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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先对涉及塞人的族属和其民族在伊犁河谷的居住的时间问题上作必要的讨论，并在前苏联学者研究成果认识的基础上，对伊犁河谷的史前时期考古资料进行收集，进而对其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判别，找出相对准确的塞人文化遗存，并根据考古发现来研究塞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 塞种人是存在于中亚草原斯基泰(西徐亚)人的一支，属于东伊朗人亦即雅利安人，他们自西向东迁徙，先秦至汉初，主要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一带，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塞种人未建立统一的王朝，而是各个部落独自建立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古国如同散落在茫茫中亚草原上的明珠，在西域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按今天来说，他们是一个跨境民族，但与之相关文献知之甚少。最早见诸于中国史籍中，关于塞种人的介绍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的《史记》和《汉书》中：“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坡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段话是对这段时间西域历史的简单介绍，但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月氏和乌孙先后于西汉初年由河西走廊迁至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一带，在此之前活动在这一区域的当是塞人，塞人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还是存在于伊犁河谷的。其二，塞、月氏、乌孙这三个民族同属于游牧民族文化及一段时间的共居杂处，乌孙文化中肯定有塞种人文化面貌的继承和发展。但我们知道，由于这一时期相关的文献记载甚少，单纯从考古学文化上区分早期乌孙文化和晚期塞人文化面貌是很难的，要准确地判断哪些是塞人文化也诚属不易；且在1980年代，我国体质人类学家通过研究昭苏夏台、波马等地墓葬出土的乌苏和塞种人头骨发现，在形态上乌苏和塞人也没有什么重要区别。故而，笔者不堪浅陋，据此将晚期塞人文化时间推测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当然，这是不严谨的，这时期有少数乌孙文化，但是，从文化面貌来说基本是同于塞人文化的。那么，塞人又是何时出现于伊犁河流域的呢?一般学者多认同西方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观点：认为塞人有个自西向东的迁徙过程，即公元前8世纪已经出现在欧亚内陆的一些地区，公元前7世纪到达南俄草原、西亚、北欧及黑海沿岸一带，至少在公元前6-5世纪己经迁入伊犁河流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同岑仲勉先生的观点，即认为，公元前3000年这里已经是塞人居住的地方。但依目前考古材料来看，伊犁河谷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甚少，最早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时期，人类活动开始频繁。因而，本文中采取第一种观点即伊犁河谷最早的塞人文化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换而言之，时间上属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伊犁河流域文化，都有可能是塞人文化遗存。我们大家知道，伊犁河谷自古以来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地区，但由于诸多原因，整个新疆的考古工作一直比较薄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对伊犁河和北疆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和零星的发掘活动，但发掘规模小，出土文物少，从整个伊犁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分布的范围和数量来看，材料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的考古工作是依赖前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进行的。起到真正意义上认识塞人文化和乌孙文化的是上世纪末以来一系列遗址和墓的发现，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塞人文化的认识和了解。