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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年戏 小时候盼望过年。对过年的记忆，至今依然清晰，尤其是家乡的年戏，常常让我在追忆中陶醉。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文化生活相对落后，电视还不普及，一个村里才仅仅有一、两台。一到农闲，人们除了聚堆侃大山，好象没有什么事可做。那时，新堂叔任大队会计，他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自发组织了一支文艺队。于是，一到冬闲，每天晚上大队部就活跃起来。“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一阵锣鼓铿铿锵锵，令人振奋。每每下晚自习的铃声一响，我飞快的脚步载着那颗急切的心，一阵风似地跑到大队部，趴在窗台上看热闹。 那天晚上，排练《红嫂》，（后来才知道原名叫《沂蒙颂》），新堂叔扮演红嫂的丈夫：“坛坛罐罐、桌椅箱柜撇在家中，我的好家园呀!——”他那种难舍难分、留恋故园的情怀最终被红嫂“平日里只煮过粗茶淡饭，今日里为亲人细熬鸡汤”等高尚行为所感动，夫妻双双一同支前抗战，保家卫国。红嫂的扮演者是马凤娥，她嗓音好，演得也棒，人们称她是台柱子。新堂叔是总导演，他往往也是戏的主角，主要扮演中老年男性，有些现代戏比如《朝阳沟》，他就主动让贤，让年轻人主演，他甘当配角或群众演员。每天晚上，一阵锣鼓之后，新堂叔开始教大家一个个练身段，走台步，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一丝不苟。队员们叫他“团长”。 文艺队里还有一个队员叫朋华，她嗓音虽不好，但演戏的热情很高。仅凭这一条，新堂叔也不忍心把她拒之门外。在角色安排上，让她担任一些唱段少的配角。那时，演《白毛女》，朋华扮演了黄世仁的娘，演《红灯记》，朋华扮演的是卖豆饭的小姑娘，不管演什么角色，朋华都乐意。后来，一群群顽皮孩子跟在身后，一起喊：“朋华儿，朋华儿，唯动唱戏装老婆儿，装了老婆儿还不算，提起小桶儿卖豆饭，卖的豆饭真不强，立马当上黄世仁的娘！”哈哈哈，一阵阵嘻嘻哈哈的取笑声，朋华不愠不怒，也跟着孩子们嬉笑。 后来，各学校也成立了文艺队，年终还要都到公社礼堂去汇演评比。我有幸参加了文艺队，那时，学校正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树立了白卷先生等不学无术的所谓“英雄”，学习上没有压力，我一心一意投入到了文艺演唱上来。我们演的儿童剧《小红哨》我还是主角呢！为了把这场戏演好，我们也融入了大队的文艺队，让新堂叔指导。我和三子、月顺、新珍组成一支维护棉田的小红哨，在看护测虫灯的过程中，凭着机智、勇敢，抓获了破坏农业生产的“臭皮虫”。由于新堂叔指导有方，我们也演得惟妙惟肖，在全公社各校文艺汇演中，我们荣获了二等奖。记得春节过后，我去公社赶集买花灯，人们还对我指指点点：你看，你看，她就是那个小红哨。 第年，我们也随大队文艺队上了村里的年戏，那个高兴呀，绝不亚于上了如今的春晚。我是初中生，对古装戏不感兴趣，只在现代戏里演配角，《龙江颂》、《朝阳沟》都是我喜爱的剧目，至今《龙江颂》里的歌词大都已淡忘，只有一段“手捧宝书满心暖”还记得生动：有私念近在咫尺人隔远，立公字遥距天涯心相连。《朝阳沟》的唱段则百唱不厌，就连台词至今都还记得呢！ 今年，过春节回家，去给新堂叔拜年，叔婶双双忙着为我们拿吃的，还泡了上等的好茶，陪我们拉家常、聊闲天儿。我想，搁在三十年前，新堂叔可没这么悠闲自在，说不定，婶还在大家伙儿的赞扬声中，嗔怪叔“家里没有你一个屁股印儿”呢！新堂叔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满面红光精神焕发，这取决于他豁达开朗的乐观性情，如果有可能，新堂叔这“团长”还一定要当的，我想。 夜深了，躺在床上，梦中又听到了儿时熟悉的锣鼓声“咚咚锵，咚咚锵”的在敲打。迷迷糊糊中，我跟在银环身后，大喊一声：“干活了！——-”母亲推醒我：“咋，一辈子就知道干活，连做梦都想着干活哩？”我叙述着我的梦境，没有了一点睡意，和母亲的闲话中才知，当年的栓保已经得肝病去世，可苦了银环娘，也就是栓保现实生活中的妻。银环嫁到河北省柳园镇，如今也当上了奶奶。“那么，栓保娘呢？”我问母亲。“她呀，硬朗着呢！”说着聊着话题又回到了当年的年戏中······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已过了不惑之年，那么儿时的戏友伙伴呢？新珍嫁到辛庄，前几年开了家印刷厂，生意还行，三子、月顺都在北京发展打拼的很火红，听着这些，心里很是欣慰，但总感到有一丝缺憾。唉，家乡的春节，没有了年戏，似乎没有了过年的味道，总也找不到过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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