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那么1931年留给国民的历史记忆一定是洪灾,如今随便找个类似“人类自然灾害排行榜”这样的帖子,1931年中国大水灾妥妥地进前三。那年的暴雨从6月底下到8月中旬,汹涌的洪水践踏了16个省份,江城武汉泡在水里长达一个月。视察水灾的官员坐船穿过市区,船工拨开漂浮的尸体、绕过露出水面的屋顶,偶尔看到幸存的市民衣衫褴褛地站在瓦片上,淋着雨瑟瑟发抖,目光绝望到没有一丝光亮。 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负债累累,救灾会议上官员们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决定发行8000万元公债筹款,尽管利息给得很高但还是卖不动,首批1000万元推向市场后就没有然后了。政府转而在全国发起募捐,有人捐银元、有人捐碎银、有人捐首饰、有人捐衣服,官员、教师等公职人员强制捐一部分工资。财政部长宋子文匆忙找美国人赊买了45万吨小麦,售价随市场价浮动,装一船算一船,欠款3年后开始还,但利息每半年还一次。最早一批运到国内至少得1个月,嗷嗷待哺的五千万灾民可等不了,于是作为粮仓的东三省承担起了救急的重任。 当时人称“张少帅”的张学良负责华北和东北,时年他才31岁,不过那时候他的颜值和“帅”不沾边,在吸食了两年鸦片后他选择注射吗啡,累积吸毒史已有5年,这使他看上去双颊瘦削、面色发黄。少帅对吗啡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每隔15分钟就要来一针,否则浑身刺痛精神恍惚。偏偏5月份他又生病住了院,洪灾爆发需要东北救急的消息也是在病房里听说的。尽管身体状况不给力,张学良还是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多次发出急电,从东三省连买带捐筹集了4000吨各类谷物。 (张学良是个戏迷) 中和戏院的老板得知张副司令要来,立马驱赶着伙计们把戏园子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并给副司令留下了最好的位置,摆上时令水果、花生瓜子、上好的茶具。当晚包厢内除了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以及“秘书”赵四小姐,还有当时的香港首富何东及其公子何世礼。达官显贵们在最好的位置上谈笑风生,几步之外是荷枪实弹的卫兵,楼梯口、大门内外也散布着警觉的卫队成员,戏院大门口有高档轿车一字排开,司机手握方向盘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戏听到一半,副官处长汤国祯敲门进了包厢,他靠近张学良耳语道:奉天打来电话,要副司令亲自接听。5月份张学良得了风寒住进协和医院,由于随从众多公务繁忙,他包下了医院大楼的一整层,治疗、休养、办公全在那里进行。那年代没有手机,接电话就得赶回医院,戏就听不完整了。张学良对副官说,让副官长代为接听即可。副官奉命走了,张学良继续听戏。 奉天是沈阳的旧称,是东北军的大本营,也是张氏父子创业发家的地方。打来电话的人叫荣臻,是东北军司令部参谋长。如果把军队司令比作董事长,那么参谋长就是CEO,重要的命令和指示,都要经过参谋长去下达和执行,因为他对军队的具体业务最熟悉。荣臻打来的电话很有份量,张学良却选择了继续听戏。只是他心里隐约不安,难以集中精力。 不久汤国祯再次敲门进了包厢,张学良转头看到了他严肃悲怆的表情,那是一个人在得知不幸消息的基础上又挨了骂才有的表情。副官走近后耳语说荣参谋的电话还没挂,他要您亲自接听。张学良听完立即起身,出门前向何东表达了歉意,并嘱咐夫人演出结束后务必给梅老板送个大花篮。 车队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张学良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办公室,等待多时的荣臻终于听到了少帅的声音,他惊慌失措地说,夜里10点左右,日本人向北大营开炮、射击和纵火,我们已经有人员的伤亡,现向您请示该如何应对? (被日军占领的北大营) 此时600多公里外的沈阳北大营里一片混乱,日本人端着步枪嚎叫着射击,营房里的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有人衣服都没穿好就往外跑,黑暗中跑错了方向中枪倒地,有些人冲到库房去拿武器,但是大门紧锁管理员不知去向;有些人拿到了武器,但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还击;也有人违反命令举枪射击,可是同伴们都在逃跑,他们只能且战且退。北大营是个占地13500亩的军事基地,位于今天沈阳市大东区,基地常驻7千多人,这7千人在500名日军的冲击下,放弃了他们的营地。 东北军代理司令张作相事变前回锦州给亡父治丧,事变发生时还没过头七;副司令万福麟长期滞留北京没回去办公;参谋长荣臻前一天回家给老爷子过寿,当他的士兵在黑夜里四散逃命的时候,他们家依然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北大营的旅长和团长等人也选择回家过夜,当天应付局面的居然是一名连长。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是少帅张学良,一年前他发电支持蒋介石,并率领11万东北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然后以副司令的身份待在北京。这年5月28日因为风寒住进协和医院,9月初刚刚痊愈。 所谓的风寒,现在看来就是重感冒,但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病,普通人得了说没就没,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则是去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由于他有卫队、秘书、顾问、副官、保姆等一大批人,所以包下了医院的一整层来治疗这个病。病刚治好可以出去浪了,结果日本人搅黄了一切。 (大帅府被日军洗劫一空) 针对之前收到的情报,张学良其实跟幕僚们开会讨论过,大家讨论后认为,中国有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利益,日本要是入侵其他列强不会不管;再说国家这么大日本也吞不下,它要真动手那就摆明了自取灭亡。而南京政府忙于内斗、救灾和“缴菲”,对于日本前半年的数次挑衅行为,应对的指导思想是“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不要给政府增加麻烦”。基于自己的判断和南京的消极指示,张学良下了不抵抗命令,而不是蒋介石。