笔者不揣浅，试在收集这些资料和对前苏联学者研究成果认识的基础上，对伊犁河谷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判别，找出年代相对准确的塞人文化遗存，并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来研究塞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自上世纪50年代黄文弼先生进行过的考古调查以后，陆续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有：新源县铁木里克墓、七十一团一连鱼塘遗址，奴拉赛和圆头山铜矿开采冶炼遗址、昭苏哈拉图拜、夏台、波马、萨尔霍布墓葬、黑山头墓葬、新源铁木里克墓葬群、新源巩乃斯河畔墓葬、巩乃斯种养场墓葬群、特克斯一牧场墓葬、索墩布拉克墓葬、穷科克墓葬和岩画、乌图兰墓地和呼吉尔台墓地等，这些遗址和墓葬均经过较为准确的年代测定，大体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即在塞人文化研究的范围之类。本文主要据这些考古资料从墓葬形制、随葬品来分析塞人文化。这一时期伊犁地区墓葬一般集中分布在山前台地或河谷两岸，且呈一定的分布规律。其表面有圆形石堆，有的在石堆周围又有圆形的石圈。墓室基本为竖穴土坑或偏室，有的还含有二层台或者石棺，墓底大多有卵石摆成的石圈，内葬一人或多人，二次葬现象普遍且多肢体不全。墓葬地表封土和墓室结构以及葬俗葬式上既有一致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墓葬分布和葬式打破了以前学者们关于游牧民族“居无常处”“逐水而居”的观点，因为如果生前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那么就不会有如此集中的墓地和二次葬的方式将多人随葬在一个墓穴中的情况出现。而且在71团1连渔塘遗址和穷科克墓地等都有发现居住遗址。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当时的游牧民族并非是没有固定的居所。现在所谓的“冬窝子”在当时可能就是存在的。从理论上讲，他们必须有固定的草场，并将之视为生命线，很多的战争都是由于争夺牧场引起的。为了生活有所保障，他们也必须有效的利用牧场，即根据气候的变化进行一定的迁徒活动，夏天将牛羊放在比较凉爽的夏草场放牧，冬天转至较为温暖的地区，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老人和孩子一般是不参加游牧活动的，他们有可能定居在相对温暖的地方。换句话说，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也是一定范围之内的并非没有界限的游荡，即他们过得是相对固定的游牧生活，且他们选择定居的地点该是水源充足，气候相对温润的地带，一般来说，河谷和山前台地是最佳的选择。这些人在去世之后被安放在居住地周围的公共墓地里。墓表外圆形的石堆、石圈，一般认为是对太阳的祭祀和崇拜。太阳崇拜在古代世界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广袤的草原地带，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限，他们更容易相信天圆地方。这一区域的墓表围着圆形的石堆，将死者放在长方形土坑墓里面，看起来的确是天圆地方；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太阳崇拜，还可以从原始宗教信仰来解释。在文明的初始阶段，很多现象人们无法解决，对自然的畏惧，使他们更容易相信自然，这样原始宗教是人们生活中必须的，亲人在去世之后肯定得进行一系列的吊念和祭祀活动。将死者放在长方形土坑墓中，墓表周围围有石圈或是石堆，从某种程度上讲，有利于巫师进行萨满活动时的跳大神。巫师围绕着石圈或石堆跳神，是为了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存活。从考古学上来说，目前西域发现了很多古代巫师的尸体，他们的随葬品基本为生前使用过的从事职业活动的道具，如铜镜、铜铃铛、牌示以及有的还有皮鼓，这些都是典型的萨满巫师形象，萨满是北方民族的原始信仰，产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的繁荣期。一直到现在，如满族、蒙古、哈萨克等仍旧保留着一些萨满教的遗俗。原始的萨满信仰行为传布的非常广阔，包括了北亚，中北欧以及北美的广大地区。它崇尚的是万物有灵，并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在举行宗教活动的仪式上，萨满巫师使用的法器有神案、铜铃、铜镜、抓鼓、鼓鞭等，这些法器上都刻有神秘的图案，特别是在举行跳神的活动中——萨满巫师在通灵的时候作为神、人的中介者要带有面具，防止被神或鬼魔认出。作为通灵的巫师，并非一般人能力所及，都是由专职人员进行的，当然，也有些巫师本身就是氏族领袖。这是因为氏族的领袖在掌握军权的同时，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必然得寻求神权的帮助，因而这种政权和神权合一的领袖是肯定存在的。墓主的头向可能代表族源，这点已经形成了共识。从完整的仰身直肢葬来看，伊犁河谷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墓主的头向都是西向。据史籍记载，塞人是西来的民族，这点也得到了共识。