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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依据天文物候和自然时序形成，指导民众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 进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时间。它发端于黄河流域，但对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作为中国人的时间指南，二十四节气既呈现多样的地方特征，又存在共通的文化根基。我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殊别，东西地势不一，各地文化习俗相异，在劳动实践中，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自然物候与人文环境安排农业活动，不断赋予二十四节气新的内容和意义，这样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地方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二十四节气代表了一种地方性知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二十四节气，这构成了二十四节气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征。但我国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完整的时间体系，不同地区二十四节气在差异之中又存在相通的民俗文化心理，使之彼此相连相融。下面我们从农事活动、生活起居两个方面来说明二十四节气的地域差别及民俗文化观念的相通性。二十四节气对农事的指导，建立在对地方物候特点及农作物属性的经验认知基础上，各地的自然物候和农作物不同，二十四节气的表述和内容也就有所差 异，农业生产在不同地区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表现出不一样的节奏和时序。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节气里，各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农事图景。例如，立夏到来时，杭州临安养蚕人家祭过蚕姑后，严闭门户，专心忙于蚕事。期间，邻里不相往来，官府不敢问粮，言语多有禁忌，谓之“蚕月”，或“蚕忙”（参宣统二年《临安县志》）。四川广元农户在立夏后进入忙碌的“麦秋”时节，农民两头忙，既要采桑饲蚕，缫丝浴茧，又要忙着割麦、插禾，所谓“家中忙蚕儿老，外面忙麦稍黄，蚕老麦黄秧上节”（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同样是在立夏节气，两个地方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农忙景象。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种农作物，在不同地区种植的节气不一样。华北地区小麦播种多在秋分，所谓“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而到了河南郑州，情况就变为“秋分栽蒜，寒露种麦”，认为最适宜种小麦的节气是寒露。又如，春季早稻的种植，湖南安仁县视桐花开放为浸种期，如“贫人莫信富人哄，桐子开花才浸种”，又有“二月清明莫在前，三月清明莫在后”的说法，意思是若清明出现在二月，则在清明后浸种；若清明出现在三月，则在清明前浸种。但对于东北地区的农户来说，清明浸种尚早，谷雨才合适，当地农谚曰：“谷雨下种，不问爹娘。” 尽管二十四节气在各地有不同的呈现，但它背后蕴含的不违农时、遵守自然时间节律的思想是一致的。根据节气的自然时序安排农事活动，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准则。王祯《农书》云：“四季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这句话强调了依据节气特点 种植农作物的重要性。一些广泛流传的节气农谚，给出了具体的种植经验，如 “清明早，立夏迟，谷雨种棉正当时”（陕西渭南）。“惊蛰已过，下豆不错”， “手冷不种豆，脚冷不种田”（浙江淳安）。不仅播种讲究适时，而且收割也要及时：“稻怕寒露风，人怕老来穷；寒露到，割秋稻。霜降到，割糯稻。”（杭州）农谚是广大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们以通俗易记的方式，提醒人们适时而作，顺应节气时令的自然时序。农事活动除了把握时机之外，还要在尊重自然时间节律的基础上，平衡和调整生产节奏。