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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袁方成，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迪，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助理 传统的“总体性社会”中，社会成员主要依赖政府，通过单位获得资源、利益以满足自身诉求。随着社会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单位制老旧小区逐步向社区制转变，其固有的封闭性和整合性逐步淡化，所具有的独特社群关联和社会网络也随之瓦解。一方面，社区配套设施老旧、公共服务整体滞后，带来公共空间的缩减和公共生活的缺失；另一方面，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益薄弱，公共参与缺位、公共精神匮乏以及矛盾冲突频繁发生，成为相当一部分老旧小区的治理顽疾，同质化高、价值认同感强的社区共同体在时代变迁中陷入解体的困境之中。 为赋予老旧小区新的面貌，实现城市基层的稳定有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老旧住宅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19年至今，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H市T社区展开追踪观察。作为典型的单位制老旧小区，T社区建设年代久远、基础设施破损，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参与不足。观察发现，当地政府力推的老旧小区改造，对社区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同时，小区空间的改造和更新，为居民的公共交往和参与提供了场所，推动了居民关系的变化和调整。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的持续推进，社区环境和老旧形态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社区内部和外部组织网络得以完善，居民之间的社会信任和价值认同得到提升，组织—利益—情感等多维复合的共同体形态重新建构起来。空间层面的形态变化，如何能够塑造并强化居民之间的社群关系？社区生活—治理共同体何以得到形塑？如何理解空间改造与共同体形塑的内在逻辑？本文试作阐述和回答。 ”场域-资本-惯习“：空间改造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于空间和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空间生产和社区营造两类视角。亨利·列斐伏尔将空间概念引入城市研究，致力于探索空间—权力—表征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一个展现空间生产过程的三元一体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运用空间生产的理论来探讨城市土地开发、城市规划、拆迁和业主维权等城市空间的相关议题，重点关注空间生产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风险，以及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耦合关联。空间生产视角下的诸多研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具象变化，挖掘权力、资本在城市化过程中配置空间资源的运作机理，并剖析了资本化的城市再开发模式，在批判的基础上强调应当重塑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公共性及实现空间正义。 社区营造是理解空间改造与共同体关系的替代性视角。起源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其经验主要是立足于居民自治力量来促进社区发展，逐渐成为社区发展的新方向。社区营造离不开居民参与，需要从在地居民的诉求出发，自下而上地推动社区发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再造。通过营造社区公共空间，逐步培育社区文化以及形成社区文化认同，促进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区治理创新局面的形成。 两类视角的研究对进一步理解空间改造以及空间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整合两类理论资源、克服既定局限而拓展分析的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归属的期望日趋强烈，而宏观层面上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模式不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吁求，需要推进城市建设模式的转向，强化空间认同，培育具有现代性的共同体意识。相比较而言，目前社区营造还处于较为松散和零碎的阶段，主要局限于较小范围的公共空间建造，最终落脚和取决于基层社区的自决和居民的自治。而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更广，涉及的利益主体更加多元，需要政府“自上而下”支持动员、居民“自下而上”参与行动以及社区“自内而外”与市场和社会组织互动协作。 由此，就面向实践的研究需求而言，需要兼具规范性、多元性和连贯性的分析框架，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柔性运作以及社区特定空间中各项实践的“日常性”“在地性”和“文化性”。笔者尝试在吸收既有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引入场域理论，并从该理论的要义出发，进一步发掘和提炼空间改造与共同体形塑的内在逻辑。 场域理论的基本关切是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既然人们的行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那么就可通过解构分析空间改造过程中不同场域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冲突与博弈的关系，探究其发展趋势，这为解释老旧小区改造中多方主体的实践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何为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不同位置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是一个构建（configuration），由各种社会关系连接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场域中有行动者、组织、规则等因素存在，其核心是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包括场域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场域与场域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结构和规模的差异，行动者在关系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差异显著，由此布迪厄所构建的场域是一个时刻都在“博弈”的空间，行动者通过占据有利的位置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资本是理解场域中行为主体间关系逻辑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象征资本）四种类型。