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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广西文学创作呈现出可贵的文学自觉，无论是本土还是外地移居到此的作家，大多以洞穿文学与生活本质为己任，努力修成时代变局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巨变中，建立在新旧文明冲突和想象的探索中，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灵魂安在的求索中，或城市书写，或新乡土叙事，以立体凸显人间镜像与时代镜像。 现邀约《南方文坛》品牌栏目“今日批评家”的四位批评才俊，对部分小说进行评论，既助推文学桂军的精品力作，展现新南方写作的蓬勃生机，又尽了文论期刊的一点时代担当。  劳动与自尊：农民根性的两个侧面 除非涉及到近现代时期的具体议题，很少有人再用“国民性”作为认知框架去谈论文学及文学人物。与“民族性”之类词语一样，“国民性”因为过于宏大而失去了具体的指涉，或者说，当我们用此类概念去剖析具体某个人物及其行为表现的时候，很容易以偏概全或者流于浮泛。但是，当我读到凡一平和红日这两位广西作家的短篇小说的时候，这个词语居然情不自禁地从脑海深处升腾起来。 凡一平的小说《公粮》（《中国作家》2021年第3期），篇幅只有6000余字，讲述的是山谷中的农民顶牛爷收玉米交公粮的故事。在极精简的文字中，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顶牛爷收玉米的场景：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将遭受暴雨打击的玉米株扶起，仔细地掰下玉米棒；又怎么样谨慎地剥去苞叶，褪下玉米粒；然后在阳光下进行反复翻晒，并且时刻提防着可能到来的雨水；最后还要筛选出晒干的玉米粒中的瘪粒，留下饱满匀称的颗粒。这个孤独的86岁老人为了做这些，几乎废寝忘食，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交出上好的公粮。但是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当顶牛爷费尽心力带着收好的公粮划船逆流而上，再挑到乡粮所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国家出台政策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此不用交公粮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在叙事上极为娴熟的小说，倒不是说技巧多么复杂，而是作者很聪明地将一件平常之事戏剧化了。在全文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通过浓墨重彩的细节和动作积蓄心理能量，然后笔锋陡转，让期待落空，从而让读者产生难以释怀又忍不住咂摸的余味。凡一平本是以叙述著称的小说家，这篇却主要在进行描写。描写让这篇情节极为简单的小说具备了一种尺幅兴波的力量——故事被放逐，凸显出来的是人物的心理张力，顶牛爷的形象在细致的心理和行动中跃然纸面。这是一个质朴而憨厚的山民，当最终明白了自己不用再交公粮时，“他低着头，看着不再是公粮而是属于自己的粮食，既高兴又难为情，像看着一条独自捞到的无人分享的大鱼”。 再看红日的《码头》（《民族文学》2019年第11期）。这篇小说也只有一万字，但是因为密匝的叙述，反而形成了繁复的风格。与山民顶牛爷不同，小说的主人公老麻在水上讨生活，是一条河流上自然形成的码头的摆渡人。因为渡口的重要性，他也就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力，任何一个想要过河的人都要遵从他的忌讳与规矩，即不能说“开船”或者“开快一点”，因为在他所理解的方言系统里，这些话都变成了对他的讽刺。事实上，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规矩，但渡河的人也不得不屈就他那点无伤大雅的自尊心。这种彼此默契的情形在某一天被新上任的乡长“眼镜”改变，不明就里的乡长大喊“开船”，惹恼了老麻，他拒绝摆渡。但很快在他的渡口上方就开始修建铁索桥，老麻视之为乡长在跟自己较劲，却也无力阻挡。通桥后，老麻的摆渡生涯自然走到了终结，尽管后来发生了铁索桥倾斜事故，也没能改变渡船没有生意的现实，原来不仅头上修了桥，远处还通了柏油路。小说也有个欧·亨利式的结尾，一直对乡长不尊重自己耿耿于怀的老麻，临终前才知道乡长其实用行动跟他道过歉。老麻去世许多年后，他的三子成为乡长，在修地方志时表明，原来当年的修桥铺路并不是针对老麻个人，甚至也不是“眼镜”主持的，那是县里统一安排的扶贫攻坚行动。 