一年之中，每个地方都有农忙与农闲之分，尽管每个地区进入农忙与农闲的时间不同，但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四月开始进入农忙节气，所谓 “乡村四月闲人少”；十月逐渐进入农闲时期，所谓“十月无工，只有梳头吃饭工”。农忙开始后，贵在得时，以充沛的精力迎接繁重的劳务，确保农事活动的顺利开展。如前文提到的“蚕月”“蚕忙”，就是蚕农主动调整生产节奏，通过营造一个非日常的时段和空间，以确保蚕事的顺利。农忙期间，劳动繁重，农民异常辛苦，稍得宽和，便需要及时调养身体。江苏丹阳农户在夏至进入了忙碌的莳秧期，莳秧完毕后，田家主人备好酒菜款待佣工，或者亲朋邻居之间凑钱聚饮， 谓之“洗泥”（参光绪十一年《丹阳县志》）。经过这样的调节，农忙时的劳累疲倦得以缓解。在立冬之后的农闲季节里，人们酿酒、腌制食品以备年节之需。如，四川不少地区在冬至做腊肉，南京人在小雪前后腌白菜，谓之“腌元宝菜”。嫁娶及演戏酬神之事也常被安排在冬季农闲时进行。这样，人们在一年四季中的生产生活实践依节气而动，有忙有闲，张弛有度，农事节奏与二十四节气的自然时间节律相一致，农时与天时得以融合。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农业生产的时间准绳，而且是民众生活起居的时间指南。它对人们日常起居的调节，主要通过节气里的饮食和民俗活动来实现。由于各地的自然物候、物产、农作物、饮食风尚及民俗传统不同，二十四节气中的饮食与民俗活动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各地存在诸多差别，但又大都强调顺时应气，根据节气特点调整起居，使日常生活节奏合乎自然时间节律。在这些方面，各地是相通的。春季阳气上升，万物萌动，宜助春生之气。最主要的节气是立春和清明，这两个节气在全国各地普遍受重视，主要习俗也大致相似。立春日食萝卜、生菜，饮春酒，设春盘，食春饼，以顺阳气。春分酿酒，名“春分酒”；谷雨采新茶，谓之“谷雨茶”。清明扫墓后踏青游赏，行愉春之乐。自春分始至清明，儿童乘风争放纸鸢，宋代陆佃《埤雅》里说，小儿放风筝时，张口望视，可泄内热。春季节气辟虫，是一项应时的民俗活动。随着气温转暖，虫蚁开始苏醒，但尚未活跃，容易禁除。驱除毒虫的仪式活动往往在惊蛰和谷雨举行，南北方的不少地方均有驱虫活动，各地方式不一，大都含巫术色彩。如，江苏瓜洲惊蛰日点燃春节敬天地留存的红烛，各处照耀，并念“惊蛰照蚊虫，一照影无踪”，据说这样做夏天少蚊虫。这一天，还将糯米饭加糖炒成粒，家人分食，谓之“炒虫儿”（参《瓜洲续志》，1927）。江西南昌惊蛰炒豆，也称为“炒虫”， 有驱避虫蚁的意思（参同治九年《南昌县志》）。广东顺德龙山乡于惊蛰日将白灰置衣箱、书架下，以辟虫蚁（参《龙山乡志》，1930）。山东许多地方在谷雨时书“谷雨帖”，用以禁蝎。夏季气温高，受暑热之气的影响，人们易出现倦困乏力、精神不振的症状，即所谓的“病暑”“疰夏”。因此，夏季节气的饮食和民俗活动重在防暑助力，预防疰夏。立夏是夏季的开端，是防疰夏的关键期。此时，各种新鲜茶果已有不少上市，人们通过尝新和制作特别的食品，希望能够消除疰夏。江南的苏州、无锡、上海和杭州比较重视防疰夏，在立夏日饮食应季茶果。苏州吴县立夏日食樱、笋、麦蛋、蚕豆，妇女将青梅插于鬓角，给小儿饮七家茶，以防疰夏（参《吴县志》，1933）。无锡立夏“舍七家茶米食之，云不病暑”（嘉庆十八年《 无锡金匮县志》）。上海立夏日食麦蛋、摊粞（以金花头入米粉食）。杭州立夏日“有新茶、新笋、朱樱、青梅等物，杂以枝圆枣核诸果，镂刻花卉、人物，极其工巧，各家传送，谓之'立夏茶’”（《杭州府志》，1922）。湖南兴宁立夏做羹食，名曰“立夏羹”。前一天，各家用粳米做成糍饵，谓之“炼夏”，认为食之可增健气力，谚曰“要讨健，隔夜炼”（光绪元年《兴宁县志》）。湘西凤凰县立夏采笋，饮酒食肉，曰“助力”，又曰“接力”（参道光四年《凤凰厅志》）。江西南昌立夏日“妇女聚七家茶相约欢饮，曰'立夏茶’。谓是日不饮茗，则一夏苦昼眠也”（同治九年《南昌县志》）。贵州兴仁县有“躲立夏”之说，立夏日煮好鸡蛋，让家中小儿在梨树下吃，认为这样可以耐暑（参《兴仁县志》，1934）。除饮食以外，不少地方在立夏日称体重，认为这样也可以免疰夏之疫。也有些地区在夏至称重的，并通过尝新预防疰夏，如南京，“夏至，食李，权轻重 ”（《首都志》，1935）。福建永安在立夏日有迎夏习俗：“立夏，家家做夏团，米为丸，杂蔬笋各物和之，侑以熟肉香馈赠，谓之'招夏’。”（道光十三年《 永安县志》）夏至阴气始升，有些地区通过饮食来辟阴助阳，如广东惠州夏至吃狗肉，饮荔枝酒，以助阳气（参乾隆四十八年《归化县志》）。 秋季阴气滋长，古代立秋日有戴楸叶迎秋的习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等书记载宋代的都城开封和杭州，立秋日妇女儿童戴楸叶，以应时序。夏秋之交，容易得疟痢，人们通过调节立秋日的饮食来加以预防。上海嘉定立秋食瓜，饮新汲水，认为这样做令人不生疟痢（参万历三十三年《嘉定县志》）。天津立秋也食瓜，称为“咬秋”，谓可免腹泻。浙江长兴县在立秋日用井水送食七粒赤小豆，可免疟痢之疾（参嘉庆十年《长兴县志》）。经过酷热的夏季，人们的身体消耗较大，需要及时进补。北京立秋有“贴秋膘”的习俗，立秋日炖肉食之，可弥补苦夏的消耗。