制一方的汉军总督如陕西孟乔芳、浙江张存仁、宣大马国柱等似均不能与之比肩,但实际情形却复杂得多。

顺治二年五月,清军进入南京,清廷即令兵部确议定夺“江南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要地应设之总兵官及水陆兵马”。

对清而言,江南最重之地莫过于明朝南都金陵(今南京),入清改为江宁府,洪承畴抵达后颇有措置。清廷在此设置驻防固山额真(即都统,后改将军)镇守,梅勒章京二人协理,满蒙官兵2000名。

这是洪承畴招抚江南期间的军事后盾,但他却无权过问。

洪承畴的权限后来有了一个微妙变化。

洪承畴初镇江南,清廷虽赋予“便宜从事”之权,但并非毫无保留。

敕书有云:

“凡满洲大兵直省官兵各有统领,卿宜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

军事上“禁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这种安排反映出洪承畴的实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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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在降清汉官中颇有声誉,但毕竟降清未久,情笃谊渥又不能与旧汉军旗人相比,况远镇南京,不能无所顾忌。

内院大学士的地位在清初也不明朗,所以尽管多尔衮自云对洪承畴寄以厚望,但从清初满、汉关系着眼,洪承畴的地位与权限与顺治十年经略五省时不能同日而语。

从实际情况看,勒克德浑以天潢贵胄接替多铎,才有专制一方的权力,洪承畴的地位最多不过与叶臣相当。然而,就在勒克德浑、叶臣、洪承畴等前往南京的同时,南方的形势已发生变化。

随着南明隆武政权、浙东鲁监国的相继建立,湖广一带数十万大顺军未如清廷所料就抚,反与南明政权结成联盟。这一系列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多尔衮错误估计形势实行民族征服政策的结果。

其时,阿济格、多铎所率的八旗兵刚撤回北方休整,而汉三王、吴三桂等甚至撤到关外,清廷正等待南方望风归附,故勒克德浑出镇南方所率兵力不多,其余各省则寄任各省八旗汉军及督、抚、提、镇,要地则寄望于八旗驻防。

如杭州,多铎军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等攻占杭州后,也设立满、蒙八旗驻防,与江宁一样成为清初最早的驻防点之一。

江西、湖广则由梅勒章京屯泰、总兵官金声桓等驻守。不料形势陡变,浙闽、湖广告急,清廷一时捉襟见肘,只得派勒克德浑率军增援上游,而镇抚东南一带的真正责任就落在洪承畴肩上。接替勒克德浑、叶臣驻防的清军将领,不论是满洲巴山,还是汉军张大猷,其名位皆不如叶臣辈尊崇,不足以指使洪承畴,最多只能起牵制、监视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等到清廷注意到南方广大地区远非如想像那样可以传檄而定,抗清势力高涨后,清廷在顺治二、三年间对南方重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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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一月,张存仁总督浙闽,罗绣锦总督湖广,二人皆为汉军,分驻长江中下游的武昌、杭州,与江宁互相呼应,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东迄于海的广大地区,是为清廷最南线。与之相应,八旗兵重新南下,除勒克德浑移驻湖广(七月班师)外,三年初,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伐四川张献忠,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前往杭州,征战浙、闽,三支八旗大军与川湖、江南、浙闽督抚互相配合,上下策应,构成沿长江一线的防线。南明方面即使最凌厉的攻势亦瓦解于此防线以南,清军驻防与绿营制度与有力焉。

顺治四年(1647)八月,浙闽总督张存仁因建宁府县相继失守,两次向洪承畴告急。

洪承畴认为:

“职招抚南方,凡各省俱有策应之职”,应“急图为同室之救”,派出江南经制以外被裁徽州总兵李仲兴,率马步兵300名驰赴军前,续拨南赣总兵柯永盛5000官兵内的2000“就近协剿”,因此,他实际上对东南各省的绿营军队也有调度权。

洪承畴直接指挥的是由原明军队改编的江南绿营官兵。明朝降清马步官兵约有20余万,基本上被清军继承下来,“除原系各处营制内抽调者,应各还原营外,…其水师及战船,仍著领兵官照旧修理,用心操练”。

5、洪承畴掌握的军队

后经裁革,至顺治四年七月,江南徽宁池太安庆五府广德一州经制、苏松常镇四府经制陆续设立,其中,安徽抚标所属官兵共7482人,江宁抚标所属官兵共27197人,凤阳抚标所数官兵数目缺载,但从前两个经改编的经制规模分析,比明朝旧制约减一半或三分之一,多者裁减四分之三。故原降清的明军估计最多留一半。

洪承畴标下亲军大约3000人,其中1000是水兵,辖江宁、安徽、凤阳三巡抚经制兵马,加操江巡抚等兵马,总数当不到10万。

针对明朝防卫体系的弱点,洪承畴调整了江南防线。

如镇江营下陆拾分州和埤城两地,“原未设有官兵,近因海贼土寇披猖,…故设官兵贰汛,俟地方平定,另议撤汰”。苏州府平望营,原额449人,增至807人,几增一倍兵力,因“平望通达太湖,系盗贼渊薮,今议设兵。”

常州府宜兴营,原额501人,增至704人,因“该汛与浙江广德连界,逆孽不时蠢动,最称险要”,增设官兵以“分防湖状、张渚、周铁镇、杨港等处”。

根据特殊情况,加强对海陆要冲崇明、江浙通衢平望、宜兴等地的防务。江南防卫体系就是从洪承畴镇守时期起确定下来,原明军队未费什么周折就转化为满洲八旗军队的马前卒——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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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招抚江南期间,最为得力的绿营将领有池太营总兵卜从善、徽州营总兵胡茂祯、松江府提督总兵吴胜兆、张天禄等人,他们在镇压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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