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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森特·梵高是西方绘画史上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而对于梵高最终的命运结局，在疯癫中走向自杀却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关于梵高疯癫并自杀原因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观点：一种观点是“原始思维”导致了梵高的自杀，所谓的原始思维即是原始人的思维，其关键因素在于其不能区分“现实意识”与“纯粹意识”，也就是说所谓的“戏我不分”。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一书中反复的证明了根植于艺术家潜意识当中的思维对艺术创作及艺术家自身精神与生命的作用与影响。⑴第二种观点是是认为梵高的疯癫与自杀跟西方的文化语境有关，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分析的思维方式、艺术形态等使得梵高的走入精神失常并非正常死亡。第三种解释是梵高的自杀是来自心理变态。这里所说的心理变态不是一瞬间的爆发，而是在长期追的生活经验中积累的结果。第四种观点认为是一旦像梵高一样的艺术家所执着求的理想境界、人格价值难以实现,而他们又无力挽回和改变一切的不如意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会选择自杀作为和这个世界抗衡并最后实现自我、完成自我的惟一和最有力的方式。第五种观点则认为梵高选择自杀是艺术家创造力过剩的表现，是艺术创造冲动所驱使的结果。 以上观点分别从精神、文化、心理、现实、艺术角度对梵高的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对于梵高现象，梵高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来存在的，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梵高作为个人精神、意识、心理、艺术家的存在是首先作为一个社会人来存在的。因此，把梵高放置于于西方文化社会形态当中来考察梵高现象更为合理。本文将从西方社会学家福柯有关疯癫的社会理论入手结合心理学、美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梵高一生的行为与精神表征做出相应的分析与探讨。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福柯的生死爱欲》的作者詹姆斯·米勒说过“几乎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17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演进的许多关键点，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⑵研究精神病学和医学、犯罪和惩罚、性生活和家庭的历史学家，如不参考他的著作，简直寸步难行。”《疯癫与文明》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也是福柯阐释知识与权力的第一本著作。事实上，福柯从未界定过疯癫；他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在书中，福柯对疯癫的看法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待疯癫的态度，二是对待疯癫者的态度。所谓的”疯癫“指的是一种状态，而”疯癫者“指的是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人。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⑶
文森特·梵高是后印象主义画派的重要人物，他的魅力不仅表现在他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上，而且表现在他以一个生命个体的疯癫状态向传统理性文明发出的挑战勇气上。他在生命的选择中最后用艺术创造的方式来实现对西方知识体系建立起来的权利的挑战与反叛的，尽管他的结局是以对自我意识的悲剧性毁灭来完成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做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⑷因此，梵高的悲剧性命运所具有的意义不单单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主体所形成的的精神性病症的个案存在上，而且表现在一个生命个体在理性社会体制的规训与压制下如何用忠于生命情感的热情努力的抵制情感异化与灵魂扭曲时在其整个生命历程所呈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因此，本文不再去对解读梵高的绘画风格及其艺术技法及特征做过多的考察，在这里要搞清楚的梵高的疯癫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文明的产物的。梵高在作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被记录在艺术的史册之中，主要是以其在绘画艺术的成就中来作为表述对象的。正是因为人们一直把他个人的身份向艺术家的领域里靠拢，所以，梵高的精神世界与个体命运也随着人们对于其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审美体验难度与陌生化理解而变得神秘起来。