其中经济资本最具权力优势，文化资本最具影响力，而社会资本最具有广泛性。惯习也是场域理论的要素，作为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是行动者在经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对社会的能动反应，即行动者的性情倾向和惯常行为的总和。这种性情倾向将过去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具有持久性，同时也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换。 场域、资本和惯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三者发生关联互动，并共同作用于实践。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的个案实践，笔者建构起指向空间再造的“场域—资本—惯习”三维分析框架，如图1。
在此分析框架中，场域、资本、惯习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影响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实践提供了场所和结构性因素；场域与惯习是双向建构的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也能开拓或建构新的场域；资本是场域内要素参与竞争的动力，场域也为资本各要素竞争提供必不可少的场所。 置于H市T社区的场景中，该社区于1956年初因企而建，居民楼大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职工家属楼，是典型的单位制老旧小区。小区房屋建筑立面老旧、基础设施落后，社区居民公共意识薄弱、公共参与不足，社区治理面临重重矛盾和难题。近年来，该社区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且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见表1）。
T社区的改造过程中，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主体先后入场，改善了小区老旧的形态，也促进了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参与和互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得到普遍提升，社区主体性逐渐生成，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得以塑造和强化，逐步实现从空间的变化到居民群体和社区整体的变化。 项目驱动与合作网络：社区场域的生成及转变 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中，一般包括社区两委、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各类社区志愿者组织等多元主体，其中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又被称作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作为与国家基层政权密切关联的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更偏向作为行政体系的末端组织，属于行政系统；业委会则是由业主所组成的一类居民集体组织，属于社会系统；受雇于业委会的物业公司则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属于市场系统。老旧小区改造中，代表政府权力的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代表市场的开发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公司、代表集体的居民和业委会构成三个独立运作又相互影响的场域，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直接决定小区改造的效果和居民的日常生活。 当下中国城市基层的治理情境中，对小区改造影响最大的是行政权力场域。单位制解体之前，作为分配给居民的社会福利，居住小区也是国家权力延伸的重要场所。T社区“一期”改造的阶段实践，就是政府包办改造的治理格局的体现，权力场域统揽了小区改造的相关事务。然而政府不是推动小区改造的唯一主体，随着开发建设单位的进入，物业公司逐步形成，市场场域对于改造质量的保障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居民构成的强调自身权益的集体场域开始形成，成为小区改造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提出诉求、集体决策以及实行自我管理等方式，对小区改造的日常事务实施监督，与权力场域和市场场域展开互动和博弈。 权力场域主导阶段的小区改造，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优势地位凸显，相较而言，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途径有限，居民的合理诉求和生活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关切和声张，导致居民与施工方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矛盾频发。 从“二期”改造和建设开始，为了从争论和矛盾中摆脱出来，使项目更贴合居民需求和社区发展，社区居委会全体成员深入各类居民群体，充分沟通了解居民的真实想法。以居民为主的集体场域开始从孤立和悬置状态，走向与其他场域的互动和共振，具体体现在项目需求征集、项目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各个环节。在居民意见和需求征集的环节，社区网格员入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居民对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意愿和需求。社区居委会还定期召开座谈会，邀请社区居民、物业企业代表参与收集居民的意见，并充分沟通交流。 在广泛收集需求的基础上，项目的方案设计环节得到更多居民的关注和参与。社区居民的能动性通过民事民议、民事民定的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社区里更多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团队骨干和社区能人被组织和动员参与其中，居委会有意识地引导其利用自身特长、技能优势，带动普通居民参与改造项目的具体设计。 “老旧小区改造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居民想改哪里、怎么改。我们在收集到社区居民的方案后，街道会再次深入社区，与居民、物业单位等交流和座谈，并同职能部门与专业施工单位共同商议和评估项目的可行性与实际价值，随后才会确认立项。”（YJ，H市X街道项目办工作人员，2021-06-30） “二期”项目的实施引起热心居民的更多关注，这些居民和社区两委共同监督施工过程。党员居民带头成立了改造监督小组，监督施工中的安全问题，并积极收集民情民意，及时对接施工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街道层面则每周召开座谈会议，全程协调推进解决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问题。 “我们的党员志愿者L师傅在小区已经住了40多年，对小区环境和居民都十分熟悉，平时也经常帮助咱们社区协调邻里关系、调解矛盾。在小区改造过程中，他也会监督施工方的施工资质、工程进度、建筑材料这些方面。”（LHX，T社区书记，2021-03-26） 大量老旧小区改造后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其建设和改造成果难以得到长期维护。T社区改造完成后，社区居委会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物业公司管理小区，或者在条件不具备的小区采用业主自治的模式，让居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确保所有改造后的老旧小区的服务和管理不落空档，巩固改造成效的可持续。 “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管理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也是贯彻省市级的文件精神，推动物业服务全覆盖工作，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管理行为，这对改造后的老旧小区管理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目前下发了《H市物业服务企业星级考评管理办法》的规定，决定在全市城区开展物业服务企业星级考评等工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在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引进物业公司管理。但还有部分小区由于收不齐物业费或者物业公司不愿进驻，我们就通过业委会采取业主自治的模式，让居民先自己管。”（LHX，T社区书记，2021-03-26）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各方的切身利益，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公共空间和场域，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或社区居委会无法保证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加之市场化的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权力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持续渗透，决定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及社区治理很难由单一场域占绝对主导地位，三大场域的汇聚协作成为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不断升级的方向。
“这个社区的改造，建筑改造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整个改造流程（见图2）下来都涉及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包括政府主管部门、街道、市政、施工、居民互动与意见征集，都要由施工方去对接完成。”（W师傅，施工方工作人员，2021-06-30） 在“三期”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街道、社区党委、居民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共驻共建单位等更多行动主体在不同的环节参与进来，形成协同推进的态势。社区场域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中这些行动主体处于不同的网格节点上，相互容纳联合而消解矛盾冲突（见图3）。
其中，基层政府与社居委会加强了改造过程的协调与反馈，街道为社区提供政策指导和改造资金的支持，协调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社区党组织也是小区改造的重要参与力量，党建引领塑造了集体行动的过程，项目实施中党员扮演了“关键行动者”的角色。社区居民作为小区改造的受益者，也从启动阶段的观望，逐步转向积极参与设计、实施和监督等各个环节。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相关共建单位也行动起来，共同搭建公共平台，提供各种资源和支持。由此，通过改造项目的串联和链接，在社区场域内多主体之间的间隔被打破，互动合作的网络逐步搭建起来，形成较有影响的协作关系，权力、市场与集体场域合作的共治格局得以生成。 作为中央政策导向下的老旧小区改造实践，既可能通过权力场域或集体场域主导来推进，也可能发展出三个场域共同作用的推动路径，这些不同的路径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个案实践经验表明，从政府权力主导到居民主动表达诉求和参与过程，再到多方主体展开联动并共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参与、沟通及协调，弥合了居民与社区以及施工方的观念差异和行动冲突，协调和维护了多方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诉求，强化了各主体间的共同行动理念和协作关联意识，实现了社区的再组织并完善了合作网络。 资源差异与利益协调：资本要素的交换及融合 资本是解释场域中行为主体间关系逻辑的关键因素。从资本的角度理解，社区场域是当社区利益通过连接与合作确认时产生，社区利益能够确认和增强不同社会场域的社区共同感。社区场域行动的目标是要在不同场域中的行动或行动者之间创造一种连结（bridging），以增强不同利益场域之间的共同性。因此，社区场域形成的动力在于社区共同利益，需要在多主体的目标诉求中寻求利益共同点，理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并形成共同利益观。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就是社区治理场域通过机制和制度的调适来促使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性的过程。 T社区“一期”改造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居民参与不足，导致老旧小区改造的要求与居民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居民对于“一期”改造工程也不太满意，小区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改造过程诱发了居民、施工方及社区居委会的多方矛盾。 因此，“二期”以及“三期”改造中，街道和社区居委会更加认识到居民参与的重要性，尝试运用专业社会组织，推动多方参与改造资金的筹集及项目实施，实现协同联动。客观上看，不同场域中各主体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见表2），这些差异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资本的性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有效撬动各方资源，不仅是社区资源统筹和整合能力的体现，也决定着小区改造的综合效果。
