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调停：德国人为中日和平奔忙背后，是日本人导演的险恶骗局

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南京政府曾殷切希望西方大国和国际联盟出面调解中日矛盾，或以强力阻止日本侵华。

但是，虽经多方努力，终成泡影。

1、国民党当局寄希望英美大国的调停

1937年7月13日，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递送第一次声明，并于9月12日提出补充声明，诉请国联对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

8月14日，又向世界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

日本的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但欧美等国只作壁上观，未有采取切实措施制止日寇侵略。

7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时说：

“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当英国外相哈法克斯接到许阁森的加急电报后，曾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提出：

“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24日，蒋介石又向英国大使说：“现在唯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

由于英国当时正在筹谋对策应付欧洲窥伺侵略机会的德国，对日侵华，只是在其长江流域的权益受到侵犯时，才对日本进行指责。

美国当事变之初，抱着不卷入亚洲问题的消极态度。

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之声明”，这个声明，并未指明应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也没有言及国际条约，只是一个抽象的声明。

7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美国大使詹森，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及对美国的期望：“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侵略行为的义务。

这次谈话后，美国国务卿赫尔于8月12日又发表“第二次声明”，这才提到国际条约，并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但此时仍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仍未涉及反日侵略的实际行动。

7月26日，蒋介石与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分别会晤，要求他们对遏止日本侵华予以努力。

陶德曼说：

日本已申明不愿意第三国干涉，“虽欲调停，恐亦不能收效”；又说，曾接德国驻日大使电称：“日本政府对此次卢沟桥事件，初亦不甚清楚，仍是少数军人欲藉此生事。”

那齐雅却说：

“在百年战争时代，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三岛；今天，希望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

至于具体解决办法，则只是说：“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9月4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强调英美等国不应坐视日本侵略中国，并要求唤起国际舆论。

指出：

“日本侵华之目的乃在建立一大陆帝国，进而作威胁世界和平之根据。我国抗战非仅为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与凯洛格条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之责任。”

9月12日，宋美龄也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向美国公众诉说中国艰苦抗战的情景，并呼吁美国支援。

她说：

“世界上的人们，忽略了当前正在中国逐渐扩张的灾祸实况。列强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组设国联，运用双重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理的侵凌。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它复杂的结构，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同化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返到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2、国民党请求国联的调停

9月10日，国联行政院常会开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书，请求使用国联会章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七条，采取适当及必要的行动。15日，第十八届国联大会开会，顾维钧在会上陈述远东情势极为严重，须待国联紧急处置。

9月28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案。第二天，国联咨询委员会讨论中国要求采取有力行动、制止日本罪行案。

英国代表发言说：“远东战争乃起因于华北一极微细之事端”，“中日两国关系应由两国直接解决。”但“此次冲突不能谓为事关两国，实测与远东有经济利益之各国均有关系。”又说“国联对于停止战争的努力不应稍有松懈。”而其他各国均未有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有力发言。

10月4日，在中国代表的力争和苏联的支持下，国联咨询委员会承认日本的一切侵略行为是事实，却不用“侵略”字样，顾维钧力争无效。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虽断定日本违反公约、但未提出任何制裁措施，只是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继续讨论中国问题。

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18个公约参加国加上苏联共9国参加，日本、德国拒绝参加。会议开幕后，再次向日本发出邀请，仍遭到拒绝。对于日本这种狂妄的态度，英、美等主要大国都不肯表明强硬态度，更不愿拿出具体的制裁方案。

由于主要当事国拒绝参加会议，西方大国又不愿介入中日纷争，持续三周的布鲁塞尔会议于11月24日通过了《布鲁塞尔宣言》，重申了非战公约、九国公约的原则后，草草宣布无限期休会，而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这样，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希望彻底落空。在被迫进行战争的同时，外交方面开始寻求在不损害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同日本和解的方法。

3、陶德曼调停背后的日本图谋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

“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

是日，狄克逊将广田弘毅的谈话电告德国外交部。德国政府立即接受了日本政府关于调解中日战争的要求。次日，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麦根逊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让其转告中国政府：