然而，将其作为一的另类与个别的解读方式却无助于我们靠近、理解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世界，反而会加深对艺术家的偏见与误读。因此，对于梵高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世界需要借助让其还原为一个社会人的状体来进行考察方能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梵高。毕竟，一个人的成长与选择离不开社会环境及隐藏在社会环境背后的权利运作对生命意识与情感的影响，一个人难以逃脱社会权利下的作用，对于一个拥有强烈的生命渴望与主体精神的艺术家自然而然也是难以摆脱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强力对于一个艺术家个体的作用与影响。因此，通过社会文明、行为表征、心理意识三个维度来实现对梵高整个生命发展历程做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通过社会学的考察，可以让我们以社会文明（道德伦理、文化氛围、现实处境、群体意识）作为一条宏观、外部的的线索加之其作用于个体微观、隐晦的心理意识（情感、情绪、思想、精神、信仰）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下，最后表现于个体行为（言辞、动作、表情）更为全面、多维度的挖掘出梵高是怎么在文明社会的压抑与排挤下发展为疯癫的状态并最终选择自杀以结束个体的生命的。在三个层面的当中，情感是维系三者而成为一体的同时也是审度梵高精神表征与外在行为的重要要素。而梵高的遗留下来的书信成为了'窥探’其心灵世界的有力证据。从梵高的情感成分出发，与其生活的社会文明所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的宗教情感、伦理情感、艺术情感的相互纠结与作用下来审视梵高的个体命运的发展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明了的了解梵高是如何从一位名不见传的人成为一名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的过程。如果把梵高的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作为两个截然相反的理想追求与人生分界点的话，那么家庭情感却自始至贯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感信仰之中。
行为活动不仅是受制于社会文明因素的综合而且是反映心理活动的确切表征。因此，为了便于把握梵高的精神世界与人生选择，把他的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行为当作研究他的节点来加以多维度的分析。梵高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正式的从事艺术创作以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他正式的从事艺术创作活动以后的时期。在他第二个事情当中发生了一次他生命中重大的事件“割耳事件”，因此从“割耳事件”以后到其开枪自杀构成了梵高生命历程的第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可以归结为“宗教信仰时期”、“艺术追求时期”和“精神疯癫时期”。 由此可见，前两个阶段对梵高的悲剧性结局起到了铺垫与促进作用。在宗教信仰时期与艺术追求时期，是代表着梵高的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占主要成分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两个生命阶段中，虽然梵高从事的信仰形式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但是他对于生活的渴望的情感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两个阶段之间虽然存在着社会因素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打击与抛弃，但是，这两个阶段我们看到梵高依旧在积极的终于自己那颗纯粹的理想与心灵。其实，前两个以从事的行为活动作为划分的时期，从梵高的情感期望来看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宗教信仰到宗教的失望，然后转为对艺术的追求，说明梵高本身并没有完全丧失对生命的渴望，只不过，在实现自己情感的方式上出现了形式上的转变。这种形式上的转变却存在着与两个实质性的差异，第一，投身艺术时期摆脱了神学体制在精神与肉体上双重的压抑与束缚，第二，也同时获得了艺术所带给他的感情寄托与理想实现。但是，到了第三个时期，他的精神状态逐渐的走向恶化，行为活动为我们清晰的体现了他的精神痛苦与分裂。割掉耳朵，与用手枪打伤自己，是典型的对生命与生活的悲观性拒绝与否定。这种极端的形式我们称之为“疯癫”。纵观梵高的一生，尽管在他前两个时期存在过一些过激的行为举动，但是并不具备后期的精神性病理状态的特征。梵高最后以疯癫的形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了构成其个人神秘性的关键所在。