冬季严寒，各地逐渐进入农闲时期，冬天的饮食起居注重御寒。浙江长兴县“立冬前一日，以野菊花、金银花、茄根之类煎汤沐浴，名为扫疥治疮”（嘉庆十年《长兴县志》）。杭州也有此习俗，不过被安排在立冬当日。冬至阳气始生，所食多为助阳之物。北方地区冬至一般吃饺子，有“冬至饺子夏至面” 的说法。与之相反，江苏常州冬至食面，当地流传“夏至馄饨冬至面”的谚语。南方地区冬至饮食各地不尽相同，有米丸、粉丸、汤圆、花糕、粉团诸多品类，以圆形食品居多。古人认为阳象圆，阴象方，冬至食品做成圆形，含助阳之意。如广东南澳县冬至日做米丸，祭祀众神和祖先后，家人团坐而食，谓之“添岁”，并在门窗器物之上各粘一丸，名为“饷耗”（参乾隆四十八年《南澳志》）。江苏江都县冬至日各家设火炉烧炭，以达阳气（参乾隆八年《江都县志》）。由上可见，各地的节气饮食与身体调护内容丰富，方式多样，人们大都从当地的物产、农作物、饮食习惯和民俗传统出发，结合每个节气的自然属性，调整饮食起居，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节气文化。其中，有些习俗地域性特别强，流传区域十分有限，如广东一些地区，夏至有磔狗辟阴的习俗。有些习俗跨越好 几个地区（以相邻区域为多），流传范围较广，如立夏饮七家茶，在苏州、无锡、杭州、南昌等地均能见到。又如，冬至食饺子，则是北方普遍流行的节俗。还有一些习俗，几乎各地都能见到，如立春日做春盘、春饼，清明踏青游赏、放风筝，乃是全国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民俗。透过多姿多彩的地方节气饮食及养护身体的民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时间节律、敬爱生命的文化观念。二十四节气首先是一种自然时序，它反映了一年中自然的变动和节奏。我们通常说的“四立两分两至”， 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个节气，是一年中最主要的节气点，同时也是自然运行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八个节气是自然界开始发生新变化的标志点。而节气的饮食和身体调护在这八个节气里最为丰富，也最讲究，反映了人们顺从自然运行时间节律的理念和行动。日常生活起居的调理贵在得时，自然的变化，必然会作用于人的身体，在节气转变的关键时候，及时调理生活起居，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二十四节气的饮食及身体调护尽管方式多样，但大都符合顺时应气的理念，随节气变化适时调整，将身体的生命律动融入自然的时间节奏之中。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图（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时令》）总之，二十四节气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它在各地的呈现不一样，这主要是由各地的自然物候、水土、物产、农作物及历史传统的差异造成的。各族人民结合本地的农业生产环境及民俗传统，创造了适合本土的二十四节气内容，用于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因此，二十四节气不是一个固定化的文化事物，它有众多的地方写本。正是二十四节气的这种地方多样化特征，增强了它的适应性和活力，使其内容不断丰富，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在二十四节气各具特色的地方呈现中，又存在一致性，这不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有着相似的二十四节气知识和习俗，更重要的是在多样的二十四节气地方写本之中，存在相通的民俗心理和观念，这其中最基本的是尊重自然时间，让生产、生活、生命的节奏遵循自然时间的节律，适时而为，顺时而行。二十四节气形成和发展于以农业为主的乡土社会，在社会已发生重大变迁的今天，它仍然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二十四节气蕴含的尊重自然、以自然时间节律调整生产生活节奏的文化观念，对于今天人们缓解工作压力，增进家庭交流，调节身心健康，平衡工作、家庭、生活、生命的节奏，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古人不断调整二十四节气的智慧，对二十四节气做出符合今日时代特征的阐释，让它回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发挥积极的意义，使它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时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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