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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04-07-07 来源：景观中国网 问题：“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日益成为世界遗产的天敌；集团的掠夺性开发、法人的破坏性建设、权力部门的出让所有权，已成为遗产遭破坏的主要原因； 对策：成立中央直属的 问题：“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日益成为世界遗产的天敌；集团的掠夺性开发、法人的破坏性建设、权力部门的出让所有权，已成为遗产遭破坏的主要原因； 对策：成立中央直属的遗产局统一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有法是前提，但关键还是要依法办事；不光要有“有识之士” ，更要有“有识之仕”。 -外滩记者 茅文贤/苏州摄影报道 “申遗”在我国热潮不减。根据《凯恩斯决议》，我国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但目前已列入我国“申遗”预备名单中的单位却已达30多个。 与“申遗”热潮对应的是，专家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日益成为世界遗产的天敌。集团的掠夺性开发、法人的破坏性建设、权力部门的出让所有权，已成为遗产遭破坏的主要原因。 70高龄的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涨红了脸：“我们的这些遗产交给旅游公司开发经营，那肯定完！这些公司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赚钱，我还没看到那个公司真的像慈善家一样，以保护自然文化遗产为目的的呢。” 保护和开发的博弈 “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建设部城建司处长曹南燕告诉记者，我们看到的种种往往是双方博弈的结果。 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该景区的国内游客、门票收入、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 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申遗”成功，就获得了“国际通行证”，世界遗产成为招财进宝的“金字招牌”、“摇钱树”。 但是“申遗”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河南龙门石窟由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市政府投入一亿多元；武夷山在申报遗产中也花了一个多亿；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也投人了600多万元用于整治环境。 据了解，中国现有177个国家级风景区，但国家每年只有1000万元投入。 “国家拨款太少了，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谢凝高教授说，“美国2001年有43亿美元用于它的国家公园系统，韩国面积人口和浙江差不多，但它有20个国立公园，投入的经费相当于人民币6个亿。你自己算算，我们国家平均分下来，大部分的风景区连职工的工资都不够支付。” 苏州建设局副局长邱晓翔向记者坦言：“靠上面拨下来的那点钱，在苏州建座桥都不够，更别说遗产保护了。” 许多地方似乎“穷”得只能“靠景吃景”了。这样，申遗成功之日，往往也就是“遗产”被大力开发之时了。 但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却表示，“我一直认为文物保护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是有钱的，只是钱没用到刀刃上。”谢辰生举例说，龙门石刻花很多钱修建人造龙宫，成了当地的政绩工程。要申报了，人家考察团一看，非拆不可。一建一拆，耗资上亿。“舍得花钱造假古董，却舍不得花钱保护真文物”。 根源在管理体制不畅 遗产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一度让人以为问题出在资金上，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谢凝高教授说：“这只是借口！”现在景区的门票收入很高，动辄上千万上亿，用这些钱来保护文物绰绰有余。关键是大家都把世界遗产当“唐僧肉”，谁都想要分一口，“问题的根源还是在管理体制的不畅”。“就算是穷，穷有穷的保护法，富有富的保护法。”谢凝高教授以张家界武陵源为例，“你说是80年代穷还是现在穷？可是，80年代就保护得很好。” 谢凝高教授说，80年代，他在张家界武陵源步行前往，没有索道、电梯、商业街。“当时，可以看到猴子在悬崖上攀岩，白冠长尾鸡在觅食……但是，以后我去了五次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观了。” 曹南燕处长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国家对自然遗产实行的是三级管理体制：国家建设部、省级建设厅、地方性的管理委员会(或园林局之类)。作为最上层的建设部主要的职责是规划和地方相关机构及人员的管理。“现在负责具体执行和保护工作的还是地方管理机构，还没有中央直属的遗产管理机构”。 