基层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代表，拥有天然的权力资本优势。同时，作为提供财政拨款的执行机构，基层政府具有经济资本的优势。社区党组织具有较强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桥梁，拥有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市场力量如一些开发建设企业在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方面占据优势，是具体改造老旧小区的执行机构。业委会以及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代表性，拥有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优势。作为老旧小区改造重要参与主体的居民本身也具有社会资本的优势，在改造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元行动主体在场是社区面临的必然现实，三种场域在信息获取、资源调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层面都存在差异，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会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并制约改造的效率和成效。市场场域利用其技术优势和经济资本优势，能够加快小区改造的进度，但若监督缺位，其追求利润的目标导向下很可能出现项目执行的“变形”，从而妨害居民的生活便利和合法权益。与此同时，集体场域主导下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显现并不断提升，但往往遭遇自身专业性不足而参与受限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优势资本整合机制，来协调三大场域的利益诉求，通过沟通与合作聚合各自优势，共享服务资源，在保证老旧小区改造效率的同时，推动多方诉求的平衡和实现。 社区改造进入“三期”阶段后，T社区的资源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得到完善，各行动主体间的资本交换和融合得以实现，改造过程更加运作有序。街道、社区两委、开发建设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民等多主体以其自身的优势资本，在社区改造中各司其职，促使资本效用最大化。其中，政府处于核心地位，街道通过项目支持以及财政拨款的方式参与其中，在改造项目的申报、实施以及项目后期的评估等环节，街道履行行政监管的职能。 同时，按照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专题协调会的要求，与各相关部门对接协调，力促施工安排中实现各项改造内容无缝对接，大力争取专业经营单位在人员、物资、设备的储备和调配以及费用减免等方面的支持。各相关部门作为改造项目的执行责任主体，按照各自职责，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负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定期研究和协调处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共同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从项目经费筹集的角度，小区改造的资金来源从行政拨款转向了“财政奖补、单位投资、市场运作、居民合理分担”多方筹资，减轻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拓展多样化的筹措渠道，也刺激了社会力量和居民的参与。 在社区层面，党建引领发挥了协调各方矛盾的重要功能。社区党组织发动辖区老党员参与小区改造，以信任塑造为桥梁建立与多主体间的链接纽带。改造之初，为了保障小区拆除违建顺利进行，党员居民带头签字表决同意拆违活动，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优势和个人魅力，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发挥带动作用，协调各方利益，促进人人参与。随着改造的逐步深入，社区党组织更加强化信息共享、力量联动，纵向贯通“街道—社区—小区”三级网络，横向贯穿“小区党员—社区志愿者—社区普通居民”三类群体，提升相互联系的紧密性。 “我们这个小区老单位人占比高达60%以上，老党员占比6%，他们大部分已经离退休，对于参与小区内的各类公共事务有很大的积极性，是小区内良好的社会资源。另外很多老党员也愿意参与进来，带动其他人，在拆除违章搭建的时候，很多老党员先站了出来，起到了很大的带动和示范作用。”（LHX，T社区书记，2021-06-29） 资本是场域内要素参与竞争的动力，在政府主导、建设单位实施、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职能部门配合共同行动中，各方优势资本得以整合（见图4），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协调，改造工作的流程日益顺畅。改造过程成为资本增值的过程：各类党政部门资源得以撬动，社会资源得以广泛链接，社区存量资源得以激活，各方参与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升，小区改造后的维护、再改造、再更新也得以持续。
