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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从纵向历史的角度，把东晋政局的演化再简单界说一遍。这次会涉及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还是为后面介绍东晋士人风度提供参考背景。 东晋一百年，我按照关键人物次第登场的节奏，分为六个阶段，介绍如下： （一）第一阶段（307-339年）：王导、庾亮交替执政，铸造东晋政局的基本构架。 1、东晋初期王导的执政风格与王敦之乱公元307年，司马睿被东海王越封为安东将军，由王导陪着来到江东建邺（后改名建康，即今南京）开辟根据地。  司马睿 司马睿虽说是东晋开朝皇帝，实际上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很边缘，他本人又缺乏个人才能和声望。所以，东晋开朝，从筹划到聚拢人气，一切都靠王导。 王导是琅琊郡望族王氏，王戎、王衍，都是他的族兄。是王导说动当时的太尉王衍、再说动东海王越，给了司马睿头衔和机会开辟江东的。 到了江东，司马睿自己站不住，王导先是积极拉拢江东士人，随后又把越来越多的中原南渡士族全部拉入囊中。 317年，西晋愍帝被匈奴人抓住杀了，西晋在名分上也不存在了。王导引导司马睿即皇帝位，这是东晋的正式开始。 王导对东晋开国如此劳苦功高，乃至于司马睿称帝的时候，要拉着王导一起坐龙床，所以留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王导在东晋开国后，仍然以宰相身份活跃了23年，所以，东晋的政局，很大程度上打下了王导的烙印。 王导给东晋种下的第一个烙印是，把他两位族兄（王戎、王衍）传承下来的魏晋风度继续发扬光大，如果说魏晋风度是东晋的国家意识形态，也不算夸张。 这一点也是我们后面要具体分析的重点，兹不备表。 王导留下的第二个烙印就是其执政风格里面的一味包容，和稀泥。 王导外号“泥瓦匠”，执政的最大特点是宽容、甚至纵容。  王导 看《晋书·王导传》和《世说新语》里面的王导轶事，感觉王导像个江湖大哥，自家常年办着豪奢的酒席，自己吃了爽，也要各路朋友都爽，不轻易得罪任何一个朋友，“拾到篮里都是菜”。这又可以分两点解读： 第一，皇权，顶个名分就好，皇权所代表的纲纪，最好是没有，不要影响了大家喝酒享乐、闷声发大财。 所以，王导主导的东晋政局，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君臣之间的级差感极度弱化；而官僚体系当中，上下级的级差感也极差。 第二，王导身体力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愿意对任何人下死手，所以他的对手得势，也不会对他下死手。 最后延及整个东晋士人之间的关系都相对宽松。 如果比较后来的南朝宋齐梁陈，乃至于整个中国历代，就可以看出，东晋政客之间的政治斗争是相对温和的，缺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味道。 这种风格，是维系门阀士族整体利益的关键；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因为大家重视门阀士族整体利益而形成的一种默契。 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是王导执政风格的一个典型体现。 王敦是王导的堂兄，东晋初期最重要的一位将军，把东晋初年的各路流民帅全部荡平，又削夺了江东地方军阀的兵权，自己成了皇帝和北方士族所倚重的最重要军事力量，最后盘踞在荆州地方。  王敦 但是，东晋逐渐稳住阵脚以后，晋元帝司马睿开始振作朝纲，他任用周敳（北方南渡名士）、戴若思（江东土著士人）两位士人中的人望所在，提振士人对皇权的向心力；又任用刁协、刘隗，在礼仪和行政、财经纪律方面约束士人。 刘隗喜欢酒后侮辱士人，专门打击士人的自尊心；刁协更狠，约束士人招收北方流民，为朝廷争取编户齐民。这就引起了广大士人阶层的不满。 晋元帝又重用戴若思，派他去接替了热衷于北伐的祖狄的帅位，又间接地起到制衡南边的荆州刺史王敦的作用。 这就引起了王敦的不满和忌惮，于是王敦率先发动兵变，打着的旗号是“清君侧”。 由于王敦的军事势力在东晋根本无人能够制衡，所以王敦很快打进了首都建康，控制了朝廷。 在此前后，王导的各种态度和举止就很有意思： 晋元帝整顿朝纲的时候，疏远了王导；但是王导并没有因此撺掇王敦造反。王敦发动兵变的时候，留在首都的王导还带着全家族老小，整日整夜跪在朝廷外面请罪。那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 等到王敦打下建康，实际上软禁了晋元帝，王导也没有表现得志得意满，“老子终于又翻身了”的样子。 但是王导也没有做出过任何规劝王敦尊重皇权的举动，王敦随后所作的各种清君侧的活动，都和王导商量过，王导也没有反对。在王导的默许下，刘隗、刁协跑掉了；周敳、戴若思被杀掉了。 王敦实现了“清君侧”的目标，胜利返回了老巢荆州。 在此过程中，晋元帝被气死；儿子晋明帝即位，通过北方名士郗鉴、温峤，引来流民帅苏峻，征讨王敦。  晋明帝 王敦也正式提出造反，但他此时已病入膏肓，儿子又是个草包，很快被晋明帝镇压，王敦之乱算是最终被平定。 