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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宁协”到“阜和协” 清代发生在泰宁（噶达）地方的诸多事儿，可以说都与川藏大局相关联。从“泰宁协”的变迁，便可清楚看出清王朝为康藏的稳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对长河地方不断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调整。 泰宁（噶达）地方在军事上的重要，早就为朝廷的军事首脑们看中。前面已提到，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就提出：“（在）打箭炉之外木雅吉（噶）达地方应设总兵、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兵二千名。”年大将军的部署一时没有实现。不久，为护卫移住泰宁（噶达）的七世达赖，朝廷随之便作了重要的军事安排，即将长河以东的化林协移驻泰宁（噶达），变化林协为泰宁协。驻扎一个协的部队，在长河以西地方乃至整个川边算是重兵了。但，在雍正十三年，七世达赖喇嘛一回藏，朝廷便对其作了调整。到底是如何调整调度的，这在《世宗实录》中有载：雍正十三年［乙卯］闰四月甲戌（1735．5．26）兵部议复：“四川总督黄廷桂疏言：'四川泰宁、安宁（驻地在今道孚县城）、德靖（驻地在今雅江县城）三营，原为防护达赖喇嘛而设，今（达赖）已奉旨回藏，请将三营弁兵俱行裁撤。令泰宁营副将带兵七百名，与化林协原设之兵三百名一同驻扎化林，分为左、右二营，酌设都司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除化林原设都司、千、把外，即以三营议撤之弁员拨补。其黎雅、峨边二营，仍归化林管辖。再于议撤兵弁内拨千总一员、兵一百名增隶阜和营，并于该营内轮派把总一员、兵三十名驻防惠远庙。’均应如所请。从之”。也就是说，泰宁协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又复归原建制，其主力依旧驻扎化林。照这样，算起来泰宁协仅仅存在了不到8年时间。 实际上，泰宁协归建仍改称化林协，其影响和作用并未完全改变，更不意味着朝廷在川边的军事部署（他的重兵）又退回到长河（大渡河）以东。以下史实便可看出，在较长的时间里“泰宁协”事实上依然存在。《高宗实录》载： 乾隆九年［甲子］六月乙亥（(1744.8.7) 四川提督郑文焕奏报:“泰 宁协属护理巴底安抚司喇嘛纳旺住巴地方,其叔土舍汪扎住巴底。纳旺系 大金川之婿,而旺扎系革布什咱之甥。今年巴旺民多灾疫，大金川遣发人 夫运送各物,将为其婿赏赉百姓。汪扎虑金川乘机占夺，遂调兵堵御。纳 旺又疑汪扎要截馈饷，亦派人抵敌,并告金川借兵。革布什咱闻之，恐不 利于其甥，即带兵来援汪扎,互相争杀。臣于五月初四日接报，飞檄泰宁、威茂两协,速饬解散分剖去后。” 乾隆九年［甲子］八月甲戌（1744．10．5）“川省泰宁协属巴底土司 与打箭炉地方相近，现巴底抚司纳旺与伊叔汪扎积有猜嫌，而纳旺系大金 川土司之亲，汪扎系革布什咱之甥。从前革布什咱被大金川抢占地方，今 各借护亲为名，构兵相斗。虽不敢扰及内陆，惟是相近西炉，宜加防范。 现札商抚臣纪山、提臣郑文焕，明白颁谕，俾各知畏惮。”得旨：“此等 虽属细事，亦不可忽视之。诸凡妥协办理，据实奏闻也。” 乾隆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丙子（1747．1．25） 瞻对系泰宁协所 辖，距建昌道稍远。请于每年秋末，委泰宁协会同打箭炉同知多带兵前 往，于扩域顶、擦马所适中之地督率统辖土司，秉公查核。…… 乾隆十二年［丁卯］十二月乙酉（1748.1.29）川陕总督张广泗奏： “署泰宁协副将张兴驻守马邦山梁，于扎果山梁粮运要道，并不设兵防 御，致被贼番阻截。．．．．．．” 这几条《实录》可以说明“泰宁协”驻军虽归建化林协，可朝廷依旧称其为“泰宁协”，从巴底巴旺（今丹巴县所属）到瞻对（今新龙县）依然归其所辖。 随着清朝康、雍、乾几代对康藏的频频用兵和边茶贸易的空前繁荣，朝廷官员已认识到“打箭炉乃西域之门户，不可不添兵防范也。”川边的军事重心自然随之向炉转移。这在《高宗实录》中有明确记载：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甲申（1748．3．28） 川陕总督张广泗奏 复金川善后事宜：“．．．．．．再，查打箭炉在成都西南千余里，设阜和一 营,除分汛外,在城官兵不过二、三百名。自打箭炉出口，由里塘至巴塘 一千二、三百里，皆土司地方，虽川省所属，并未设营汛流官。由巴塘 至藏又几四千里，皆隶西藏达赖喇嘛及扎雅、槎木多呼图克图所属。雪 山层叠，道路险远，向无建置，无可抽拨。全局经久之图，惟使内陆又 安,则远夷自服。故臣谓打箭炉乃西域之门户,不可不添兵防范也。…… 但两处（指打箭炉与维州关）添兵，少则不足防范,多则不免糜帑,拟将 泰宁协移驻打箭炉,威茂协移驻维州关。．．．．．．得旨：“候旨行。” 