德国政府认为，“就目前来说，（中日）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

日本为什么在中日战争正酣之时示意德国出面“调停”呢？

首先是因为它反对英、美插手中日战争，反对国际干涉。日本想在九国会议召开之前，诱使中国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以中日直接交涉，与英美等国的干涉相对抗。

其次，日本之所以要求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也是为了摆脱陷于对华长期作战的泥淖，实现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曾扬言三个月就可使中国屈服。

然而，“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于意料的激烈。”

战争爆发两个多月后，日本虽然不断增兵，战事不仅毫无结束的迹象，而且事态愈来愈加扩大。为了避免对华作战变成长期战争，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企图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

所谓军事行动的“成果”，就是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在华北大体上把中国军驱逐到河北省以外，在上海方面驱逐到《上海停战协定》指定的地区外”，“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与此同时，在外交上，“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时的谈判与工作。”

从当时的战争形势看，对日本来说是有利的。

在华北，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及保定之后，于10月10日侵占石家庄，兵分两路，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侵，于10月17日占领邯郸：一路沿正太路西犯，10月13日进犯娘子关。

与此同时，从晋北侵入山西的日军也继续南犯。中国军队虽在娘子关和晋北忻口阻止日军进攻，但日军气焰嚣张，太原危在旦夕。在山东，10月3日，鲁北要镇德州失守，日军并继续沿津浦路南侵。在上海方面，10月7日，日军强渡蕰藻浜，向大场和南翔正面猛攻。26日，主要阵地失守，中国军队退往沪西。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施展诱降阴谋，企图利用军事上的优势，迫使南京政府屈膝投降，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

日本之所以示意德国“调停”，不仅仅是由于德国是其盟国，而且，也是由于德国与中国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德国的军事人员正在充当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而德国之所以愿意充当中日双方的“传信人”，一是因为德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二是由于希特勒正在准备发动吞并欧洲的战争，从未来的对苏战争出发，德国希望日本不要因侵华战争而过分消耗力量，而应集中其兵力牵制苏联。

另外，抗战初期陶德曼“调停”能够进行，也是由南京政府的态度决定的。国民党在军事上进行抵抗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日冲突。虽然这一解决是以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

中国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频频呼吁国联进行干涉，迫使日本停战，但英、美等国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使中国连连失望。实际上，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已不对此抱什么希望了。

1937年10月24日，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致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中国代表的密电中曾说：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但我方对各国态度须相对和缓…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

同时，王宠惠告诫中国代表在解决上海问题时，必须与整个中国问题同时解决，切不可谋上海问题之单独解决。

所以，对国联的失望使南京政府转而谋求与日本直接谈判，寻求解决中日冲突的途径。这也是陶德曼调停得以进行的前提。

4、日本人的和谈条件

10月30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外交部次长陈介，传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从中联系的意向。他“劝告”中国政府对将要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不要抱什么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并为此而修改与苏联友好的政策。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提交了日本政府的议和条件，并声称：

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

第二天，狄克逊即将日方条件电告德国政府外交部，并表示日本确实希望在其所提“那些条件的基础上的和平，假如南京政府现在不接受那些条件，它也确实决心无情地继续战争，直至中国最后崩溃为止。”

他要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并命令德国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3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即电令陶德曼，把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谒见蒋介石，提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

（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线建立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假如立即缔约，华北的全部行政都交给南京政府，但其首脑人物须是亲日的；

（三）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

（四)停止反日政策仅指履行1935年在南京谈判时所指出的那些要求（修改学校教科书等）；

(五)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

（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

但是，这些条件只是11月2日广田在会见狄克逊时所提条件的一部分，而其提出的一项首要条件，即“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被故意遗漏了；而“满洲国”问题，则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不予承认和接受的一个关键问题。

蒋介石看了这些条件后说：

“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的。他指出：日本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如这样，这将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共产党从来是不投降的。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5、南京沦陷前陶德曼的调停

11月9日，上海、太原失陷。日本在占领上海后继续西犯，南京告急。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向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战局的严重”，并要孔祥熙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但由于布鲁塞尔会议正在进行中，中国问题的解决虽没希望，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仍不愿立即同日本直接谈判。15日晚，南京国民政府最高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军事委员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蒋介石也发表《告国人书》，表示：

