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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盖雅学院第157篇原创文章 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重大事件也将产生一种文化。 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它正在改变很多并必将改变更多——我们的生活、工作、经济、国际关系。 最近时常跃然于新闻头条的“零工经济”，是或翻天覆地、或悄然涌动的变化中的不起眼组件。但你去研究它的来源，它近期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及不同表现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变更，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疫情迫使全球“零工经济”需求大增，使之被各国高度关注。但在欧美和中国内陆，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基调：前者是“遭遇巨震”，从业巨头叫苦不迭、寻求转型；后者是“新风口”，从业巨头出风得意、跟风者趋之若鹜。 可谓冰火两重天。 01/ “零工经济”的十年生长 “零工经济”（Gig Economy）概念的历史并不长。 它最早由《纽约客》杂志前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提出。2009年1月，蒂娜·布朗在自己创办的《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零工经济”概念。彼时美国正因金融危机遭遇经济大衰退，工作机会大大减少，布朗用“零工经济”概括这期间涌现的“自由项目、专家咨询工作和兼职工作”（free-floating projects, consultancies, and part-time bits）。 但布朗应该没预料到，在那篇文章前后一年相继成立的TaskRabbit公司（跑腿外包服务）和Uber公司（共享打车服务）所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才是日后“零工经济”的真正舞台。 这种经济模式以科技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自由灵活为特征。一方面能帮助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失业员工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共享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实现内卷溢价。 这十年，零工经济平台和生态获得了快速发展：从欧美到中国，以零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雨后春笋般生长，也带动了零工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 但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却在见证中西“零工经济”的“冰火两重天”。 02/ 欧美“零工经济”遭遇挫折 美国是“零工经济”发源地，打零工已经是美国劳动力的重要收入来源。到底有多少美国劳动力在从事“零工经济”？不同机构的统计结果也存在差异： 2018年12月12日，EdisonResearch发布《2018美国的零工经济》(Americansand the Gig Economy)报告，显示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在零工经济中赚钱;麦肯锡的报告则把美国从事“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比率确定为25%;但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年度调查数据，去年的“零工”从业者比率是10%左右。 下表是不同机构的调研数据：
但2020年以来，美国政策的变化及新冠疫情的爆发式增长，让美国“零工经济”模式遭遇重大挫折。 最早的担忧来自“零工”身份的识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法律争议。 美国劳动者一般分为“正式员工”（employee）和“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前者最为常见，他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享有劳动法律保障的各种待遇；后者则与企业建立临时合同关系，缺少法律保障，需要自己缴纳保险和税种。 Uber平台司机一直被默认归入“独立合同工”，但这种认定开始遭遇挑战：2018年4月，加州最高法院就“快递公司Dynamex与员工之间的劳动纠纷”作出一项判决，7名法官一致裁定，Dynamex旗下快递员应该是“正式员工”，而非“独立合同工”，他们应享有与正式员工同样的福利保障。 加州最高法院为此还专门出台了“判定员工是否为'独立合同工’的三项标准”，又叫“ABC测试”： A、劳动者无论是否有工作合同，在从事工作时，不受雇佣实体的控制和命令；(the worker is free from the control and directionof the hiring enti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 both underthe contract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 and in fact;) B、劳动者从事的工作不在雇佣实体的日常经营范围；（ theworker performs work that is outside the usual course of the hiring entity’sbusiness） C、劳动者平时就从事此类工作，有独立运营和贸易、职业或业务。