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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李承元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大学。还有街上的李承运、郑登明也落榜了。后来我们三人去学校转户口和粮油关系，在麻城大街上邂逅读初中时的孙铮校长。我们早先就知道他后来当了税务局局长。见面后我们作了自我介绍，直截了当的说高考落榜了。校长就问我们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在哪里，我们回答刚从学校转出来了，我们都拿着。他接着说县税务局现在正缺工作人员，你们都可以凭毕业证和户口到我们县税务局工作，你们愿意吗？一瞬间我们喜出望外，高兴了一阵。孙校长接着又一个个地问了家庭成分。我们一一回答了。知道我们各自家庭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后，他沉默了。离别时，他郑重其事地说，好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联系。于是我们和校长依依道别，我分明有一种莫名的希望而留恋于这位老校长。 我拿着视之如命的户口粮油关系回到家里，不知如何是好，很长时间不出手，不愿落户农村当农民，须知这是维系到前途命运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后来我四姐给我联系一个代课的机会，是黄土岗小漆园小学的一个女老师请产假。当天下午我翻山越岭赶过去，我说明来意后，校长说代课老师前天已经定了。时值黄昏，我走途无路，投宿在那里，一夜辗转反侧，难以等到天明。 我的哥哥当年因为公私合营，之后转入供销社工作，他通过乡政府的秘书写介绍信我去找工作，也无济于事。 我还写信，通过四姐向在新疆铁路局工作的承炽大哥求助，四姐转告我说，大哥看了信，说你的文笔很好。对你面临的困难很理解，为你的工作，找过铁路局，没有解决问题。他为你失学又没有工作感到惋惜，并且勉励你不要悲观，不能放弃书本，说不定将来有机会找到工作。后来，我得知李承运和郑登明一起去新疆找他谋职，在那里闲住了一段时间，未果，无功而返。那时候，出身不好的人找工作该有多么艰难啊！ （二） 找工作的事森严壁垒，我撞得焦头烂额，无可奈何把户口粮油关系转入乡政府，落户生产队。从此这一纸户口就把我的命运像栓牛一样牢牢栓在田地里。 我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心里老有挥之不去的读书找工作的梦想，真是白日做梦，人在曹营心在汉啊！ 古人读书讲究三余，我取其一余，夜者日之余。一年到头，只有晚上是自己的，也不全是，晚上出夜工、开群众会是常有的。我喜欢文科，所看的大多是那时候流行的小说，如《红岩》《林海雪原》《英雄儿女》等等，也看一些历史的古典的书，如《中国通史》《史记》《古文观止》等等。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被我翻破了。夜晚，在弥漫着柴油油烟的昏暗的灯光下，偎在床上看书，像馋猫偷吃鱼儿一样，爱不释手，往往看到夜深人静。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受。 由于那时候生产队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往往风里雨里不分昼夜地干农活，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弱不禁风的学生，怎么承受得起如此的重压？我的身体不仅日渐消瘦，而且积劳成疾，经常感冒，有时发展为伤寒，闹肠炎连续几个月，皮肤生疮等等。而且找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看病很难。实在没法，我突发奇想，要自己学医。于是，我去附近的麻风医院找贺文波医生，借了两本医书：《中医基础学》和《药物学》。基础学里面涉及到中医四诊望闻问切；什么阴阳五行、五行相生、五行相克；还有什么清阳之气出自上窍，阴浊之气出自下窍等等中医理论。因为我对它实在不感兴趣，更没有精力坚持下去。何谈学医给自己治病？ 高中毕业后，我唯一保留下来的书是一套俄语课本和一本《俄汉小词典》。那个时候中苏友好，我老是幻想将来有机会当俄语教师或翻译。学医不成，我还凭着兴趣学起俄语来，开始，把课本里的作业题全部复习一遍，写了几个本子。后来用俄语写文章。曾经用俄语写过一封信寄给我的另一位俄语老师——杨至信老师，目的是请他帮我找工作，后来李承运告诉他我写信的事，才知道他调离了麻城一中。
