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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面对着的始终是两把刺刀，其中一把来自日寇，刺向了东北军民的身体，另一把却来自国民政府，他深深的刺进了东北军民要求抵御外侮的爱国之心。“九一八事变”让全国人民群情激奋，9月21日北平各界代表在中山公园举行救国动员大会，上海十万多学生举行抗日罢课，3.5万名工人抗日罢工，接着北平250多个团体，20多万人参加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与此同时南京，上海的爱国学生涌向南京国府门前示威游行。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护严肃镇静之态度”。  北平救国会的成立 1931年9月24日，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辽宁商会副会长卢广绩，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主任车向忱与在北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社会名流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张学良立即秘密的予以大力支持，并拨发30万大洋作为救国会组织经费，后又拨发36万大洋作为义勇军军费。 义勇军将士和其他各界人士来到北平，张学良都予以接见，人们从张学良的谈话和所作所为了解到“不抵抗政策”并非出自张学良，唯有使南京国民政府改变立场，赞同抗日，方能解决东北问题，北平救国会于10月28号决议：组织南京请愿团，赴南京要求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并出兵抗日。 历经波折，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礼堂会见了请愿团，他身穿便服，手拿拐杖，接过请愿书略加浏览，脱口说道：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便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云云。这时候与讲台近在咫尺的高崇民忍无可忍，慷慨陈词。  高崇民三问蒋介石： 一：东北易帜是为了拥护中央，促成统一，东北军帮助了中央军制止了内乱（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我东北对全国统一有很大的贡献，3000万民众在党国训政时期，日日听训，自以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领袖，但自吉辽失陷以后，政府除将此提交国联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领袖诸公亦并未谈及此事，因此我东北民众非常疑惧，请蒋主席示下：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 二：政府如果还要东三省，16号国联提议让日本撤军仍然无效，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东北失地？请主席立予回答。 蒋介石无言以对，半晌才说：汝等虎口逃生，身受切肤之痛，来到首都责难政府，出言激愤，自属常理，事变以来，政府时时关注，并非未发过恻隐之心，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东北失掉，东北人来情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 此话一出引起天津学生极大反感，一个学生代表大声说道：“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最高负责人，请政府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闻听说道：政府没有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这时请愿团发出一片唏嘘之声。 高崇民第三次质问道：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做的努力对得起国民政府，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做明确抗日表示，依赖国联，使得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蒋介石一言不发，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在请愿团强烈要求下板着面孔重新走出来，说道：不要轻信造谣挑拨，静候中央处理，必要时候一定会抵抗，还要依赖国联正义制裁。说罢转身离去。  东三省人民的抗日斗争，拉开了局部抗战的序幕 由于“等待国联的调停结果”的政策仍然是国民政府的主要方针，且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暧昧不清，更没有宣战和支持抗日，按张学良的命令留守东北的东北军部队不能以“国家军队”的形式参与对日作战，便按张学良的后续指示和布局就地转为“东北义勇军”继续抗日，又因为对日政策和方针仍然要听命于“中央”，东北军主力此刻仍布防于关内，东三省大地仅有十万余部队分散驻扎三省各地。北平救国会的成立使得因愚忠地执行了中央的“不抵抗政策”而陷入了痛苦中的张学良此时看到了希望，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张学良随即改组，建立了东北军在东三省的抗日政权，重新整编了各地驻军，通过救国会分发委任状，组织义军，并指令各部开展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吉林，黑龙江的东北军余部纷纷以义勇军的名义参加了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东北军为主力的抗日义勇军便达到了五十余万人，他们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四处出击，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战斗。 张学成，张学良之堂弟，自幼由张作霖抚养成人。曾担任张作霖的卫队营营长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师长等职。 张学成与张学良自幼一起成长，张学良待其如亲兄弟，但张学成争心极大，嫉妒心旺盛，眼看着张学良越来越比他地位高，能耐大，威望高，渐生反心。  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本庄繁的积极拉拢下，张学成出任日伪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之职。在张学成当上伪自卫军总司令后，大肆招兵买马，设置司令部于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后扩充了4000多人，下辖8个支队18个旅，以滥发委任状的方式拉拢收编各路胡匪流寇，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扬言“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 当时在锦州军政两署任职的米春霖、荣臻等人碍于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觉得很难处理。 而身为辽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给张学良拍电报，请示如何处置张学成投日当汉奸一事。张学良在接到电报后，召集张家族人开了家族会议，会议中张家人一致认为张学成是张家的叛逆，是国家民族的叛徒。 之后回电给黄显声等人，命令他们派军队全歼张学成所部伪军。于是黄显声派熊飞等令义勇军公安骑兵部队于11月中旬前往高山子围剿。在高山子一战中，张学成及多名日军顾问被击毙。 为了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张学良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派人秘密进入东北，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做过参谋的惠德安回忆说:“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派遣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携带张的亲笔手谕，化装秘密进入东北。车向忱远到哈尔滨、珠河、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抵黑河，向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进行慰问并传达张学良的抗日指示。