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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的东路军进展顺利，在牂柯郡且兰县（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迅速击败了叛军中势力最弱的朱褒部队，平定了该地区的叛乱。 李恢的中路军进入益州郡，孤军深入，在昆明陷入了建宁郡各县叛军的合围。 当时诸葛亮大军毫无消息，叛军的人数是汉军的几倍，形势非常严峻。 李恢心生一计，派人对叛军说：“官军粮草已尽，已准备撤军回去了。但我们中间有人曾经骂过驻地官员，就算现在能够撤军，也回不去北方了，无奈只好打算与你们一起谋反，寻条生路。我们也算是坦诚相告了，绝不相欺。” 南夷叛军信以为真，麻痹大意之下防备自然就有所懈怠。 李恢抓住机会，发动突袭，大败叛军。 叛军残部四处逃散，李恢分兵追击，南边一直追到盘江（今南盘江云南弥勒县东南皈依底山以下部分），东面追击到牂牁，与诸葛亮、马忠部队声势相连。 益州南部地区被李恢荡平。 孟获的老家被占，没了退路。
五月，尾随孟获军一路追击的诸葛亮大军渡过泸水（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 诸葛亮大军克服了气候、地形、运输等重重困难后，于味县（今云南曲靖市）与李恢的部队会师，合兵追击，在味县以北地区追上了孟获的部队，经过激战，击败了孟获的部队，生擒孟获。 随后，大军向西挺进，进兵滇池（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并分兵平定了四周的夷族部落。 这年秋天，整个战役胜利结束。 南中既定，在交州准备接管南中的东吴人刘阐，眼见已事不可为，便打消了接管的念头，回吴国复命去了。 战乱后的南中，虽然叛乱暂时平定了，但摆在诸葛亮面前的仍然是一堆烂摊子。 三国对峙局面的形成，乃至蜀汉、吴国的存续，只能是蜀吴联合，共抗曹魏。 蜀国的最大敌人，毫无疑问是北边的曹魏。 北伐中原，是诸葛亮隆中对时就提出的基本方略，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要北伐，必须稳定南方，但蜀国的国力就摆在那里，根本不可能两头兼顾，何况对长江下游的东吴，蜀国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毫不提防，还得部署兵力，耗费物资、财力和精力，随时盯着。 所以，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收拾烂摊子，稳定南中的局势，解决今后北伐的后顾之忧，是诸葛亮必须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要治理好一个地方，使其长治久安，涉及到管理体制、管理者、军队、经济、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官员和军队问题，由谁来统治？如何确保稳定？ 诸葛亮自己的说法，当时面临三难： 第一难，如果留下外人统领，则要留兵驻守，士兵们要消耗粮食和物资。 第二难，夷族各部落刚被打败，死伤甚多，有的还死了父亲和兄弟，如果留下外人管理，却不留兵驻守，难保这些夷人不心怀仇恨，日久必定成为祸患。 第三难，夷族叛乱分子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朝廷委任的地方官吏，自知罪孽深重，与外地人隔阂很深，若留下外地人为官，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 好在诸葛亮出发前就与马谡一起，对南中的局势和面临的问题等，进行过商议，定下了“攻心为上”的原则。
他权衡再三，决定“不留兵，不运粮”，实施安抚、怀柔、分化和还林归田、发展经济等政策。 首先，他把原南中四郡分为了六郡，即益州、永昌、牂柯、越巂、云南、兴古，加上划入犍为郡的一部分设立朱提郡，实际上南中有七郡。 他任命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担任地方官员，如收降爨习、孟琰等，与孟获一起授予官职，笼络南人。 诸葛亮上奏朝廷说：“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人，在边陲之地对朝廷尽忠不变，已有十多年，雍闿、高定在其东北方威逼他们，而吕凯等坚守正义，不与他们交往。为臣没有料到永昌地区风俗竟是如此敦厚正直。” 于是任命吕凯为云南太守，晋封阳迁亭侯，王伉为永昌太守，封亭侯。 但吕凯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被其他叛乱的少数民族杀害，由他的儿子吕祥继承爵位。 又奏请分封此次战役立功最多的李恢为汉兴亭侯，加拜安汉将军，就任建宁太守，马忠为牂柯太守。 任命的官员中，除了孟获等夷族部落酋长外，李恢、吕凯、王伉都为原南中诸郡官员，只有牂柯太守马忠算是外地人，但因受到夷人敬重，所以也留下来做地方官了。 这些人无论是在夷人还是汉人中都有威望，很得信任，由他们出任官员，管理地方，大大缓解了官府与本地人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夷族和汉人基本安定下来，蜀汉朝廷的法令、政纪大体上也能得以贯彻了。
其次是军队问题。 如果仍然保持原来的体制，夷族各部落拥有各自军队，那么官军主力撤走后，这些部落再次联合起来，李恢等地方官员手里那几个官兵肯定是无法对付的，弄不好又会回复到先前的乱局。 诸葛亮想出了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一是来个釜底抽薪，征召万户南中夷族各部的青壮年，建立一支军队，分为五部。 这些士兵都是各部精锐，身披铁甲，翻山越岭，健步如飞，善于使用弓弩和毒箭，箭无虚发，擅长野战，所向披靡，号为“飞军”，俗称“无当飞军”。 南中夷族素重勇士，后来无当飞军每有空缺，需要补充兵员时，南人必奔走相告，刺血踊跃，以此为荣。 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管理，诸葛亮把这万户举家迁移到了蜀地。 当时南中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口并不多，建宁郡不过万户，牂柯郡两万户，最多的兴古郡也才四万户。 诸葛亮一下子调走一万户能征惯战的世家，极大地削弱了当地的豪强势力。
二是分化瓦解。 把剩下的壮年配给焦、雍、号娄、爨、孟、量、毛、李等大族为部曲，设置五部都尉，号为五子，所以南人有四姓五子的说法。 夷人生性彪悍斗狠，桀骜不服，与大族、富豪的关系一向很差。 诸葛亮便出政策，劝导大族捐金出帛，聘请夷人作部曲，聘请越多，便可世袭官位。 这样一来，大族要保住官位，只有不惜血本，大量花钱养兵。 夷人为了钱财，都愿意成为大族的部属。 久而久之，夷人归属大族，大族不知不觉臣服于蜀汉朝廷。 诸葛亮没有花一分钱，就逐步建立起了夷、汉并列的军队体系，战时服从朝廷统一调度，闲时维护一方安定。 第三，退林归田，发展南中经济。 诸葛亮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如牛耕等，引进到南中地区，改变了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让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远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由游猎走向定居的农业经济。 此后，虽然夷族部落后来也偶有小规模叛乱，但都没有形成气候，很快被李恢、马忠等人平定，南中基本稳定了下来。 南中经济的发展，上贡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给蜀汉政权增加了大量收入，使得军费充足，国家富裕，为诸葛亮北伐提供了军队特别是物资上的保障。 社会的稳定，也解除了蜀汉的后顾之忧，使诸葛亮可以专心对付曹魏，开始了北伐曹魏的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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