推动场域中各类主体行动起来，培育场域中各类资本，增强社会资本的运作能力，激发资本内在的活力和动力，平衡并协调场域内部各种资本力量及其关系，促进场域中各类资本达到动态平衡和总体增值，是破解老旧小区改造中资金筹措、冲突化解、后期维护等各方面难题的关键。 社区赋权与身份吸纳：惯习行为的缔造及重塑 人的行动是解释社会现象的核心要义，无论是行动者所处的环境还是主观意识都不能代替行动本身。无论个体或集体采取的立场或差异性的性情倾向，发挥的功效和作用不同，都反映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当前各种类型的基层治理实践，普遍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难题。面对复杂治理环境，“回应—赋权”已然成为政府的常用思路和工具，将自下而上的诉求转化为制度化和操作性的政策安排，以赋予市场、社会和下级政府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在制定政策目标的同时增强其行动的动力和能力。 受传统单位制的影响，老旧小区居民对所属单位认同度高，而对居住小区的共同体意识较为淡漠，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参与意愿不强。社区主体培育不足、组织化程度低是影响和阻碍社区治理现代化推进的重要因素。老旧小区改造的顺利推进，需要居民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从赋权的角度看，需要通过多种形式重塑行动者的惯习，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强化居民的身份认同。 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场景中，社区赋权着眼于居民、社区居委会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调适，主要通过组织赋权、机制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引导居民对于空间改造的认识及自身行为发生转变，注重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和活力，倡导并培育社区公共精神。 组织赋权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公众参与的组织化，使个体的、偶然的、自发的参与转化为集体的、有序的、持续的参与。T社区“两委”在街道办事处支持下，成立了“小区改造协调小组”，协调、支持和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其成员由热心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组成，包括普通志愿者、小区业委会成员、楼栋长、居民代表、物业公司代表等。小组成员常态化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各项工作中，配合各职能部门的行动，并积极建言献策。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空间层面的改造和完善工程，也是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创新。当各种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出现，这就需要赋予行动主体自主决策权和参与社区事务的职责权限，为各主体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合法性基础和制度保障。T社区所在街道推行了一系列基层减负扩能的实施方案，提出赋予街道规划参与权，明确社区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整合社区信息平台，逐步放权赋权，并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居民主体、市场运作”的联席会议机制，在反复磋商和磨合过程中实现社区场域中各主体的意识统一和行动衔接，让社区居民把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培养居民的自主意识。 “社区协助业委会建立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让联席会议制度发挥作用，共同解决居民群众最核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YJL，业委会主任，2021-06-30） 社区的社会心理要素也不容忽视，往往在思想上内化为社区成员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社区精神，外化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心理赋权重视社区居民主体意识的觉醒、自觉行动效能的提高、主人翁意识和权利感的形成，同时能够弱化公众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增强对集体问题的关注。T社区居委会有意识地鼓励和培育“绿满家园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社区喜爱养护花草的居民，参与到小区内花坛花草的日常维护、修剪、换盆等志愿服务中，确保改造后小区公共空间有人管理、有人爱护。这些居民在参与组织管理的过程中，提升了自我价值感、增强了自信心，主动参与小区改造的内驱力大大增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责任感的提升，有助于生成社区归属感，促进社区认同的进一步强化。 此外，T社区还通过建立议事协商平台、形成行动公约等方式吸纳各方参与，在公共平台上协商讨论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普遍关心的相关事务和问题，汇集民意，畅通渠道，加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物业公司、辖区单位之间的联系。 “我们社区以'睦邻议事厅’为载体，推进'六民工作法’，议事厅在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比如小区改造过程中居民对哪些改造不满，或者跟施工方产生分歧都会通过议事厅讨论；现在的日常管理也通过议事厅解决像社区物业管理、社区治安、公共卫生、邻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LHX，T社区书记，2021-06-29） 作为多样化主体组成的协同运作的有机体，社区需要激活不同主体的能动性，而多方参与的议事协商平台能够为社区公共议题的解决提供双向的参与渠道、机制和支持，在实现各方资源的全面开放和链接中，作为基础功能的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自我监督得到较为全面的改善和提升。 “现在环境变好了，还安装了摄像头，比以前感觉更有安全感了。我们这些老人都喜欢在走廊散散步聊聊天，相互之间交往也变多了。现在像创文创卫工作还有社区的一些志愿活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了。”（LJQ，T社区居民、党员，2021-07-02） 通过赋权搭建起公共平台，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价值认同，促进公共空间内的交往，使社区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规则发生相应的转变，催生并不断促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驱动下，居民愿意主动出谋划策并提供自己的社会资源，降低了社区治理成本，实现了自主治理的良好效用。老旧小区改造带来了制度和组织的变化，社区公益组织和兴趣社团开始活跃起来，在小区绿化、日常安全、邻里关照等公共事务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讨论与结论：社区生活-治理共同体的形塑逻辑 城市发展和社会转型日益加速的当下，城市社区的内涵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治理战略贯穿到基层社会与城市经济社会开放发展的双重叠加过程中，各类外生和内生的矛盾呈现在城市社区层面。