将这两篇小说并置在一起看，它们都涉及到国家惠农的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延伸到基层乡村底部时的农民迟缓反应。从小说的表层情节来看，都触及到了某种国民性因素。《公粮》中的顶牛爷一心扑在怎么样收取玉米上，他的心智似乎被需要缴纳的公粮禁锢住了，世间的一切变迁都被眼前的粮食遮挡在外，当他来到空空如也的粮所时依然对政策的变化一无所知。某种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说他具有一种令人心酸的愚呆。小说的结尾写到被惊人的消息击中的顶牛爷不知所措，站在粮所“像地里的一棵玉米”，仿佛正坐实了斯宾格勒的一个判断，那些与土地密切关联的农民如同植物一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难以移动。《码头》里的船夫老麻尽管不像山民顶牛爷一样默然承受一切，甚至有种河水所带来的内在狡黠，但是那种小聪明与计算完全沉溺在内心中，而对外部世界的变迁浑然不觉。他的码头早已失去效用，他对乡长的敌意转化成了对架桥铺路这些现代化举措的个人化猜疑，这让他显出某种令人可怜的滑稽。如果我们沿着批判“国民性”的思路去看，他们的身心都携带着不同程度的劣根性。 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无论是顶牛爷还是老麻，他们的真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农民的迟钝与麻木。情形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显示出了一种注目于自身劳动和由自主劳动所带来的自尊，这才是沉积在中国农民根性深处的特质。劳动，无论是收获粮食，还是摆渡行人，都能够让他们获得内在的尊严感和价值感。尽管由于视野的狭隘和信息的不对称，看上去他们呈现出后知后觉的面目，但那不是农民单方面的问题，那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外部社会冲击变化而归于无效时，所导致的自尊向自卑和自我怀疑的转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悲剧感和喜剧感产生的根源。正如小说未必需要进行社会分析，进而将农村税费改革与扶贫攻坚、建设新农村给予全景式的扫描，两位作者也无意进行全面的展开，而是通过一管窥豹的方式展现了乡村转型的心灵一角。这种心灵的一角是如此真切，以至于我们通过这一角就可以发现深植于中国农民文化根性深处的侧面，仅此就够了。 尝试走进真实的异质生活 ——李约热、朱山坡的三个作品 黄德海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有的坚固都可能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即便殚精竭虑，都未必能跟得上周遭世界的迅疾变化。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写作者要走进真实的异质生活，就不光要有对事物变化的认知，还要调动已有的精神资源，如实地看待出现在眼前的崭新世界，这才可能看到异质生活的真正特殊之处，如其所是地认识并融入其间。李约热的《八度屯》和《喜悦》、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就是两种不同的走进真实异质生活的尝试。 2018年4月至2020年5月，李约热驻村扶贫，任第一书记。对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多年的李约热来说，这段生活完全可以说是异质的。《八度屯》中，李作家一到驻地，原先关于乡村的安恬想象就荡然无存，这个村子不光贫穷萧条，人们还喜欢闹事告状，弄得自己也举步维艰，“一个人进村，确实不方便，语言不通，狗又多”。驻村开始的时候，李作家对世间事已有些麻木，内心是封闭的，“他已不再关心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别人的伤痛、衰败也熟视无睹，不再愤怒，也不再焦虑，心如死水”。 或许是心中还有一点不甘的火苗，因此才决定到八度屯，“李作家想一切清零，让乡间的人和事填满自己，之后呢，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肯定是对派驻任务了解得清楚，才对自己工作定位准确，“李作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最多能做一个'减压阀’。只要不违反纪律，我尽量两边都说好话”。