据了解，加拿大设有专门的国家遗产部对自然文化遗产进行管理；韩国20个国立公园，有中央机构中的67个人在管……而我们国家现有177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只有建设部城建司下属一个处的几个人在管。 “少”是一种困难，而“多”有时候更会成为一种尴尬，甚至出现“九龙治水水更急”的情况。 谢辰生说，目前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政出多门：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这三类遗产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业务”，不仅叠床架屋，有时又相互掣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苏州市建设局副局长邱晓翔谈到这点时显得有点无奈。他举例，太湖中的西山是国家级风景区，属于建设部管；同时还是国家森林公园，隶属林业部管理；作为农业示范区，农业部自然也会管；被封为地质公园后，国土部门也成了它的分管领导；另外环保等部门也要管。“如果入选文化名镇的话，还将陆续有其他部门加入……” 现行的这种管理体制，导致有利益时大家一拥而上，而涉及到保护工作时则无人问津。 “真正少的是有保护责任的实权部门。我们的现状是，有保护责任的人无权无钱，徒唤奈何。”谢凝高教授表示，“ 他们地位很低，多数是县以下的科级干部，或者副处级干部，像副县长已经了不起了。即使是副县长，他上面还有县长、市长，他的话，你听不听呢？” 曹南燕表示，这是由国家体制造成的，只能由地方政府自己协调，统一管理，统筹发展。“像黄山成立了黄山管理委员会，就由黄山市长担任管委会主任。” 更要有“有识之仕” 面对各种实际利益的诱惑，如何在世界遗产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谢凝高教授认为：“正本清源，回归世界遗产的本位，才能双赢。” 谢辰生教授表示，要理顺管理体制，成立中央直属的遗产局统一管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很多国家遗产保护基本上是政府主导。这种管理体制职能集中，责任明确，同时，能够有效避免来自地方和其他方面不利于遗产保护的干扰因素”。 “中央直属的遗产局一天不成立，我就一天不停止呼吁，哪怕还要20年。”70岁的谢凝高说。 但也有专家指出，这是一厢情愿，基本上不太现实。最为可行的办法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申报项目经过专家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谢凝高补充称，还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监察机制。“因为光靠政府的监察肯定不能深入和全面，必须发动全社会。本地居民、专家、游客等才真正了解这些遗产的情况”。 国家名城委副主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表示，我们目前涉及到遗产保护的法规其实不下10部，但还没有专门的遗产法。“所以，健全立法，吸取国外相关规定和条例的精髓，因地制宜地订出符合国情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已经刻不容缓”。 罗哲文教授强调，有法是前提，但关键还是要依法办事，否则一切都是白搭。“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听上头职能部门的意见，令行不止”。像北京保护四合院的事，市委态度很明确要保护，区里就不听了。“地方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令行不止，这些问题很难办，是个大问题”。洛阳把王城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去检查，给它提意见，可它却在网上、报纸上大肆宣传它的成绩。而且有些工程生米煮成熟饭了，你也没辙，要不经济损失很大。 在具体操作中，谢凝高教授强调“分区保护利用”。按照谢教授的观点，在保护区内，还可以建立五个功能区：生态保育区，主要针对生态价值高的地区，这个区只对科学研究者开放；特殊景观区，供人游玩欣赏，设步行道，但不能有过夜设施；史迹保存区，用以保存历史遗迹；区内服务区，只设简单的过夜设施；以及一般控制区，区中原有住民生产活动要受控制。 谢凝高教授介绍，韩国的智异山国立公园采用“山上游，山下住”的方式。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的公园，山上一座宾馆也没有，住的是一处简朴的建筑，里面是双层通铺，一间可容纳42人，人均睡觉所占面积有1平米左右，卫生间和化妆室为大家共用。当地管理人员说：“在山下，有最豪华的宾馆；但在山上，总统来了也一样。”为了减少污染，这里只供应饮用水和电，不供应炒菜，游人都是自带干粮。 除此之外，设立世界文化遗产基金、培养世界文化遗产专门人才等，也应立即提上日程。 最后，专家们表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不光要有“有识之士”，更要有“有识之仕”。若想真正保护我们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中国怕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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