（the worker is customarily engaged in an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trade, occupation, or business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work performed.） 加州最高法规定，必须同时符合三项标准，才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工”。
加州还于2019年通过、2020年年初正式生效了一部劳动法律：AB5法。这部法律将ABC测试上升为法律层面。这遭到了以Uber和Lyft为代表的共享打车公司反对，毕竟如果他们一夜之间将平台上的加州几十万司机转成正式员工，一方面赖以生存的“共享模式”会被摧毁，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用工成本猛增。 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这种状况。 所以AB5法刚出台，两家公司就起诉加州政府，要求推翻该法律。但不仅没成功，还遭到加州政府的反诉。 8月10日的一审判决宣布两家企业败诉。Uber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洛沙希(Dara Khosrowshahi)非常生气，一面放狠话要暂停在加州运营，一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倡议一种给司机建立“福利基金”的新方法。 Uber最近还想出个点子：在加州实行特许经营，将品牌授权给独立经营的特许商户来转嫁风险。 好在8月20日中午，加州法庭宣布暂时停止执行上诉最终期限，等待10月上诉法庭审理结果。Uber终于多一点应对时间了。 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加州监管问题，Uber等公司的唯一希望是11月份的公投Prop 22。公投的权限高于诉讼，只要加州选民同意给予 Uber 和 Lyft 豁免权，他们就可不必遵守AB5法。 无论结果将如何，这次的法律危机对“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都是重大打击。今年年初曾经参选美国总统、现任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公开直言不讳的批评Uber，Lyft 和 Grubhub这些共享经济公司，认为他们混乱了“正式员工”和“独立合同工”，从而伤害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 加州是“零工经济”的大本营，全美都在关注甚至效仿加州的行动。如果加州政府最终获胜，“零工经济”必将遭遇巨震。  政府的批评是压力来源之一，更大的压力来自于从业者。 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多的人居家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在线购物和杂货配送的需求开始飙升。越来越多的配送员、仓库员、货车司机等零工群体开始抗议——3月30日起，亚马逊仓库工人和美国各地的Instacart货物配送员工，开始陆续罢工。Instacart也是一家共享服务平台代表，主要从事杂货配送服务。疫情期间，平台新增代购员近30万人。 加薪、保障带薪年假等常见的员工福利成为这些零工群体的核心诉求。
来自劳动者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疫情让矛盾更加突出，一些用工平台开始倒闭或委身他人： 前文提到的成立于2008年的TaskRabbit在2017年就卖给了宜家；美国外卖标杆GrubHub在今年6月卖给了欧州的Just Eat Takeaway；外卖巨头Postmates则卖给了Uber。 欧州情况同样不好。由Just Eat和Takeaway合并而成的Just Eat Takeaway是欧洲最大，也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外卖公司。8月14日，其首席执行官Jitse Groen在接受BBC采访时，直接说公司将不再采用“零工经济”模式。他们将优先在欧州使用全职员工，接下来还将考虑在加拿大、美国地等使用全职员工。  Just Eat Takeaway的首席执行官Jitse Groen，接受BBC远程采访的画面截图 如果加州法律最终获胜，如果由Groen所代表的企业管理者的选择成为主流，这将是零工经济在欧美的重大挫折。 03/ 中国“零工经济”如火如荼 然而在中国内陆，情况恰恰相反。 疫情的发生反而让中国的零工经济平台获得了高速的增长。 《南华早报》8月12日专门报道了疫情之下中国“零工经济”的崛起：美团、饿了没、滴滴出行等共享巨头在疫情期间大肆扩招，仅美团就开放了50万个灵活用工岗位。另外在对针对外卖骑手的调查发现，其26%拥有自己的其他工作或生意，他们显然就是“零工经济”的最佳践行者。
