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10月5日在山东曲阜华野前委扩大会期间留影。左起：粟裕、钟期光、唐亮、张震、陶勇。 回忆进行济南战役的决策前后 唐 亮 1948年9月，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华东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下，在中原野战军的战略配合下，在华北和山东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济南战役。经过从9月16日晚至24日黄昏连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全歼据守在济南的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包括吴化文一个军起义），生俘其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耀武等34名高级将领，解放了山东省会济南城。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 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的能力，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中央在祝贺济南大捷的电报中，指出：“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虽已过去37年，但指战员们当年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安排，编印《济南战役》一书，是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我作为当时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应约写一篇关于济南战役的回忆文章，是义不容辞的。本文，着重就进行济南战役决策方面作些回顾。  1948年7月14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部署夺取济南的电报手迹。 一、从战略的全局出发，确定打击方向 1948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到了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两年中，通过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艰苦奋战，胜利形势迅速发展，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总人数，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余万人；国民党军被歼灭了264万人，虽经不断补充，但总人数由开始时的430万人降为365万人。特别是解放军转入了全面进攻，将战争推进到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而国民党军则由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此时又转为重点防御，猬集在大中城市周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与全国的军事形势一样，华东、中原战场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47年7月初，华东野战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分为内线和外线作战。内线兵团（又称东兵团，后称山东兵团）转战齐鲁，先后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周（村）张（店）、昌（乐）潍（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攻占了周村、张店、潍县、兖州等重要城市，威逼济南。外线兵团（又称西兵团）为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先是挺进鲁西南，继而进军豫皖苏边区，转战中原，先后取得了沙土集、洛阳、开封、睢杞等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特别是睢杞、兖州战役后，内线、外线兵团胜利会师，力量更加集中。而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北面王耀武部十万之众据守的济南已成为孤点，南面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十字架上，摆着由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副司令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17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下一步怎样行动？就很严肃地摆在了中共华野前委面前。 当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山东兵团，经常在野战军指挥部的，只有代理陈毅同志军政职务的粟裕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士榘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我和钟期光副主任也常在那里，学习领会军委指示，分析敌情，研究部署，解决部队岀现的新问题。而下一步打击方向放在哪里，自然成为我们当时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在攻占兖州的第二天，即1948年7月14日，中央军委就电告华野“拟令许（世友）谭（震林）攻济南”。7月23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要求山东兵团“休整完毕后，或配合粟（裕）陈（陈士榘）唐（亮）张（震）各纵在陇海线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打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7月26日，中央军委电令“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第五军”。就我们华野前委的同志来讲，当时究竟打哪里，也还在考虑、酝酿之中。从部队情绪来看，多数是想打国民党军的精锐、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第五军，是我们华东野战军的老对手，朱德总司令1948年4月到濮阳视察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时, 曾号召华野部队用“钓大鱼”的办法来寻歼第五军，指战员们更是摩拳擦掌，恨不得一口吞掉它。但由于它狡猾，几次没有被歼灭。所以，如果是打第五军，那是符合华野部队指战员心愿的。 对于打第五军还是打济南，我们在多次研究以后，于8月10日上报了几个方案。主要是：第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地区作战，截断津浦铁路徐蚌段，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力求在运动中首先歼灭第五军；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援；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第一阶段，先以两个纵队抢占济南机场，通过消灭其反击力量，削弱其守备兵力，以主力11个纵队准备打援。第二阶段在歼灭援敌一路以后，将主力转到攻济南。8月12日，军委复电要我们对攻济南进行会商研究，要求我们在部署上注意“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这使我们逐步明确了攻占济南是当时作战的真正目的，而打援是作为手段的，以保证目的实现。 为了认真会商攻济打援作战，我们华野前委决定在山东曲阜举行扩大会。为此，粟裕、陈士榘同志和我，以及外线兵团几个纵队的领导同志于8月20日到达曲阜，同先期到达的谭震林同志会面。接着，华东局代表、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同志以及几个纵队的领导同志，也到达曲阜（许世友同志因健康原因未能到会）。出席华野前委扩大会的同志齐聚一堂，畅叙分别执行作战任务的情况，学习领会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周密地分析了当时战局及敌我双方条件，共商攻济作战大计。我们在会商研究过程中，又接到中央军委8月26日电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有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中央军委的电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攻济打援作战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拟制攻济打援战役计划的重要依据。 华野前委扩大会在曲阜对攻济作战会商的结果，就是：要争取第一种可能，应付第三种可能；以攻济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部署上，以足够兵力攻城，以主力打援。8月31日上报了作战方案，军委于9月3日批复同意。 把攻占济南作为当时的打击重点，完全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是完全正确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正如《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所说的：“我们打下了济南，就可以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就可以使华北、华东解放区各种建设提高一步，就可以使我们的战场向前推进，就会使徐州完全置于我们包围之中，就会造成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更多有利条件，就可以迅速改善中原战局进而威胁长江南北。”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9月2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同意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作战方案的电报手迹。 