“抱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务达驱除敌寇，巩固我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但是，日本却企图乘其军事上的有利形势，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外相广田通知德国大使说：“日本希望短期内发动和平谈判。”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于是奉命将日本的新提议告知中国政府。

布鲁塞尔会议休会，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调停失败后，陶德曼先后访晤了孔祥熙、王宠惠、铁道部长张嘉璈，说服他们转劝蒋介石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12月2日，陶德曼由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由汉口赴南京会见蒋介石，再一次向蒋介石提议与日本谋和。

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之前，首先听取了徐谟的报告，并于下午四点邀请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福、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及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等军事长官开会。

在听取了徐谟关于陶德曼由汉口来南京的任务的报告后，经讨论，蒋介石表示：

（一)日方条件不算亡国条件，不应拒绝；（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蒋介石会见陶德曼时，在其肯定了日本的要求仍与以前一样之后，表示：

“（一）日方无信，已签字之条约，尚往往撕毁，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终执调停之劳；（二）华北行政主权应当完整，此为我方坚持之点；（三）日方所提条件可作为讨论之基础，但不能作为如'哀的美敦书'中所列条件无可变更；（四）日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认为战败者；（五）日方不能将此条件片面的随意宣布。”

12月4日，德国政府将陶德曼的调停经过作成备忘录，通过狄克逊于12月7日交给广田，探询是否可以“按照原来的条件进行谈判。”广田却狂称，由于情况已发生变化，条件要有所不同，需要重新研究后确定。因而陶德曼的这次“调停”毫无结果。

6、南京沦陷后陶德曼调停的失败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次日，日军在北平扶植汉奸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本政府也于是日发表声明，宣称：

由于“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这使日本决心与亲日政权提携，彻底惩罚抗日政权，根本解决日华间的问题。”

其基本条件是：

（一）中国应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

（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应对帝国赔偿。

无疑，这已不是什么“和谈条件”，而是要蒋介石投降的“哀的美敦书”。

就连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

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又进一步提出：“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的谈判取得成功”；1938年1月1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则进一步决定了如果中国政府不对日投降，则今后不以之为谈判对手。

1937年12月22日，广田将日本的《复文》交给狄克逊。德国政府收到狄克逊的报告后，即于23日电告陶德曼。

29日晚，因为蒋介石生病，陶德曼将日本的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及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他们对此“表示极其惊讶”。

当时，德国政府极力迫使中国政府与日本直接谈判。

29日，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麦根逊电告狄克逊，称：据悉，孔祥熙曾表示，假如与日本“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抗战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

为此，已训令陶德曼大使“着重地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与俄国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我们就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1月13日晨，陶德曼往见外交次长徐谟，转达驻日本的德国大使来电，要求中国方面于1月15日前答复日本的条件。

否则，日本将自由行动。15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向陶德曼说明：

“中国政府绝不是想采取搪塞的态度；政府中曾经多次讨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对于国家和国际都有很重大的关系，中国已经受了很大的损失；她愿意获得与日本的真正谅解，以保证持久的和平；因此，她诚恳地希望寻觅一条可能的和平途径。”

并让陶德曼转告日本外相：

“中国和日本竟会从事目前的武装冲突，使两国都蒙受灾难的后果，这是极为不幸的。中国仍然抱着与日本达成真正谅解的愿望，俾东亚的持久和平得以保持。”并表示：“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出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有了补充的说明，我们就能更好表示我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条件的意见。”

当1月4日狄克逊将中国的答复交给日本外相时，广田气急败坏，认为中国对和平没有诚意。并说，“日本将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条件。”

随之，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并于1月16日发表声明，指出：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8日，日本召回了驻华大使，中国也召回驻日大使，两国关系彻底断绝。19日，中国政府针对日本16日的对华声明发表“声明”，宣告：

“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至此，陶德曼的所谓调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样，由于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主张和行动及苏联的积极援助，加上英、美、法等国也不赞成国民政府谋和，当然，还由于蒋介石本身的坚定态度，陶德曼为期两个多月的周旋毫无结果。这也反映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