事发前一天晚上9点,蒋介石乘坐“永绥舰”前往南昌“缴菲”,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才到达目的地九江,当日军在沈阳城横冲直撞的时候,得到消息的蒋介石在军舰上忧心忡忡。 电话已经中断,电报机一刻不停地吐出加急电文。天还没有亮,张学良叫醒在京的军官们开会,大家在猜测这次日军到底是闹事还是全面进攻,作为负责北方安全的东北军要不要组织反击?军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后统一了意见:东北军打不过日军,所以不能打,要听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指示。 军事会议开完了,但心里不踏实,张学良又在9月19日白天开了另外一场会,邀请在京的外交人员出谋划策,民国知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表示应该让国联给日本施压迫使日本退兵停战。9月20日张学良又召集北京各界贤达开会,参会代表里有胡适这样的大哲学家,有曹汝霖这样的外交界老司机,这些人讨论的结果是:不能抵抗,要听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所谓的外交手段就是将此事上报国联,由国联施压日本迫使它收手。 (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发表通电) 但是南京政府却对国联寄予厚望。最早提出依靠国联的人是张学良的外籍顾问端纳,毕竟这是不用打仗的最好选择了,南京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立即向国联求援。9月22日国民党召开高级别会议,匆忙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这种时候我国国民需要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住痛苦和愤怒,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等待“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迫使日本停战退兵。自己不出力却期待他人帮忙,人世间没有这么好的事。蒋介石的讲话本身没毛病,可以说服大多数人,问题在于这是用君子的手段对付流氓,执行者还是个松散无能的组织,注定要希望落空、耽误时间。 东三省被占完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日军共用了4个半月,也就是说入侵行动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份。在日军忙碌的那4个月里,掌握权力的精英们没有做出进军东北收复失地的决定,看来不是张学良一个人不抵抗,而是所有的大人物都决定不抵抗。明明土地被占领、人民被伤害,为什么这些身处高位的人都认为不该抵抗呢?事情变得让今天的人们有点费解。 (1930年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中山陵) 这是一封让蒋介石沉默让宋美龄流泪的信,老蒋原计划在10月份国庆节宣布“东北易帜”国家统一,并迎接掌声雷动万夫欢腾的场面,现在只能郁闷地延到元旦节了。1928年打不过日本,1931年更没有把握,这在当时的权力阶层已经是个共识。日本是个连苏联都忌惮的对手,和日本动手是把国家拖入一场灾难,所以大家认为能不打就不打,能借助西方列强之手对付日本是最好的选择,公理不可能在侵略者手里吧? 在实力差距之外,还有蒋介石的小心思。如果他下令张学良打日本,那南京政府就得拨款、拨武器弹药、拨粮草,自己最重视的“缴菲”工作就必须停下来,对方会趁机坐大。假如张学良利用这些物资招兵买马,东北军又会变成自己的心病;而停止“缴菲”后他的“黄浦军”也得开赴前线,不然民怨沸腾;去了就有损失,损失了自己实力要减小,其它军阀又会趁机逼自己下台。 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其他军阀也不愿意去招惹日本人,不管哪支队伍开进东北,那支部队大概率要消耗掉,这是军阀最不想面对的事。乱世之中,军队是权力、地位和金钱的保证,手里有5000人可以做师长,手里有2万人可以做军长,手里有10万人就能称霸一方,南京政府都得发个委任状,允许他在当地合法“刮地皮”,然后山珍海味、耀武扬威、左拥右抱。一旦军队没了,这一切也都没了,出个门都提心吊胆,一不小心就会身首异处。 (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 于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就出现了,外敌在入侵国土屠杀同胞,但是手握兵权的人和身居高位的人都不愿意抵抗,大家想的都是息事宁人,想的都是打不还手,我不还手你就没有理由继续动我。到了第二年的2月5日,东北三省130万平方公里全部被日军占领,大量张作霖时期的官员沦为汉奸在当地重新任职,日军开始筹划建立“伪满洲国”,并把躲在天津吃喝玩乐的末代皇帝溥仪接了过去,以“康德”为年号让老祖宗的生意重新开张。 在那煎熬的4个月里,唯一组织过对日斗争的人恰恰是张学良。事变爆发后不久的9月23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军新总部,并于10月底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张学成带领的土匪部队”东北自卫军”,参与人员得到了张学良奖励的10万大洋;10月初张学良下令将吉林省政府搬到哈尔滨,组织当地军民和日伪军作战收复了28个县;11月24日,张学良命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支持黑龙江东北军总指挥马占山,马占山指挥军队在12月份打了鼓舞士气的“嫩江桥抗战”;12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进攻锦州,东北守军缺少武器弹药和粮草,张学良7次向南京发电请求支援,但是什么也没得到,导致锦州在1932年1月3日失守。 张学良19岁带着张作霖的卫队旅进山缴菲,22岁以旅长身份参加第1次直奉战争,24岁以军长身份参加第2次直奉战争,28岁推动“东北易帜”做了全国陆海空副司令,30岁带领东北军入关调停了中原大战,从此黄河以北的财政、人事、军事全部他一人说了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处他职业生涯的巅峰。然而巅峰状态只维持了短暂的一年,“九·一八”事变把他从巅峰推了下来,往后余生,他再也没能回到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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