黄宇宙先后两次携张学良亲笔信件，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 1931年11月，黄宇宙曾给唐聚五、郭景珊带去张学良的手谕，内容是:“辽吉黑军、政、民钧鉴，兹派黄宇宙秘书前往慰问，并协助成立联防部，以防胡匪。”黄宇宙对他们解释说:“信上写的联防部就是叫大家联合起来，以防胡匪(指日本侵略者)。”唐聚五见到张学良的亲笔信，格外高兴，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张副总司令的期望，一定加紧联络各方爱国志士，待时机成熟便举义抗日。 1932年8月15日，当辽东抗日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之际，张学良派石培基、康乐三、秦喜林3人，代表他本人和东北救国会来通化，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自卫军上将总司令，加委张宗周、李春润、郭景珊分别为第5路、6路、7路军少将司令。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1路军整编成5个支队的时候，5个支队司令的委任状都是由张学良将军亲笔写在白绸条上。据21路军参谋长吴经阁的儿子吴大钧回忆，张学良将军给其父吴经阁的委命状上，这样写着: 委命状 兹委吴经阁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少将参谋长。 此令！ 总司令 张学良 作为东北局部抗日战争的前期主要领导者，张学良在支撑东北危局的1年5个月零17天的日子里，他支持的几十万义勇军，作为抗日战争的先锋之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一起，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打乱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一举吞并东三省的计划，为中国的全面抗战做了准备，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斗志，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他们的浴血奋战终使全国抗战形成了燎原之势。 顺带一提，张学良还是东北义勇军的创议者、支持者和鼓舞者。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并加了前言,第一条规定“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东北义勇军名称的由来均溯源于此。  而东北军民的抗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孤军奋战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的抚州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讲'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中说： '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 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 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75页 1933年6月，马占山从苏联绕道欧洲和香港，辗转波折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领兵回东北抗战。而彼时蒋介石一心筹划对共产党的第五次“围剿”，于是只敷衍着给了马占山一个所谓“国民党军委会委员”的虚职，让他赋闲在天津，相当于变相的“圈禁”。 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丢车保帅”的国民政府此刻感到的并不是抗日的热情，相反，蒋介石却深感不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和“若隐若现”其中的红军南满游击队，这支部队最后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成为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随即国民政府对于抗日义勇军不但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还采取了限制，打压和剿杀的政策： 1931年11月14日，身居国民党训练总督的何应钦下发密令：“民众自行组织之义勇军弊害颇多，对于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设法令其中止，静待法制公布然后施行。”（国民党党部档案《训练总监部公函教字第978号》）  1931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后的一个月，国联尚未调停，蒋介石派特使许世英去日本谈判“只要保持关内十八行省主权，国民政府或可在保持尊严的前提下让出东北…及承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1931年11月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表决通过了《十万大军死守锦州案》，随后在11月25日国民政府却提出将锦州设为中立区，要求东北军撤出东北。 后迫于东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2月24日宣布取消设立中立区，随即国民政府于25.29.30日连续三次电令张学良，命其死守锦州。 锦州战役前，张学良采纳了于学忠的建议：损失他几个旅几万人和日军决战。公开采取了对日抵抗政策，他在电文中公开说到：“良竭尽忠诚，誓守城土，饬前方将士，严行抵抗”。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和义勇军从31年12月21日到32年1月1日采取了积极攻势，与日军激战十昼夜，前赴后继，死伤蔽野，参战东北军官兵累计阵亡五千余人。在此期间与国民政府往来电报如雪，由于蒋介石下野，孙科登台，国民政府对张学良请援电满口答应：“迅既筹发”，“迅速办理”。 而实际上这却是没有一枪一弹，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文钱一件衣一粒药的空头支票。 25日张学良请援电，国民政府覆电， 26日张学良请援电，28日国民政府覆电， 28日张学良请援电，29日国民政府覆电。 12月31日，1月1日，1月2日张学良电告国民政府战况并请援粮弹被服等，国民政府从此彻底无声。。。。。 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坐看日军在塘沽，旅顺的驻屯军调兵遣将，兵舰集结，坐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日本天津驻屯军开始破坏东北军退路上的铁路，在锦州到塘沽被喻为“一线天”的狭长地带，锦州的东北军腹背受敌。 国民政府此却不但不交涉，不抗议，反而和日本政府打的火热，暧昧不清。锦州腹背受敌的东北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1931年1月1日，已经三面包围锦州的日军对东北军发起了总攻，共投入三个师团的四万余兵力，弹尽粮绝，进退无据的锦州守军抵抗无果无奈宣布撤军。1月3日锦州失守。 在锦州作战的最后关头，张学良发电南京：“良所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12月31日电报再称：“三次电转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应死之牺牲品而已”。 如今却有一堆无良之徒说是“张学良一枪不放弃锦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蔡廷锴，蒋光鼐积极响应东北军打响的江桥抗战，十九路军成立“西南义勇军”要求北上出关支援东北抗战。 却在半路被“下野”的蒋介石截留去了上海驻防。此后，由于日军挑衅，十九路军抗命奋起抵抗。 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仅仅过了四个月，蒋介石指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拒不发援军和弹药补给，同时命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后由于美英有核心利益在上海，军舰开向上海。 