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李作家谨慎而坚韧地走进异质的生活，而这个异质生活，也在相应的拒绝试探之后，慢慢显露出自己的丰富形态。 这个丰富形态的呈现，得益于小说叙事的细细密密，由外及内。乍看起来，八度屯不过是诸多无声的村庄中的一个；稍微走得远一点，系统和表格无法传达的部分就扑面而来；再远一些，村庄深处的艰难和深沉就一点点清晰浮现。即便像八度屯这样喜欢闹事和告状的村子，更多的也是沉默，“除非死了人，要不然吃多大的苦大家都不会说出来”。他们经历了矿的开采和封闭，承受着由此而来的污染和疾病，面对着系统和表格可能的漏洞，维持着可能随时坍塌的生活，并尽力保持着应有的尊严：“这个村庄的每一家每一户，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消化。每个苦难都有来路和归途，像雨融于土地。”只有当生存之线有可能绷断的时候，他们才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或许就是这条隐藏在困苦表面之下的生存线，变成了李作家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让他小心翼翼地沿途追索，看到了乡村的衰败和衰败中的生机，也看到了作为完整的文化生态而不是单纯符号的复杂乡村——广阔处是从不歇绝的人事代谢，根深处是每代人都要面对的独特困局，人们在这里哭泣，也在这里欢欣。“要理解一条生命，你就必须吞下整个世界”，反过来，要吞下整个世界，就要理解每一条生命。《八度屯》里整个村庄的生老病死，《喜悦》中单独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人们的沉重叹息或开心大笑，都既是每个人的，也属于整个世界。要真正走进异质性的生活，从来就不该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而应是死心塌地地置身其中，跟其中的人休戚与共。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些，作为外来者的李作家就不再置身事外，看问题的角度渐渐由外在观察转向站在村民角度衡量，并因此逐步得到村民的信任，自己久已封闭的心扉也得以打开。这才有了《八度屯》结尾的话：“接下来的日子，我跟你们混。” 相比于李约热的从城市走进乡村，朱山坡小说里的人物步入的异质世界，文化差异更大。过去很多年，朱山坡一直在写他记忆中的南方小镇——蛋镇。近几年，他把视野投向非洲，写了数篇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主体的中短篇，在异质文化的巨大碰撞之中探究深处的人性。《萨赫勒荒原》就是其中的一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援非医生老郭因病去世，“我”提前出发去接替他的工作。司机萨哈开车接我，清晨从尼亚美出发，穿越萨赫勒荒原，天黑前抵达中国医疗队驻扎地津德尔。小说的主线，就是这次萨赫勒荒原上的行程，行程中的谈话和行程前后的各种细节，贯穿起医疗队的种种事迹和当地人的行为及他们的异质文化。 中国援非医疗队去非洲，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现代医学和现代价值观，甚至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效率和先进。援非医生中的老郭和“我”，当然也信任科学的力量，面对事情的选择，通常是理性的。在现代社会中，老郭和“我”这样的思考和选择方式，几乎习与性成，不小心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傲慢体。幸好，老郭在情感上有对这块援助土地的热情，让他的工作成果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 小说中的萨哈母亲还没有把现代理性和习传的认知区分开来。老郭治好了老人家的白内障，让她能够看到光明。萨哈母亲感念老郭的治疗，仿佛预感到老郭将有危险，认定是恶魔作祟：“十二天前的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老郭被七只萨赫勒荒原恶魔缠住了……萨赫勒荒原恶魔，专门对人世间最好的好人下手，死缠烂打，比毒蛇还恶毒，比鬣狗还可恨。”因此，她要“带老郭回我们的村子里做一场法事，替他驱魔。每个月的某一天，先人的魂灵都聚集在村子里，她要借助先人魂灵的力量才能将老郭身上的恶魔驱散”。工作繁忙加之对上述说法的怀疑，老郭没有跟老太太去她的村子，老太太离开不久，老郭就因劳累牺牲在手术台前。 萨哈母亲的说法，当然并不科学，老郭的死因是他罕见的心脏病。