朝廷事后的清算也很有意思：帮着皇帝提振朝纲的刘隗、刁协并没有被追认为忠臣；对王敦之乱态度暧昧的王导也没有被治罪，还保留了宰相的权位。 两方面合起来就是一个意思：暧昧。暧昧的背后，是门阀士族整体的心态反射：既反对皇帝提振朝纲，也反对士族中有任何野心家篡权成为强势皇帝。 而这正是王导本人的意思，他代表了当时东晋士族的整体意愿。 2、庾亮专权与苏峻之乱王敦之乱平定以后，晋明帝很快病死，选了四个托孤大臣------王导、郗鉴、温峤、庾亮------辅佐儿子晋成帝，其中庾亮居于上位。 庾亮出身于颍川庾氏，据说也是个大家族。 但他上位，主要靠的是个人特质。 庾亮被认为有前朝名士夏侯玄之风，端庄肃穆，不怒而威，又与晋明帝有布衣之交，晋元帝认为他是能帮助提振皇权的后起之秀，主持把庾亮妹妹嫁给了晋明帝。 等到晋明帝去世，庾亮妹妹就成了晋成帝的太后，庾亮成了皇舅，以此名分和个人威望，开始整顿朝纲。王导则躲在一边避风头。 庾亮一反王导泥瓦匠的作风，一上来就要回收流民帅苏峻（平定王敦之乱主将）的兵权，结果苏峻和祖约（祖狄去世后，朝廷派他弟弟祖约接管了他的部队）联兵造反了。 庾亮一味刚狠，却没有应对苏峻叛乱的准备，又临阵指挥失当，结果被叛军打得大败。 苏峻攻入首都，打的旗号也是清君侧，把城里士大夫欺辱了一番，随后，仍然拥戴皇帝（晋成帝）和王导，又对士人大赦，唯独不宽容庾亮。 庾亮跑到外面，威风扫地，向他一直瞧不起的江东名将陶侃服软求援。 在陶侃的主持和温峤、郗鉴的帮助下，算是平定了苏峻之乱。 3、庾亮失败，王导复起：东晋无政由于是庾亮挑起了苏峻之乱，又不得不让别人给他擦屁股，实在没面子了，只好躲到豫州任刺史。于是王导又恢复了威势，和陶侃、郗鉴、温峤一起辅佐晋成帝。 王导二次当政，还是“泥瓦匠”的执政风格，但是更加荒腔走板。 具体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一个是对湘州刺史卞敦的处理。 这厮在苏峻之乱时期，既不派兵勤王、也不出粮出力，只作壁上观，大家都责怪他。 但王导却没有给他降罪，而是让他转任广州刺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叙述至此的时候，直接跳出来大骂王导，说东晋无政，连最起码的原则都不要了。 另一件事情，是江州刺史刘胤乱政和郭默之乱。 前江州刺史温峤去世了，王导让刘胤出镇江州。 郗鉴和陶侃都不同意，觉得刘胤这家伙就是个混蛋，让他治理江州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一定出乱子。但王导坚持用。 结果刘胤在江州，大作私生意，财富巨万，成日纵情喝酒享乐。 官方漕运荒废，朝官穷到发不出俸粮来，刘胤的私人商船却纵横四方。 刘胤手下的武将郭默不堪刘胤的欺辱，找个机会杀了刘胤，把刘胤的首级上交到朝廷，又要求朝廷因此让他继任江州刺史。 王导考虑到郭默骁勇难治，就认同他的江州刺史。 陶侃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刘胤虽然混蛋该杀。但是也需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怎么能一个将领随便就杀害朝廷命官，而且还要代之自任呢？那样整个政治秩序不就彻底乱了吗？ 但是王导回信说，等到朝廷准备好了再讨伐他不迟。陶侃看了信，嘲笑说：这的确是养贼的好办法。 王导的执政风格就是这样，只有包容，没有原则，没有底线。 4、庾亮二次当政，排挤王导最后，位在三公的陶侃不听王导，自行出兵平定了郭默之乱。 在此过程中，庾亮请求将功折罪，跟着陶侃去打了一回酱油，算是恢复了威信，又重新抬起头来了。 随后，陶侃去世，庾亮乘机收编了陶侃在荆州的地盘，掌控荆州、豫州、江州三大军镇，与坐镇中央的王导形成政治军事上的暗中角力。  王导的后援，主要是盘踞京口的郗鉴，又接着选了一些下层寒士做自己的支持力量，也许是这些寒士纪律不大好，也许是他们的被提拔晋用让士族觉得碍眼，总之是引起了士人的不满。 于是，重兵在外的庾亮，就想“顺应民意”逼宫，风言风语传到王导耳朵里，王导说：我和庾亮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他想要这个权力，就来拿走。最后，庾亮也没有把王导怎样。 最后，二人对峙的僵局，是因为两人几乎同时死掉了，才不了了之。 总的来说从307-339年这33年的时间里： 王导首先打下了一个底子：东晋是一群门阀士族的政权，顶上放个权力虚弱的皇帝，大家一起快活。 晋元帝不干，要提振皇权，引发王敦叛乱。提振皇权的努力失败。 庾亮继承晋明帝的遗志，再次提振皇权，又引发苏峻之乱，借着平定苏峻之乱的势头，以王导、郗鉴、陶侃为代表的士人，又一次把庾亮的风头压过去了。 于是东晋政局又退回到了王导不讲原则的门阀士族政治，但是王导的无原则政治也不能走向极端，于是庾亮又有机会上位，形成政治角力。 最后，老天爷把两人都收了。 但是，东晋门阀士族的政局已经基本成型，此后虽又有各种歧出，但是最终都稳定均衡在王导和庾亮角力的这个点上。谁也无法撼动。于是东晋政局进入第二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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