二、从最坏的情况考虑，进行战役部署 济南是位于津浦线上的军事重镇，当时是一个现代化的设防城市，日本侵占时就筑有工事，后来国民党军又加修了大批钢筋水泥工事，有十万之众固守，特别是山东各地反动分子聚集于此，可能作困兽之斗。这就可能使攻城的难度增大，时间拖长。王耀武曾经自诩，济南兵多城固，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特别是国民党在徐州附近地区摆着三个机动兵团，随时可以增援。这些情况，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岀的那样：“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是从最坏的情况来研究战役部署的。 （1）以足够的兵力打济南。为求迅速攻占济南，争取第一种可能，避免岀现第三种可能，必须保证攻城有足够的力量。此时，山东兵团的第九、第十三纵队、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4个团)对济南情况熟悉，又有打潍县或攻兖州的锻炼和经验，且有攻济的实际准备，故确定全部参加攻城；再调外线兵团中长于攻城的第三和第十纵队参加攻城，渤海军区，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攻城。除此，我们将华野指挥部警卫团和华野政治部警卫营，配属给两广纵队，在战役开始时负责扫清济南外围长清地区的土顽，以减轻攻城部队的负担。决定以华野特种兵纵队炮兵大部配合攻城，为数不多的坦克首次用于配合攻城。这样，攻城部队达14万之多，兵力超过守敌。为加强攻城，确定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同志统一指挥。攻城部队，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东集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西集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攻城部队所以能连续突击，不断地发展进攻，打得守敌没有喘息和调整部署的机会，只用8天就攻占济南，比原来预计用20天至2个月的时间大大缩短，有足够的攻城兵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2）以主力用于打援。当时，部署在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东到海州、连云港，西到砀山、商丘，在如此宽大正面上进行阻援打援部署，困难是很多的。为了保证攻占济南有充分的时间，而且能歼灭援敌一部，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以8个半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一部，附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和鲁中南军区地方武装，共约18万人，即占当时华东野战军兵力总数百分之五十六的部队用于打援，由野战军指挥部直接指挥。其中，以第四、第八纵队等部组成阻援集团，部署于运河以西的巨野、嘉祥地区，阻击可能由徐州以西地区北援之敌；以第一、第六、第七纵队，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和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以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组成打援集团，部署于运河以东、津浦铁路沿线之邹县、滕县地区，待机歼灭北援之敌。历史已经证明，由于华野阻援、打援兵团的兵力强大，严阵以待，使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不敢冒进。蒋介石虽屡次督促，直到9月24日，即我军攻占济南那一天，其第七兵团黄百韬部和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尚未行动；由商丘行抵成武、单县的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闻悉王耀武部在济南已被全歼，立即仓皇回窜。 （3）建立强大预备队。为了防止攻济时间的拖长，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无论是攻城兵团还是阻援、打援兵团，都建立了强大预备队。攻城兵团，除各纵队都建立了预备队外，还以第十三纵队作为攻城兵团指挥部的预备队。当吴化文部于9月19日晚举行起义后，攻城兵团指挥部立即将第十三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乘胜扩大战果，于20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阵地，加速了王耀武部在济南的崩溃。为了保证打援有足够的兵力，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把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从苏北调至滕县及其以东地区，准备参加打援。这样，就使攻济和打援取胜均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除此，华野指挥部还电令江淮军区、豫皖苏军区配合行动，破击津浦铁路徐蚌段，进逼徐州，以钳制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中央军委还电告中原野战军进行战略配合，拖住国民党军张轸、孙元良兵团，对保证济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亮起草的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 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争取战役全胜 毛泽东同志说过：“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济南战役的实践证明，激发指战员们的高度革命热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对夺取胜利极为重要。 （1）用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必胜信念去动员群众。在济南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各部队普遍经过新式整军运动，进行诉苦教育，指战员们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深入人心，为了把部队高昂的战斗热情引到攻济作战上来，保证济南战役的胜利，我们下达了由我、钟期光同志和宣传部长陈其五同志分别起草的《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关于济南战役思想指导问题》等文件，除教育部队认清济南战役的重要意义、胜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树立必胜的信心外，特别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个口号深入人心，化为巨大的力量，成为当时部队、地方的奋斗目标。攻城部队指战员们发扬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像“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等大批英雄模范单位和人物，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等数以千计的指战员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英勇献身。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不仅踊跃支援前线，还布下了天罗地网，捕捉零散的逃敌。王耀武装成病人逃到寿光，被公安战士查出捉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已逃至离国民党军盘踞的临城(今薛城)还有12里的地方，被我军侦察人员捉获。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牟中布，装成难民逃至高密，被民 兵捉获。正由于攻城部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使“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变成现实，战役获得圆满成功。 （2）用强大的力量去威慑敌人。当时，国民党军位于徐州附近地区的3个兵团，如果同时北援，要歼灭其一部，也是不容易的。为了保证攻济成功，阻援、打援部队根据华野指挥部的要求，摆出打硬仗的架势，在津浦铁路徐济段两侧及运河东西地区，构筑大量工事，决心顽强阻击，以挡住援敌，消耗援敌，进而在有利地区吃掉其一部。正因为这样，援敌才迟迟不敢行动。也正由于我军力量的强大，在济南解放后，荷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惧怕被歼，先后弃城逃窜，从而使此时山东除青岛外，均获解放。 （3）用政策纪律去规范部队的行动。为了减少济南城市在攻占过程中的损失，更好地以其雄厚的物质基础支援战争，我们遵照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根据攻占洛阳、潍县、开封等城市的经验，特别强调部队要保护城市，遵守城市政策、纪律。指出：保护好工商业，就等于增强了支援战争的力量；保护好公共物资器材，就等于人民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就能减轻人民的负担。由于部队对城市政策教育深入，指战员们自觉地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新解放的济南，因而部队纪律严明，入城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的称赞。国民党山东保安副司令、中将聂松溪，在济南解放时化装潜藏，通过三天的耳闻目睹，为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纪律所感动，就自动走到我济南警备司令部投案。 回顾进行济南战役决策的前前后后，使我深深感到，认真地学习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全面地分析主客观的情况，深入地动员和组织群众，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就能取得胜利。指导战争如此，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同样如此。（此文写于1985年9月，为南京军区百科编辑室王辅一、王顺才同志整理。选自唐东原主编《唐亮将军——传记与怀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