但通过老人家的话，我们能够意识到当地人对死亡的预感，以及他们对医疗队的深厚感情。更进一步，萨哈那些看起来不合常理的举动，比如不让“我”回去治疗他得了疟疾的儿子，阻拦“我”给儿子炼乳，其中也暗含着文化的选择：“你已经送给他一罐炼乳。这对其他人已经不公平。你看看这个大荒原，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忍受着饥渴，每年都要枯死一次。你拿着几瓶水去救活几棵草，但救活不了整个大荒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萨哈更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群公平，离开这个公平，他替医疗队开车就失去了更大意义上的合理性。 经过具体事情的碰撞，“我”部分理解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看待问题的异质方式，约略读懂了不同文化孕育出来的善良和诚恳，也愿意把自己向这片土地敞开。这一切发生之后，虽然人们还是要回到平常的生活，但理解带来了精神世界一定程度的开放，文化和心理的交流就充分了一些，世界就多了点抵抗现实和精神灾难的力量。 发现普通人身上的温暖和光亮 ——读映川、陶丽群小说 张莉 映川和陶丽群都是广西新一代中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作品风格也非常独特。读她们近年来的小说《有人睡着就好》（映川）、《白》《七月之光》（陶丽群），会对她们的风格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仔细想来，她们两个虽然文学风格不同，但作品里却也有着相似的内在价值取向，即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映川的《有人睡着就好》写的是失眠症患者和癌症病人，陶丽群的《白》关注的是白化病孩子，《七月之光》其实源自一位老人的孤独和他对一位异国孩子的求助。在作品中，两位作家都把目光从繁华热闹处掉转去，引领我们注视患病者、小孩与老人，关注当代人的焦虑与不安。 《有人睡着就好》是映川的一篇短篇作品，“无法入眠”是主人公严诺的困扰。这位人到中年的中医，饱受噩梦的折磨。“眼睛睁不开，手脚被缚？沉在水底，身上还压着大石，想稍稍挪动一下身子都办不到，就是活动一根手指头也办不到。胸腔已经进不来气。嘴没有被堵住，嘴是一个出口，严诺拼命发出求救信号，几个撕裂的音节在喉咙里咕噜，冲不出去，拼尽全身力气，越挣扎越绝望，周围没有声音，没有光亮，一动不能动，死定了。”小说聚焦于中年男人的生活，或者说，聚焦于中年男人的寂寞、孤独以及沧桑。严诺的好友海云曾经是位商人，但繁华看尽后饱受癌症折磨，将不久于人世。海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严诺，希望严诺能照顾他那将要出生的孩子，那也是海云留给人间的“代码”。某种意义上，海云以“代码”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同时，他也给严诺以某种治愈，在严诺又一次体会到“鬼压床”时，“又被缚住，紧紧缚住，沉到水底，不见天日的黑暗，水的重力把他压得想吐，他拼命挣扎，永远冲不出那漫过头顶的深渊，弥留之际一条像手一般的脐带把他拎出水面，跃出水面那一刻他看到淡黄色的光亮，那光如指向天堂一般，所有捆绑身体的绳索哗然崩断，自由身奔向光明”。严诺在被噩梦纠缠时感受到帮助，是身边的海云唤醒了他。这是一种男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同时也是一种属于中年人的互相治愈、互相取暖。 当然，小说并不止笔于中年男人的情谊。胖姑娘黄并蒂的到来是小说的神来之笔，女孩子是严诺的病人，受到失眠困扰。严诺为她提供了安静的住处，治愈了她的失眠，而女孩子也努力希望在他遇到“鬼压床”的时候唤醒他。这是两个普通男女之间的互相扶助。我尤其喜欢《有人睡着就好》的结尾，它深具意味。那是严诺视线所见：“透过窗帘进来的一丝微光照在黄并蒂的脸上，她的脸另外透着一层光，是那种有好睡眠的人才有的光泽，两种光互相烘托，营造出圣洁与安详。严诺能闻到空气中睡眠的味道，像熟透的紫葡萄。”睡眠的味道像熟透的紫葡萄，这是富有生命力和想象力的比喻，整部小说由此有了神性的光泽。小说中普通人之间的互相治愈、互相取暖，更是一种祝福，对所有无法入眠的人的祝福。我想，这也是作品以“有人睡着就好”为题的缘由。在这部深具现实感和中年感的作品里，你会感受到一种沧桑感，也感受到人生寒凉，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沧桑和寒凉里，人和人之间互相扶助找到了光。作为小说家，映川写得贴近人情人心，令人心有同感，这是能激发读者内心温暖的作品。 