二 梵高一生三十七个春秋岁月中，他实际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仅仅为人生的后十年，也就是从其二十七岁（1880）年的时候，他抛弃他追求的宗教理想与家庭信赖转而投身于艺术事业当中，他离开家庭，开始在四处的漂泊中完成他的艺术追求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一次由宗教情感向艺术情感的心灵路程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他作为一名社会角色由中规中矩的牧师角色向离经叛道的艺术家的转变。当然，这种行为并不能作为一种疯癫的现象来加以考虑的，至少放置于个人的心理领域它并没有多少的病理性迹象可言，而对于隐藏在梵高精神意识中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改变却是巨大的。精神信仰的崩塌与转变往往是行为主体进行非常行为的内部原因。梵高在1876年也就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怀着对宗教的虔诚与对苍生的爱投入到宗教事业当中的，二十三岁的年龄正是一个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成型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受到质疑与颠覆的时期，特别是对于梵高这样有着一颗单纯的理想与诚实的情感的人，进入宗教事业也就意味着梵高对理想与情感忠诚的寄托到了宗教的博爱与宽容当中。在1876年梵高写给他的弟弟提奥的书信中写到“奥！我的把毕生献给为上帝与福音服务的意志，胜过现在能够实现的可能性。我祈祷上帝让我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上帝会听见我的祷告的；我诚心诚意地说出这些话”。梵高放弃自己在海牙画廊的工作捡起《圣经》从事宗教事业，，由此可见，梵高对待自己人生的方向与理想是保持着极为认真与坦诚的态度的。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在进行的生命的选择，并在选择中完成了对生命的诠释与解读。 投身于宗教事业当中的梵高，放下作为牧师高高在上的架子，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对生活在矿区苦难人们的切实的关心与帮助当中，梵高这里的关心与帮助不是停留在布道的形式当中，而是用最为朴实的行动与付出参与到帮助穷人，关怀不幸者的行列当中。但是在这里梵高发现了让其感到厌恶与讨厌的现实真相，“我必须告诉你，对传教士正好像对艺术家一样。这里有一件古老的专科学校，十分邪恶而暴虐，集恐怖之大成。他们是一些身穿甲胄的人，穿着一种偏见与因袭的铁甲，这些人，当他们处在领导的地位的时候，就买卖官盗爵，他们企图通过一种循环的制度，在他们的位置上保护为他们所保护的人，排斥异己。他们的上帝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酒鬼法尔斯塔夫的上帝……”从梵高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出梵高对存在于宗教体制当中的丑陋与肮脏。宗教现实所给予梵高打击严重的挫伤了梵高内心那向往美好，渴望明天的心灵。这是宗教现实对梵高的宗教情感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一个人的信仰的建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培养与积累，而一个人的信仰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之间。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与信赖之后，它才决定开始流浪在外的生活，在贫苦的流浪生活当中，梵高实际上是在丧失对生活的信心的同时，又在试图通过艺术之路来重新获取对生活的渴望。梵高选择流浪生活的行为举动，这似乎是梵高一时冲动做出的选择，但是，究其原因的话，会发现不理想的社会环境和不可调和的现实矛盾无疑成为了刺破了梵高的心理承受力。这也是他大胆的做出与家庭疏远，然后孤独的进行苦行者式的寻求生命真理的原因所在。
在1881年梵高，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对表姐凯的迷恋使得他的渴望爱情的情感又一次受到了社会伦理的拒绝与伤害。在十九世纪的荷兰，表亲结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禁忌。梵高无疑在以他那真诚与热情的情感在坚硬、冰冷、顽固的伦理意识面前做着自不量力的否定与毁灭。当渴望爱情的情感再一次突破约定俗成的文明制度的时候，创伤难免的印记在一颗天真、浪漫的灵魂深处。在向表姐表白未果的情况下，使得梵高对情感不再抱有任何的奢望。他开始投身于绘画艺术的学习与创作当中。 在投身于艺术的阶段中，梵高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信仰与情感受挫的情绪的影响。这表现在他的绘画作品当中，至少在他与当时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画家进行交往以前（也就是1887）在他的绘画作品当中，并么有形成他后期一样，有着更为热烈的情感的表现与自我的情绪的表达的成分在里面。在1886年到1887年产生的化作当中可以看到梵高在画风上的过度的痕迹。在1887年以前的画作当中，大多是充斥着梵高对前人风格的模仿以及本人精神中的宗教的关怀意识，对前人的模仿显然是来自米勒的影响，在作品《女矿工》、《泥炭里的两个妇女》（分别是1882、1883年的作品）很容易的从人物造型与构图上找到米勒的影子，在基调与题材上又能窥探出他对现实中的劳苦大众多表现出的同情与悲悯的宗教情怀。1886年以后的梵高作品开始摆脱了过去的浓重的写实主义画风，开始形成了有着浓烈的自我意识的创作理念体现的绘画风格。可是，对于艺术的痴迷与付出并不能给其本身带来经济生活上的任何回馈。金钱并不是衡量艺术的标准，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经济上的回馈出来满足生存性的需求之外，还以为对艺术家本人才华、智慧、努力、汗水、创造、精神与坚持的肯定与认可。1888年发生了梵高的“割耳事件”，“割耳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梵高与高更在绘画原则上的冲突所导致的，在与高更争吵过后，梵高在丧失理性的情况下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也就是从这个事件开始，梵高进入到他的第三个时期疯癫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中，梵高还能够保持理性的继续创作。“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的，我理智已经垮掉了一般”。⑸这是1890年梵高写个弟弟提奥的书信中写下的。由此可见，梵高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同于割耳之前的状态。
