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按】今天的“老深圳”中，有群上世纪六十年代来自广州的知青。那时候，广州是大城市，而深圳（宝安县）则是一个边防农业县，生活条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知青为什么会来，又为什么会留下？原来下乡知青运动最早在1963年前就开始了，这些广州知青还得到广州当局的保证：下乡四年后可以返回广州，每位知青发放一张“户口保留证”。本文作者梁兆松先生就是那批知青中的一员。他的文章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广东的知青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有户口保留证，另一类没有。1963年以前下乡的知青都有一张四年户口保留证，1964年及以后下乡的知青全都没有这张户口保留证。“四年户口保留证”是广州市公安局发放的，政府承诺，知青下乡四年以后，可以凭这张户口保留证回城，有关部门将给予办理重新入户手续并安排工作。因为这个原因，位于今天后海的宝安海水养殖场的广州知青便分为两类，1963年来场的知青，怀里都揣着这张四年户口保留证，1964年及以后来场的知青则没有这张证。我们这批海水养殖场的知青都有四年户口保留证（1963）四年后的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公检法系统已经被砸烂，公安局长成了牛鬼蛇神，办公大楼已经被红卫兵占领，当权派们个个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上这张四年户口保留证？养殖场有些知青不甘心，他们拿着这张户口保留证跑到广州市公安局，要求入户。那时，占领了公安局办公大楼的红卫兵小将，乜斜着眼睛瞥了瞥那张发黄的小纸片，对那些拿着保留证的知青们嗤之以鼻：“滚！快滚回农村去！这张户口保留证是修正主义的尾巴，是刘少奇和陶铸发给你们的，你们有意见就去找刘少奇和陶铸吧！”知青们在农村辛辛苦苦熬了四年，好不容易才熬出头，本想堂堂正正地回广州当工人阶级，可没想到却等来一句“你们去找刘少奇和陶铸吧！”上哪儿找刘少奇和陶铸啊？刘少奇不是已经成了“叛徒、内奸和工贼”吗？陶铸不是也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吗？知青们虽然为政府的不讲诚信而愤怒，但这能怪政府吗？政府官员早就被红卫兵小将夺权了。知青们欲哭无泪，那张四年户口保留证已经名存实亡了。没有城市户口，也就没有粮食供应，也不可能有工作安排。知青们很无奈，但也很不甘心，他们占领了广州市粮食局，还带上一具棺材，表示决心不惜一死，要求恢复他们的粮食定量供应。但是，粮食局也早就被红卫兵们废了，粮食局长也不知在哪个牛栏里蹲着挨斗，谁顾得上他们有没有米吃！宝安海水养殖场的知青们在广州闹革命未果，再加上养殖场也派人前往广州，劝说这些手里拿着修正主义尾巴的知青们，劝他们要斗私批修，回养殖场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最后，大部分知青都不得不垂头丧气地返回养殖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都想回广州（1967） 四年户口保留证就这样成了一张废纸，有些知青当场将这张废纸撕毁，有些则扔进了火炉，也有些为了表示与修正主义决裂，将这张废纸上交革命委员会。林先生是惟一仍然持有这张四年户口保留证的广州知青，因为他在1965年参军入伍，复员时无须这张保留证就直接安排回广州入户，所以这张四年户口保留证在他的抽屉里一直保存至今。
知青们四年后回城的美梦破灭了，一些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的学生哥们只好鋋而走险，卒七进一渡河赴港，走一条“曲线回城”的路----即先到香港，然后再以香港同胞的身份回广州入户。养殖场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乎没有人偷渡，但自从四年户口保留证作废后，偷渡的人便越来越多。养殖场偷渡的成功率是极高的，因为养殖场的出海队员们都有一张出海证，一上蚝船，便已等于出境，前往香港百分之百成功。文化大革命后期，偷渡人士越来越多。为了遏止偷渡潮，有关部门将偷渡香港的行为宣布为“叛国投敌”，并成立水上派出所，让水上警察肩负起守卫边防的责任，警察不同士兵，边防军不可以下海抓捕偷渡人士，但警察可以驾驶水上公安快艇出海捕捞游泳健儿。1969年11月12日晚上，养殖场附近村庄的武装民兵接到命令，加强海防戒备，如发现有人强行偷渡，格杀勿论。大约晚上十时左右，养殖场的青年蚝民尚未进入梦乡，突然听到高音喇叭传来场长嘶哑的声音：“全体场友注意，三十分钟内，收拾全部行李上车。”场友们虽然不明所以，但也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当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走出门外时，发现早已有七辆大型货车在篮球场上恭候。一百多名新蚝民还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运送到边防区外的石岩五七干校。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宝安县劳动局一位姓彭的干部来到石岩五七干校，在一个大草棚里当众宣读分配名单，有些人被分配到位于县城的磷肥厂，有些人被分配到边防区外的水泥厂，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到砖厂、食品厂、酒厂和公路道班……最后，彭干部宣布：分配立即生效。随后，这批广州学生哥被分别送上停在草棚外的七辆大型货车，各奔东西，从此成了深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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