陶丽群毕业于北师大—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是一位有独特感受和独特视角的写作者，《白》和《七月之光》是她近年来的发力之作。《白》写得曲折辗转，是关于一位单亲母亲和白化病小孩的故事。女儿在母亲身边感受到了焦虑，一紧张就会尿裤子，但女儿去了特校老师杨老太那里就变得开朗而活泼，这是奇妙的事。我们顺着叙述人的目光看到，“拉丽魂不守舍地站在人群里，上善不仅会笑了，似乎也不尿裤子了，杨老太轻轻抚她笔挺的后背，鼓励她画站前的芒果树，她拿笔的细小手腕灵巧扭动起来。她画画很奇怪，先画树的叶子，枝条，最后才把躯干画上去，她把芒果叶子涂成了红色，躯干是棕色的。杨老太捏了她的小胳膊，叫她仔细看看，围观的老人们笑起来。上善扔下水彩笔，捂住脸笑得两个小肩膀不断抖动。”小说关注家政女工们的生活，关注这位单身母亲所遇到的巨大困境。身为母亲，拉丽在杨老太和女儿的交流中慢慢成长，她逐渐发现女儿的美，也渴望再次获得女儿的信任和爱。但是，小说结尾告诉我们，这又是多么困难。 《七月之光》写的是退伍军人老建的生活，孤独而寂寞。曾经的战场经历使他失去了爱情。但岁月回转，人近年迈时，昔日的恋人洛重回他的生活。两位老年人之间如何获得爱？小说的处理幽深而别有意味。一个只会叫爸爸的傻瓜孩子的到来，勾连起两位老人之间的故事，关于昔日的岁月，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记忆，关于越南记忆，都因为孩子的到来而发生变化。小说的结尾是温暖和光明的，甚至你会感受到一种跨越国族的情谊。他们疼爱这个只会叫爸爸的孩子，老建也因为孩子的到来重新感受到对家庭的向往，进而打开了情感的闸门。由此，两个普通人在荒凉的岁月中得以互相取暖。无论是《白》还是《七月之光》，陶丽群的小说都构思精巧。她喜欢聚焦于儿童、老人，在老人和儿童的相处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暖意，而这暖意是常常被人遗忘的。也正是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感受到暖意，陶丽群的小说才让人感慨，让人念念不忘。 生与死及其迷思与超克 ——关于小昌、无为的小说 曾攀 小昌的小说很抓人。他的小说绵密，有劲道，干脆利落，直钻人心。小昌虽是北方人，但在南方的海滨小城北海生活久了，小说有一股亚热带的气息。那是渗透着情感与生命的地理，无论是伤痛还是死生，又或追忆与畅想，多有幽深的迷思以切近人心，周旋于现实的凋敝不至于沉落，又在枯索和靡丧中试图超越出来，另寻一重世界。 中篇小说《乌头白》主要以林少予和于凤梅二人牵引全篇，他们曾是八号农场的知青，两人定情于艰困岁月，老之将至，身患绝症的于凤梅出现在了林少予及其家人面前。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小说都想复活历史，小昌不一样，他是让历史衰朽。的确如此，挖掘与显影并非历史的全部，恰恰相反，遗落与埋葬也是应有之义。因而在小说里，林少予和于凤梅虽是久别重逢，但更像是谋划告别、奔走离散。 这个小说好就好在，林少予一家名不见经传，关于他们的过往却叙述得如此开阔而深邃。林、于二人聚饮之后，欲醉半醒，小说也开始追溯远方、抵达历史，如滚雪球般将一个家庭、家族甚至是一代人的历史重新雕塑。林少予的父亲曾只身前往北平城，向傅作义将军示威，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女儿，最后流连于深山里的仙人柱，守候与追逐那个骑着驯鹿的敖鲁古雅女猎人；母亲在林业局工作，丈夫葬身于那片森林，充满疑惑的她投身于森林防护，欲探究竟却不了了之，终而从东北南下，将余生付诸北海；爷爷与日本鬼子之间的纠葛，以及最后喝鼠药自尽；姐姐远走美利坚，跨越国界的爱恨情愁，至老无可释怀；妹妹小盼被溺毙于那个严酷的岁月；当然还包括林少予自己，早年顶替姐姐，背井离乡来到内蒙古海拉尔的农场插队，尔后成为一名技工，“大半辈子伺候一台牛头刨床”。林少予他们如候鸟般自北方出发，来到南方的一处天涯海角，相互亏欠、彼此怨恨，情感的牵连如天空星宿的谱系。 有意思的是，杳无踪迹的林少予父亲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白垩纪》，这是一部回忆录，记录那个久远而凶残的年代。那些难以企及的历史、无法实现的人生，都显得遥不可及且不可忍受。小说里写到了妹妹小盼的死，指向着历史与人性的暴虐。并借姐姐之口道出：“我们就是生存在白垩纪的恐龙。”在人与兽的纠葛里，人变得面目全非，残酷而充满戾气，渴望理解与实现而不得，只能于旷野中发出无尽的哀嚎。这个嵌入式的文本多有自叙传之意味，虚虚实实，天南地北，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家庭、爱情，超离不了那些空虚与幻灭。 