《南华早报》8月12日关于中国零工经济的报道新闻 4月27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战略学教授林成义在该校官网刊文中，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共享经济巨头面对疫情表现更好：一方面是SARS疫情的集体记忆让中国企业能更从容应对突发事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中拥有的“善于激励的领导者”和“把员工置于业务之前的思维”。 5月29日，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官网发表题为《在新冠疫情阴影下，中国的“零工经济”正式成年》（Under a COVID-19 Cloud, China’s Gig Economy Comes of Age）的文章，该文指出：目前中国20%至35%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通过灵活就业谋生，但这一数字预计将飙升。阿里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36年，中国可能多达4亿人成为“零工”群体。 而中国政府的反应也不算慢： 今年3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命名了16个官方新职业，囊括了"网上送货员"。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北京调研灵活就业工作，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支持”。 同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于是网上一片惊呼，中国灵活用工迎来了“新风口”。 人民网等中国官方媒体“官方认证”灵活就业是“风口” 04/ 同样是零工经济，同样是疫情危机， 为什么中西境遇冰火两重天？ 同样是“零工经济”，同样是受疫情影响，为什么结果却相向而行？中国和欧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设置障碍，一种却提供便利。 这要从“零工经济”的历史渊源说起。 影响任何新经济形式、组织形式的生长的因素中，最重要的都是“技术因素”和“人-社会”因素。 前者容易理解：技术的进步和迭代推动了新观念和新实体出现。正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生长，让零工经济生长的共享平台得以可能。 后者相对复杂：“人-社会”因素指人的变化通过浸染传播成一种社会性观点时，所带来的“思想-制度-实践”的变化。起源于个体，但停留在社会层面上的新想法和新思想，对经济形态和组织形态带来的变化，是“零工经济”发展的又一源头。千禧一代成为就业主力军，网络空间的影响，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增长，都让零工经济成为这代人的可能选择。 技术是双刃剑，可以带来进步，也会带来毁灭。但“人-社会”是多刃剑，它相比技术更加变化多端，其变动速度甚至快于技术。 所以即使技术在单维进化，我们却发现“人-社会”在摇摆和振荡。当前零工经济的进或退，就是人的观念在“保护个体当下利益”和“追求独立自由”两种观念间徘徊。
而政府的行动往往是滞后于“技术”和“人-社会”，他们是根据两个因素互动下所形成的主流观念和压力做出选择。不同政府在疫情下的零工经济中呈现的思维模式差异，也正来自于此。 西方是个体社会。民众遭遇疫情挑战、出现利益受损后，对政府的最优先期待是保障“我的利益”。所以政府和公共力量都会向企业施压，只有顺从来自民众的压力，只有个体受到保障，政府才拥有合法性。 但中国是相反的。中国人向来重视“集体的利益”，我们的观念是国家强大了，民众才会享受利益。所以政府也是将“怎么搞好经济，降低失业率”作为优先任务。经济搞好了，大家就可以一起好。民众也会让度部分利益，选择相信政府相信国家。 这就是当下发生的真实现象，西方国家要优先保障个体权益，而中国社会则优先解决集体困难。
但如果只把事情理解成民众牺牲，其实也不恰当。 真正结构性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是发达国家，他们“零工经济”发展的起点更高，从事“零工”的群体会去比较的是“过去的正式工作”或者“同侪的正式工”，所以落差会比较大。而中国的“零工经济”转型则与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合拍，他们会去比较的群体是“城市中的蓝领工人”以及“更加落后的乡村青年”，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是进步和发展。 这就决定了中国“零工经济”比西方拥有更好的群众基础。 技术在前，这是大家共同面对的环境。但时代的结构化背景和不同角度出发的政府选择，才决定究竟谁能走得更远，谁会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零工经济”必将繁茂旺盛。 作者介绍： 李斌，盖雅学院执行院长、盖雅工场资深人力资源总监。 李斌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拥有十五年大型制造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非盈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擅长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组织变革与发展、战略解码、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体系建设。 矩阵式组织，美好概念里的残酷现实管理者太多，是向员工需求妥协的结果真正卓越的职场人，不需要向上管理技巧《艾伦秀》翻车，你离“有毒职场”有多远？两个案例，看如何用数据分析技能诊断组织丁当带女团委屈哭。新晋管理者70%力不从心公司首先是个社群：成长性企业社群建设方法“员工如果愿意，可以签到80岁”，高龄劳动力正被重视OD、TD、LD实用知识图谱：70个超全的模型和工具，值得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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