对于“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愿景而言，城市社区无疑承载着稳定社会秩序、满足居民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特别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单位制老旧小区而言，在空间改造中如何从既定的共同体困境跳脱出来，重塑兼具秩序、互信和认同的基层生活—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需回应的时代命题。 就社会而言，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相互处于一种隐喻性的关系之中。社区既是区域化的社会，也是社会的区域化，区域化还涉及了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仅仅运用传统规划与建筑学的理论体系难以解释空间背后的社会逻辑。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惯习、资本、场域等重要概念阐释了社会实践的内生动力、能量来源和外部环境，为理解老旧小区改造各个主体的行动和城市空间改造问题提供了立体、整体性的认知框架。 将个案老旧小区改造实践置于场域框架中来考察，以老旧小区改造、园区改造、街区改造为代表的城市空间改造是复杂的社会过程。一方面，老旧小区改造是更新物理空间的过程，它是政府为了回应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老旧小区面临的生活和治理方面的社会问题，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进行的空间重构。另一方面，老旧小区改造也导致了一系列关系的改变，改造过程中会动员很多的社会力量，形成多种权力、权利主体的参与互动和公共空间及治理空间；同时，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会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和新的空间关系，并由此形塑新的基层生活—治理共同体。 其中，代表政府权力的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代表市场的开发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公司以及代表集体的居民和业委会构成三个独立运作又相互影响的场域，三种场域共同作用的“合作共治”被视为小区改造的理想模式。社区居委会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引入，在项目需求征集、项目方案设计、项目执行实施等各个环节促进行动主体之间建立相互关联，并逐步搭建互动合作网络，推动由政府主导到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再到多主体的协同联动，逐渐形成良性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构建起组织共同体，推动街区网络的生成。 组织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具有差异化的复合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权力资本等，以空间改造的过程作为链条，逐步得到有效整合和最大化利用。共同利益是促使其走向整合的驱动机制，多元主体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寻求最大限度的利益共同点，场域中各行动主体之间通过资本交换协调利益冲突，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有序运作，极大地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以共同行动实现共同利益。 作为行为化社会结构的惯习，在空间改造中也得以重塑，通过多维赋权实现了组织化参与，为多元主体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合法性基础和制度保障，促进主体性的生成。居民参与到改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在表达诉求、反馈意见、解决矛盾和协商议事过程中实现和维护合法权利，日渐紧密的邻里关系让居民更有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树立公共和公益意识，鼓励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培育公共精神和社区认同，从而推动情感共同体的重塑（见图5）。
空间不仅是生产和交往活动的场所，它既能被空间中的关系所塑造，也能重塑空间中的关系。作为居民居住生活的场域和交往的空间，老旧小区改造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为居民创造了更宜居、更舒适、更便捷的生活环境，也推动了居民关系的变化和调整，促进了居民公共参与积极性和社区认同感的提升。空间改造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造，也是社区公共资源、公共空间和公共秩序的调整与重构，是空间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双重改造，空间改造的过程，就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立于共同体的维度，社区的空间改造推动居民共同的交往互动，在微观层面形成较为密切的社群关系网络；提出共同的问题关注和利益诉求，能够实现互惠共享；创造共同的价值和情感，遵守共同的行动规范。在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不断增加的基础上，让成员共同行动的公共空间和领域也得以拓展，极具凝聚和整合功能的社区生活—治理共同体由此得到重塑。 可见，因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推动空间形态改造和改变的同时，也应高度关注社会结构的改变，更加重视空间与行动主体的良性互动，重视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行动，重视强化群体和地域认同，完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基层共同体的成长，从而推进城市社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文明进步。 责任编辑：海纳百川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本订阅号仅用于学术与思想公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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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间挹香 > 《中国政治经济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