在小说里写绚烂和光彩容易，写凋零和枯萎实难。《乌头白》的人物，几乎清一色都是将步入暮年，然而空留一身遗憾，仿佛看得清死亡的身影。“从前他老以为她会孤独终老，没想到孤独终老的那个人更可能是他。”南方成为了惊惶人生的避难之地。生活在此落脚，灵魂暂且安定。林少予和他神秘而清晰的家人，癌症晚期的于凤梅，以及来自天山却在虚空的“传销”中幻想人生的老孔等等。在小昌那里，作为树洞与归巢的南方，寄托着生死，也挣扎着超克。小说最后，备受刺激的林少予母亲离家出走，“她的卧室还是老样子，没任何变动。她就这样凭空消失了”，然而却只是蛰伏于家对面的旅馆。老孔在北海被当作传销分子遣返，但依旧执念于自己的发财梦。林少予与机床为伴，蹉跎半生，与母亲和姐姐一起寓居，遭遇青年时期的爱侣于凤梅，却迷失于纷纷扰扰的生活。另一方面，林少予的父亲远走他方，追寻他的理想/幻想；姐姐也选择走进大山，在生死难卜中探寻父亲当年的踪迹。他们都在忍受凡常的生活，舔舐自我的创伤，触摸着可以预见的死亡，对那个理想世界的憧憬也多是乌头发白的幻念。然而，这一切都难以抹煞他们超克现实的尝试。 小说中多次出现了“鸟”的意象，既有那只通体火红的大鸟，“像着了火的凤凰”，也有南方小城北海冠山岭上铺天盖地的鸟群。这都是若有所指的隐喻性存在。“鸟”成为蛰伏于现实之中的反向性镜像，那些想象/物像越绚丽多姿，越天马行空，历史/现状便越是灰暗，越无法超越。而为了躲避之、抵抗之，他们来到了那片海，卸下灵魂里种种难以承载的包袱。“鸟”成为了生命的图腾，“林少予说，我可没骗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小看任何一只鸟，所有的鸟都是神物”，当然，这其中更多的是对于生死的超越或超越无果的告慰。 写鬼神之事在当代中国并不鲜见，刘庆的《唇典》、田耳的《衣钵》《金刚四拿》、肖江虹的《傩面》等各具特色。无为的短篇小说《安魂》中，则是乡土世界的一出协奏曲，传统与现代于焉交错，一边不断消解民间信仰的内核，一边却在建构底层民间的价值秩序。 无为也来自北方，一直在北海定居。《安魂》写的是北方的陇东乡下，道士邱阴阳和他的弟子们，平日里安魂捉鬼降妖，还能看风水算命。这是一个行当，世代家传。“出门用的是道士行头，拿的是道家作派。谁家有丧事和迁坟动土或鬼魔附体的事情，他们的生意就来了。”这是邱阴阳们的社会功能，也是谋生之道。故事发生在陇庄塬上，一开始，容老汉将死未死，其儿子容老六前来索求安魂。邱阴阳迫于生计，接下了活儿，便派小条子前去打听消息，为编唱安魂曲做好功课。 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邱阴阳的手里始终掌握着生死轮回的话语。归根结底，邱阴阳通晓乡土世界的观念伦理，所以能够以简单的唱段，就能唱到家属心里，让容老汉的老伴儿将针头拔掉。当容老六泼辣蛮横的媳妇，不愿布施给小费，质疑并反抗道士定下的规矩时，邱阴阳亦能大事化小。容老汉身上的夜明珠失踪，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而另一方面，则是安魂仪式渐近高潮。可见，小说在结构上甚为考究，表面是一出轻喜剧，实则极深地透析着北方乡土的人心。眼看容老六媳妇拒绝交钱的抗争即将胜利，却在“卖尸骨配阴婚”的恐惧中功败垂成。容老六最后不惜代价地在黄表纸上盖戳。 邱阴阳自始至终都镇定自若，这也意味着，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凡俗人间，他对其中的秩序与信奉了然于心，再如何折腾，再怎么反抗，最终难以逃脱那“至高无上”的“安魂”。“安魂”是民间术数，也是现代心理；是宗教的仪礼，也是灵魂的抚摩。尽管这样的信仰/信念更多地以前现代的方式出现，叙事者也有意消解邱阴阳们的神秘性，但小说最后，情感与爱还是超越了金钱与性格的限制，也就是说，其仍无法完全取消民间的话语序列和价值认同，其中透射出了关乎爱与死的日常表述，也代表着对于生命的恐惧和敬畏。 无论如何，很难想象小说可以超脱生与死的命题。《乌头白》中，无论对于林少予和他的父母、姐妹，还是他身边的于凤梅以及老孔，都受制于生之困囿与死之危殆，亟待一种栖息、飞翔、超越。即便《安魂》里容老六媳妇辨识出了邱阴阳的手段，意图反抗，却终究无法超越生死轮回的支配性格局。在这样的境地中，如要真正构筑隐喻性力量以致远，超越迷思而得到脱困，则需沉入纵深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又需超脱无奈与痛楚而寻得觉知、了悟。更重要的，在爱与死的灵魂探询中，超克生命的颓丧与恐惧，换一种姿态观看、经历，以再度引入生命的想象，开拓新的日月山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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