随着日军的逐渐增兵，在美英的压力下，蒋介石命令第五军驰援十九路军，随后再无援兵，草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划为非武装区，而中国的国防力量却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 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随意驻军，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手将上海驻军权拱手相让，使上海成为了日军侵华的前进基地桥头堡，为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到1933年的时候，东北人还在打日本人，山海关内国民政府却宣布“奢（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还捕杀了“非法抗日罪”的抗日将领吉鸿昌，配合日军剿杀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热河抗战后，东北义勇军主力邓文部退到察北，衣食无着，邓文求救于桂永清，桂永清一看抗日英雄部队落到这份田地，于心不忍，就给蒋公去个了电报说明情况，试图争取国府些许援助，而蒋公回复：办好你的差，少管闲事。 “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 为抗日的部队争取援助，居然成了“他务”？ 这就是蒋公对在白山黑水间独自抗敌一年半的英雄部队的态度。 之后邓文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结果两个多月后的7月31日被暗杀在张家口。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前后杀害义勇军将领郑桂林，吉鸿昌，邓文，黄显声等抗日名将，如何不是局部抗战的历史罪人？ 到1935年 ,日军自己承认的东北抗日武装与日军战斗次数是39105次,同年山海关内的国民政府与日本签了个《何梅协定》。 同时国民政府强令中国的所有报刊杂志媒体，禁止报道和发表涉及抗日和排日的新闻及社论，而国内的报刊在报道东北华北等地的抗日新闻时，只能以“抗□，抗×”替代。   大家知道在东北军打着哈尔滨保卫战的时候，蒋介石是怎么对待青岛港停着的日本军舰吗？ 派人去问候，问饮食习惯，问日本人有什么要求。 日本耗时六年剿灭东北义勇军，这段时间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和调兵遣将一句不谈，同时趁热河抗战失利，张学良引咎下野后，在第一年就派何应钦叫停了北平救国会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后勤补给输送，并强行解散了救国会，彻底断绝了东北义勇军的后路，以对日本示好。 可以说就差派军队直接协助日本剿灭东北义勇军了。 本庄繁，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长官，他曾经派人将在张学良的帅府洗劫的家产装满了两火车，要移交送还给在北京的张学良，想借此来拉拢张学良。 没想到张学良怒不可遏地回复说：“你这样做是在羞辱我，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就在火车站把它给烧了，你要还，就把东北三省还给我！” 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再到“九一八事变”和之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鲜明而贯穿始终的。蒋介石正是“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始作俑者和决策人。 1928年，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攻克济南后，担心自己在华利益受到损害的日军悍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将前来交涉的外交代表蔡公时公开割掉耳朵鼻子残忍杀害，同时杀害了交涉署全体人员，在济南的中国军民被杀害共一万七千多人，受伤和被俘近万人。 而蒋介石带领着70万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却在不足五千的日军面前狼狈逃窜，绕道而行，放弃了济南，这就是著名的济南惨案。 此后，蒋介石在日军的警告淫威下瑟瑟发抖，不敢越雷池半步，后靠张学良将军的爱国情怀顶住了日军的逼迫，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回归中央，才实现了中国统一，北伐才得以克尽全功。 1928年5月5日，蒋介石以不抵抗主义应对济南日军的烧杀抢掠，从济南撤军。临行前，蒋介石还给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 送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福田师团长惠鉴。 自本月三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借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惟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 耑布，顺颂 戎祺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五日】 5月11日，蒋介石给冯玉祥下达命令： 【顷与谭（【按】谭延闿）吴（【按】吴敬恒）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渡河各部给养，在济宁、东阿至聊城方向兵站线，已着手准备。拟另设一线，由道口、大名至临清，亦准备开设，派兵前来，并请兄多派人帮助。】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蒋介石致电山东驻军师长刘珍年，要求“不抵抗”： 【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养午。】 同时，蒋介石还给张学良发出如下指示：瀛眷及尊府家属想均已安全离沈。遥深系念。请代慰问。再青岛海军，鄙意可迅予集合塘沽。因在青或恐与日舰发生万一意外，集合塘沽，则在各国军舰监视之下，较为安全。请即酌行。中正，养印。9月23日，临时党员大会上，蒋介石“挥泪演讲”：……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屡次不断的挑衅与侵略，坚决贯彻一贯的不抵抗政策，一步步退让，先后签订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一步步放弃长城、察哈尔、河北，华北，最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合力发动了西安事变，兵谏抗日，才被逼着停止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不过在全面抗战的8年时间里，蒋介石国民政府及某些反动军阀譬如桂系，从未中止过对同为抗日力量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攻击和陷害。 而在6年的东北局部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日本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才使得日本大规模侵略的阴谋得逞，野心和自信急剧膨胀。 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侵略方日本的态度和行为，就算是到了全面抗战之后的几年，也依然是丧权辱国的。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1.“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2.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3.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4.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 “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陆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中国招聘，雇用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 正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长期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才令日本当局形成了“轻侮中国的观念”，大大膨胀了其侵略野心。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对华一击”论的泛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与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及之后的多次对日妥协退让、使日本的侵略阴谋逐一得逞，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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