新源铁木里克墓葬少数为二人合葬，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骨架完整者为仰身直肢；71团1连渔场遗址一次葬仰身肢，二次葬骨骼零乱；昭苏、哈拉图拜、夏台、波马、萨尔霍布葬等都是如此，一次葬为仰身直肢，二次葬骨殖凌乱，这些说有可能存在等级分化的现象，一些为殉葬性质，但是，也不能排除火祭的可能性，火祭也是萨满祭祀的重要形式之一有些有火焚烧的现象，甚至有火葬。一些人在进行火祭之后，骨骼是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完整的，再在二次葬过程中，肯定会存在扰乱的现象。在伊犁地区的多数墓葬中的头骨上都发现有撞击和钻孔现象，这也可能与塞种居民的原始信仰有关系。萨满教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死者的灵魂是不能通过由污垢的七窍出去，在去世的时候有可能打破死者的天灵盖，以方便灵魂升天。在从死者的头骨取下小骨片之后，将小骨片留下佩戴在亲人身上，具有辟邪之用。当然也存在在战争或者械斗之中，将战败者的头骨锯开取下，作为饮器。这一时期伊犁地区的墓葬中，一般墓中随葬品较少，随葬品较多的墓中出土多为陶器、骨器、小件铁器、牛羊骨、铜镜及石器农业生产工具等。陶器，为夹砂陶，手制，器形中单耳罐、耳杯为多。大量易碎陶器随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塞人，有定居生活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如察布查尔县出土的铜武士像高40厘米，重3公斤，铸造工艺精湛，形象生动通真，它呈蹲跪姿，头戴尖顶弯钩大沿帽，粗眉大眼，二目正视前方，鼻梁高直，面部丰满，上身未着衣，但肌肉发达，雄壮有力。双手空握环状原先该是手中持物，但执物消失。早年黄文弼先生也在引述希罗多德的《历史》时说：“巴克特利亚人在赴战时，每依其习俗，执及短枪塞种人(Saka) 即斯克泰人(Sky then) 穿裤、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这种说法和察布查尔的武士俑非常相像，那么他手中所握该是木制的藤弓或短枪，如此看来，这个武士俑属于塞种人，是无可置疑的。另外，还发现的承兽铜盘、承兽方盘、兽足铜釜等具有“对虎”“翼兽”风格，整个造型为圆环设计的一系列铜器，也是塞种人文化特征。这点苏北海先生已经作了阐述。除了这些大的青铜器，为数较多的是小件铜器，如铜耳杯、铜簪、铜鼓、铜镜等。研究者一般认为伊犁河谷附近的尼勒克、新源、察布查尔县出土的铜器都可能来自努拉塞。目前在尼勒克努拉塞的古铜矿遗址中已发现十余处竖井洞口，有的深达20多米，分为上下两层，且在地下相互连通，可见当时的采矿和提升水平都是非常高的。矿井不远处也发现了炉渣层，并有白铜冰块和木炭发现。这个矿井依碳14测定，经树木年轮校正年代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 除了使用青铜器，数量最多的还属小件铁器，使用铁器也是塞种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塞人善于冶炼和加工铁器，他们制造了大量铁质的小刀和箭簇用于战争，除此他们也制造生产工具。特别是昭苏出土的铁镞犁铧，表明这时期的伊犁地区是有经营农业的，只是农业和畜牧业两者有所侧重，并且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塞种人最崇拜的是金子，在一系列的墓葬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塞人崇拜黄金的实情，特别是波马古墓中出土的光是追讨回来的金器和金饰品就达800多件，数量最多，纯度也最高。塞人的另外一些特点，如喜欢在居住地区的山崖岩壁上刻画反映他们游牧狩猎生活的各种生动场面的岩画，在伊犁河谷也发现较多。但是目前关于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发现，这些岩画的族属不只是塞种人)，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共同研究。此外还有学者们所关注的在阿尔泰地区普遍发现的鹿石，一般认为也有属于塞人文化的范畴。总结上述，由于塞种人分布广泛，伊犁河谷是其重要的活动区域，因而研究塞种人文化、对推动欧亚草原考古进程，为研究中国早期铁器起源提供启示都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文化面貌的相似，使得准确地判断出塞人文化纯属不易，且在没有文字出现之前，用考古资料来验证历史，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贻笑于学者，只是狭隘的根据年代测定的考古发现，粗浅的论述塞人文化，这显然是不够深入具体的。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建立伊犁河谷考古学文化序列，最终认清塞人文化。（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以上图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本文仅用作学习之用， 如有侵权，即作删除处理，特此声明。 转载请标明原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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