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谋求通过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防止中国走上资产阶级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即1967–1969年，中小学和大学关闭，当权派鼓励孩子们打击并反抗他们的父母。毛泽东当然是一位著名的领袖和解放者，但就治理国家而言，他的做法不够实用。
李光耀迎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更加务实的是邓小平。毛泽东逝世后，他不动声色地接管了权杖，平抚了整个国家，全力发展经济。要不是他的话，中国很可能已经分崩离析了。 1978年11月，邓小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新加坡。他访问期间的所闻所见改变了中国沿海省份的经济政策方向。共进晚餐时，他向我祝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我对他说，凭借着充沛的人才资源，中国能够超越新加坡。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告诫我们要防范俄国熊利用越南的傀儡政权控制东南亚。我告诉他，苏联离我们很远，但提醒他说，所有旨在推翻东南亚政府的鼓动言论都来自中国的广播电台，通过各种渠道流到叛乱分子手中的武器也是中国提供的。我预料这番言论将惹怒邓小平，他将情绪激动地予以否认，但他出人意料地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回答说，“停止这种做法！”“给我一些时间”。他说。一年后，这类鼓动式的广播停止了。邓小平或许个子不高，但他绝对是一位伟岸的领袖。
李光耀迎接邓小平访问 有能力应对挑战 受这次访问启发，邓小平在返回中国后建立了四个鼓励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经济特区。这些特区蓬勃发展，更多的地区随后也实行了开放政策。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趋势达到了顶点。 1992年，在访问新加坡14年后，邓小平赶赴广东视察，他对人们说：“要向世界学习，特别是要学习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在这番呼吁的号召下，数百个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团涌入新加坡，这些官员携带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本，准备研究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 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通过一个合资项目获得实际经验，即建立一个具备商业、住宅、休闲和工业用途的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始建于1994年。我们邀请几百位中国官员来新加坡学习，然后派遣一些专家与他们一道返回中国，帮助实施这个项目，并确保中国人不出现差错。就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如何保持优美洁净的环境而言，位于一个湖泊旁，拥有高尔夫球场和草坪的苏州工业园区堪称典范。
李光耀迎接邓小平访问 现在每年都有一些中国学员来新加坡参加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开设的“市长班”。这些学生要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么是国有企业高管，具体人选由中共方面确定。一年制课程完全使用中文教学。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已经成功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交通、环境、医疗保健和垃圾处理）在中国依然非常普遍。为新加坡发展做过贡献的前内阁部长向这些学生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2010年，另一所学校，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也开始接收中国官员前来深造。 当邓小平对中国人说，“我们将比他们管得更好”时，我知道他并没有忘记我在他访问新加坡期间说过的那番话。邓小平相信中国有能力应对挑战。中国随后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他是正确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