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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万山丛中，清漳河畔，这一楼阁，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从古建及文化学意义上讲，它在山雨心目中，不只是突兀，简直是涉县文化高地的一个标杆！ 
涉县，明清之前的文化实物并不多，多的是明清以来的遗物存留。南岗文昌阁，为一处重要的明清建筑遗存。据《南岗村志》载：嘉靖年间（1522—1566），村前关帝庙、文昌阁建成。又据《文昌阁、佛堂殿被焚记及重修佛堂殿志版》载：南岗村券口有佛堂殿、**文昌阁，由来久矣。久在何时？嘉靖年间（1522—1566）“建成”是可信的。因为，明初有移民事实。初，“南岗村民”居处相对散漫。到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之后那几年，由于“北虏”鞑靼俺答汗突入晋中南，边患告急，涉县新作石城。同时，各村建券固守，券上往往供俸忠义关公，还立文章（昌）、魁星阁楼等。南岗文昌阁应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成”的。又据《南岗村志》，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同在村口券上关帝庙内，戏楼、佛堂殿、孔圣庙建成。又，据《涉县志》1998年版，崇祯年间（1628—1644），本村杨其廉力举重修文昌阁。民间有说，此阁，乃一棵大杨树上的木材就修了一座文昌阁。山雨怀疑，这一棵“杨树”，应是“杨其廉”这一棵“大杨树”！崇祯进士；扬州照磨（九品）；两淮盐运副使（从五品）。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明崇祯十四年（1641），足足百年，文昌高阁，想必己老态了。赴试前，杨其廉曾祭文昌，愿“佑磨利斧，赞启锦囊”。又听说，古人中科举，如果家乡没有文昌阁，是不点科名的。杨其廉既被点了，一定有文昌“赞佑”之功，衣锦还乡，当务之急便应是重修文昌阁，即是情理中的事了。清咸丰三年（1853），杨其廉重修文昌阁近200年后，太平军烧毁南岗券上佛堂殿和文昌阁。过了三年，咸丰六至七年（1856—1857），乡人购买大杨树数棵（一棵？），将文昌阁修复。这一次，村志明载，是“数棵”杨树。山雨30年以前听到，南岗善信讲，是一棵大杨树。一棵，山雨认为，是可能的。三里之外的招岗张家老杨树坟的大杨树在民国时期处倒后，直经约1米9，枝梢摆满了8亩地。山雨相信，在清代以前，一棵大杨树盖起一座三层的文昌阁，完全是可能的；山雨听到的传说，完全是可能的。近些年，南岗关帝庙建筑群包括邯郸市文保单位南岗文昌阁得到全面重建和修缮，文昌阁神彩焕然。作为邻村人，作为南岗村新晋法律顾问，山雨由衷欣喜。作为一名曾经的方志人，山雨（《招岗村志》的主编）有太大的心劲儿，从方志史和方志人才的角度，去论证南岗村的文昌阁“功在当初（明末、清后、如今），利在千秋”：南岗文昌阁建成50多年后的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杨其廉的父亲杨如桂参与《涉县志》第二次编修。又过约二十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杨其廉的同辈杨其言参与《涉县志》第三次编修。清顺治六年（1649），杨其廉主持《涉县志》第四次编修。清顺治十六年（1659），南岗人冯启印参与《涉县志》第五次编修。清康熙三十年（1691），南岗人冯翰、杨际泰参与《涉县志》第六次编修。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南岗人王颐、杨鼎彝、冯愈参与《涉县志》第八次编修。清嘉庆四年（1799），南岗人冯钰台参与《涉县志》第九次编修。梳理一下，除了第一、第七、第十次，涉县明清民国十次修志，南岗有10人参与（或主持）了其中的七次，这在涉县方志编修史和人才及文化史上，应说是一个奇观！它，体现了南岗文脉的一贯，也反映了南岗文昌阁绝非仅仅只是一处普通的道教古建筑物！* 根据资料显示，明清民国时期，涉县曾经十次修志，按纂修年代依次为:1.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2.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3.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4.清顺治六年(1649)；5.清顺治十六年(1659)；6.清康熙三十年(1691)；7.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8.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9.清嘉庆四年(1799)；10.民国21年(1932)。流传下来的只有明嘉靖三十七年《涉县志》、清顺治十六年《涉县志》、清康熙五十三年《涉县志》、清嘉庆四年《涉县志》和民国21年《涉县志稿》，其余5部散佚无存。*二O二二年农历五月十二日上午，山雨得以第一次登阁观览，幸甚！作者简介：张海旺，河北神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家事团队团队长，研究生学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律硕士）。学术论文主要有《谢方樽人格论》。业余喜爱地方文化研究，精考据，善长联词赋，颇有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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