（三） 哪怕自己在生产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社员，不，因为家庭成分，比普通社员还低一级。苦力活，没有工分的义务工都少不了我，比如，最远的田剩下最后的一担草头，别人都收工了，哪怕天黑了，队长也要命令我去挑。有时派我跑腿，传社员们出工、开会等等。生产队长根本不把我当一个读过书的人。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方说，大队部来了文件通知、大队部发下来的《湖北日报》《农业科技报》或《麻城报》，队长便笑着叫我念給他听，我便有机会光顾新闻时事，一睹为快，然后在群众会上读给大家听。这算是我的一项“专利”吧！有时候，队长借着干活时大伙歇气和抽烟的机会，让我读报，我朗读时眼睛很抢字，发音紧跟上，一会儿就读完一篇。队长觉得好，没有耽搁生产时间。 我们生产队有几个人只读过小学，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光荣地去参军当兵、当工人。他们间或寄信家里，可是家属们都一个字不识，无奈找我念给他们听，特别是丈夫给妻子的信，有些内容粗俗低级难以启齿，令人哭笑不得。读着这样的信，我便想起余绍秋老师写的情书，那是多么的委婉含蓄与清丽，文明与粗野便一见高下。有时候还要帮他们写回信，于是先让主人说明大概内容，再构思成篇。如此一来，自以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我，却在不经意中成了他们的“御用文人”，也算是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吧！ 我没有帮我的地主父亲代笔写《守法公约》，因为早在我高中毕业时他就去世了，我却经常给队里的两户地主写《守法公约》。他们有时候到大队受训或做义务工回来，就分别找我代写《守法公约》。格式都要按照政府的规定，共有六七条，每条都是“保证······”这样的句式。例如：一，保证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不乱说乱动。但是他们说这一条的意思有毛病，“不乱说乱动”少写了一个“不”，必须写“不乱说、不乱动”，否则他们是不好交待的。最后的落款写上守法人某某某，并按上手押。每一次代笔，我都谨小慎微，唯恐出错，深怕殃及自己。那年代“守法”一词似乎是专门用于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当年不曾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要遵纪守法。 一九六四年，全国农村搞社教，我们小队的会计被抽到社教工作队了，大队安排我当会计。小队会计主管记录小队社员每月完成的“三基本”：基本劳动日、基本工分、基本肥料，三者统一以工分为量化单位，到月底结算三基本的数据，然后去大队部批基本口粮标准，再用三基本的总工分去分摊基本口粮。如果你家本月没有完成三基本工分，就要按未完成的部分受惩罚，少领口粮。当月不够，支取下月，寅吃卯粮。 小队会计到年终要决算每一家社员的余或缺，首先要根据大队的方案计算出本小队的分值。大队部会把本小队全年生产的农产品总价值算出来（不包括公粮，公粮相当于农业税），然后1、扣除大队分配的生产资料成本；2、扣除本小队应该分摊大队人员（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兽医、机械员、护林员、五保户等等）的报酬，所得的结果就是本队全体社员一年的总收入。小队会计用社员们全年的总工分去分摊总收入，就得出分值，即每10分多少元。一个壮劳力一个劳动日标准工分定为10分。遇上丰年，一个劳动日分值1元就是很高的，一般年份，都在1元以下，3角、5角、8角不等。 然后用一个农户一年的总工分去乘分值，就得出他家一年的总收入，用这个总收入减去他家的口粮款就是一年劳动的余额，余额就是“余粮款”或“缺粮款”，是正数的就是“余粮户”，可以领人民币；是负数的是“缺粮户”，就要找人民币给大队部。 年末，大队干部们到生产队发放余粮款，劳动力多的农户，比如一家有三四个壮劳力的，全家最多能得到四五百元，这样的人家少。劳力少的家庭余粮款还不到一百元。我家一个孩子的时候，三口之家，一个男劳力，一个女劳力，一年才拿到八十多元。女劳力不出早工、要抽空喂孩子，一个劳动日只有6分。 当小队会计的那些事我算是领教过了。接手时，我心里暗想，这回有希望了，我能够用我的文化知识为人民服务了。谁知高兴太早，社教结束后，我一年的会计生涯也随之结束了。那时，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只当我白日一梦吧！ （四） 高中毕业后，我一直在生产队务农，没有跳出农门。老是觉得自命不凡怀才不遇，看官别取笑我，那时社会上的高中毕业生寥寥无几。只要你根正苗红，你自己不用找工作，有工作找你。我有很多同学是这种情况。他们后来都发展得很好，很多人都在县市级机关成为骨干，汪澜涛同学曾经担任麻城县委书记，任职期间麻城升为市级，他任麻城市委书记。他们能够遇上这样的机会，是他们的幸运。我为他们高兴。但是，我们生产队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当工人、当兵。在大队范围内的教师、医务员、会计、机械员、兽医等等岗位都与我无缘。我觉得自己读十几年的书都枉费了。 那时粮食紧张，我们的生产大队长主管小队的粮食审批权，我家粮食经常不够吃，就去找大队长批条子，拿着他的批条到小队称粮食。那条子上写的简直像茅草杆画的一样，哪里是字啊，看着就恶心，你不服气吗，你不服也得服，它管用呀。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人标准是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多少高端人士深受其害！我辈有幸，毕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二0二二年六月十日 读完本文顺便点下面的“在看”，以资鼓励！您的“转发”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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