虽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川陕总督张广泗就提出给打箭炉的阜和营添兵，但得到的回答只是叫“候旨行”。乾隆十四年亦曾令岳钟琪带兵驻守打箭炉，但对打箭炉在川边重要的军事地位，还没有足够重视，而“两定金川”才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突显出来，有《高宗实录》中的一条“实录”为证： 乾隆四十年［乙未］八月癸卯（１７７５年９月２２日）“．．．．．至成都满兵，必须移驻打箭炉，该处控制着诸番，远抚西藏，实为厄要之地，并须添设将军镇守，声势方为尊重。所有移驻满兵，或即将成都现数,或须添拨若干,并著阿桂 (负责指挥金川战事的“定西将军”）妥计行之。其所须粮饷，由内陆运往,谅亦不甚费力，或兼用新营屯种所余之米，亦令阿桂一并筹办。又，打箭炉移驻满营，添设将军，一应廨宇、兵房、仓库均须建盖。或现在城内可以安营，或须另筑新城，并著阿桂与文绶咨商，悉心筹画，务在工程坚固，规模宏整，方足以壮观瞻，不可存惜费之见。” 乾隆皇帝既然看清了打箭炉军事地位的重要，决定移成都满兵驻防打箭炉，所以从将领安排，兵员配置，到后勤保障，营房建设等方方面面对移驻打箭炉的满营都特别又特别，以致到为了“观瞻”，不惜花钱的地步。但最终决定将“阜和改营为协，泰宁改协为营”还是乾隆四十三年的事，请看下面这条“实录”。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三月癸亥（1778.3.30）兵部议奏：“四川总督文绶等咨改阜和、泰宁营制事宜： '一、阜和改营为协，泰宁改协为营，应将原设泰协副将改为阜和协副将，泰宁协左营都司改为阜和协左营都司，俱移驻打箭炉。其原设阜和营千、把、外委及额兵七百名，悉归协标。再于原设泰宁协左营额兵内拨给阜和协左营十七名。原驻清溪之泰宁协右营都司改为阜和协右营都司，仍额兵三百名。阜和左右两营定额兵共一千十七名。至泰宁改协为营，应将原驻炉城之阜和营游击改为泰宁营游击，原设阜和营守备改为泰宁营中军守备，同移化林坪，隶阜和协，定额兵共六百八十三名，各营千、把、外委等分驻汛地各仍其旧’等语。均应如所咨办理。 '一、阜和、泰宁副将、游击、都司、守备俱系边地要缺，今营制虽改，而地仍边要，应仍在外题补’等语。应令该督将作为题缺、调缺之处查明报部注册。 '一、移改副将、游击、都司、守备请换给四川阜和协副将关防一、 四川阜和协副将中军都司兼管左营关防一、四川阜和协右营都司关防一、 四川泰宁营游击关防一。其泰宁营中军守备系由阜和营移改，向未给有 关防，应给四川泰宁营游击中军守备条记一。此外千、把、外委应用木 戳，照例由司刊给’等语。查泰宁营中军守备仍与游击同城，应由司换 给钤记，未便由部铸给条记。再原设泰宁协副将传敕，应令缴销另给。 余均如所请行。 '一、副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衙署，宜照旧移驻，毋庸另 建。’应如所咨办理。’从之。” 这是朝廷在川边进行的一次重大军事调整。改泰宁营为阜和协。终将川边军事重心从化林－泰宁转移到了打箭炉。之后，统领阜和协的将领也由副将升至总兵（清末阜和协的“协台”就是提督衔的记名总兵陈均山）。打箭炉遂逐步成了川边的军事重镇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沿袭至今。
当年阜和协的驻地就在郭达山脚下“打折二水”交汇处的城北一带。炉城人习惯称它“营盘街”。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对历史上中央王朝在长河地方驻军的变迁再作一粗略的回顾： ---汉代，置沈黎郡，有史家考证，沈黎郡的治所就在沈村。1985年夏天，沈村河坝曾出土右手旁有一铜剑，左手旁有一铜鞘的完整人骨架，考其型制这剑、鞘应为战国末西汉初之物，这说明至少在汉初沈村地方就有中央王朝军队的出现。 ---唐代，在沈村筑大渡城驻军戍守。 ---宋代（主要是南宋时期），长河地方多有战事，但朝廷的军事中心在飞越岭东边的黎州（今汉源县的清溪），离大渡河（长河）稍远。为对付长河西的“弥羌”部落（其首领畜卜的驻地在今康定县贡嘎山乡的色巫绒）的变乱，一度在大渡河东的安静寨（在今石棉县安顺场对岸的安静坝）驻军防守，离沈村地方只有几十里的距离。 ---元代，在岩州、鱼通设官驻军，又在长河西边筑噶达城,置宁远府，驻军五百戍守。 ---明代，设岩州卫，在岩州建仓储茶易马，其卫所辖驻军达五千。 ---清代，早期驻军化林，逐步由营升至协；七世达赖移驻泰宁，为加强护卫，调化林驻军至泰宁，建泰宁协，化林驻军改为营；乾隆年间，随着情势的变化，打箭炉地方愈显重要，军事重心相应移至打箭炉，设阜和协，泰宁驻军又改为营，直至清末。 ---民国时期，早年统兵的川边镇守使均驻康定。民国28年（1939年）一月一日西康省正式成立，省会设康定，康定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中心。 今天，甘孜军分区依然驻康定（即历史上的打箭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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