梵高与高更的吵不单单是因为单纯的绘画观念的不同。其中，原因内心情感的孤独，一种来自艺术世界的孤独感，而消除这部分孤独的对象恰恰是来自艺术界、艺术市场与社会对他的肯定与认可。恰恰是投身于一中寄托的情感过于强烈的事业当中，几乎是投入了全部的生命与激情向艺术世界中寻求自我的表达与价值的实现当中，当然，也会很容易脆弱被迟迟不肯到来的社会认同与价值实现而丧失理智。高更是梵高投身艺术事业中最为亲密的朋友，高更的为艺术而做出的举动，确确实实让梵高着迷。除了，梵高自身的孤独感之外，高更对于梵高的人格魅力是毋容置疑的，不然的话，梵高不会邀请高更去阿尔。更不会在对弟弟提奥的书信中表示对高更前途的关心与担忧。高更的特立独行有一种使梵高找到知音的感觉。对于艺术家这种感觉是常人难以比拟的，特别是孤独者非常珍惜的情感。梵高实际上是从高更身上获取一种对生活的渴望与支持，但是，高更却无法在艺术思想与情感的层面给予他这样的慰藉与温暖。这使得梵高再一次从对艺术的追求当中体验到生活的绝望感。 情感的无望与失落转移为精神上的错乱与癫狂。尽管梵高于1889年入住到圣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进行疗养，实际上梵高的病情是呈恶化的趋势发展的。当梵高完成最后一副作品《群鸦乱飞的麦田》后，痛苦而绝望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只是梵高割耳后精神错乱与颓废的延续，也是疯癫的最高表现形式。从梵高自身情感出发，周围社会环境的每一种社会意识与社会人物的存在都有可能在无时无刻的充当着决定梵高的人生选择与精神变化的角色。外部的社会环境与个人的心理意识的相互作用下，促使着梵高由对宗教的崇拜阶段走入艺术追求的阶段再到疯癫阶段，并于1890年最后痛苦的走向生命的自我毁灭。
由此可见，梵高在最后的生命阶段出现的疯癫对于梵高而言并非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所出现的情感投入与忘我状态的表现。这是一种精神性的病理的存在物，但是，它的“酝酿”与产生却在梵高的命运语境当中有着非同一般的缘故。疯癫是非理性的能量对自身意志力的越界与冲破的结果，而这里的疯癫却绝非自身孤立作用的结果，它的产生却是在理性体制、理性意识、理性伦理及现实世界、现实处境的层层包围与压迫下的产物，这是产生它的外部条件，而梵高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感受能力，有着创造天分，怀抱纯粹理想的人在其强烈的非理性（情感）的促使下，使其不断的与其自身所处的宗教体制、家庭伦理、艺术观念、现实处境发生着矛盾与冲突。而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无论他是否是个艺术家的身份都难以在如此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能保持着清醒而乐观的态度继续走下去，除非他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与超越，除非他拥有了超人一样的能力来改变周遭的一切。一切关于它的存在的歧视与贬低，都是源自对生命自身对生命本身的否定。 三 疯癫在梵高的个案当中是来自生命个体徘徊于现实与理想状态的极端化斗争的爆发形式。梵高式的疯癫，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中并不少见，荷尔德林、食指、高更、石鲁都与梵高时的疯癫脱离不了干系。这种疯癫在病理上与多数疯癫症状并没有多少差异，而唯一的神秘与费解之处则表现在疯癫与艺术的纠葛当中。由此可见，疯癫本身在病理学当中被当作一种病态的产物，被当作理性文明研究、隔离、孤立的对象来加以对待的，可是，梵高是疯癫像我们表明它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个人机理性的先天性缺陷与损害多造成的，它的产生产生于主体信仰与社会体制之间的背离，个人情感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冲突，艺术理想与社会认同之间的悖论当中。这类的疯癫的产生是个人忠于艺术，渴望生命，希望生活的巨大张力感破裂后的产物，它来自文明所构建起来的权利压力下导致的产物，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遭受了文明的扭曲与压抑的结果，但是，文明在道德、社会、宗教、艺术领域所构架起来理性意识拒绝与梵高的疯癫进行对话，反而将其作为一种精神病者关进疯人院，疯癫被当成一种病理性对象来加以研究对待，疯癫与文明在文明理性的强制下彻底的丧失了对话的可能，梵高的自杀在难以对话的状况下绝望的结束了自己生命。
文明作为外部因素包括社会伦理、宗教制度、现实处境过度的干涉与阻碍内在因素（梵高的主体情感）在宗教、爱情、艺术的释放，则会导致情感超脱自身理性意识的束缚力而走向强烈的肌理性表征，这是梵高疯癫的产生的原因所在。宗教的失望（为宗教团体的体制与行为不满）、爱情的创伤（曾经四次遭受爱情的回绝）、艺术的抛弃（终生不被艺术市场所接受认可）最后逼迫梵高走入歇斯底里的精神性困境。爱情对于梵高来说仅仅是在心理与生理的低层次需求受阻，而宗教与艺术的背叛则是意味着在最高的信仰层面彻底的对其生命意志的摧毁。在梵高经受了如此之强烈的生命体验之后，还能够在精神分裂的病期继续完成了对《星空》、《柏树》、《加歇医生像》的创作，这是梵高以疯癫的状态对文明异化一种艺术行为形式上的斗争与反抗，梵高赋予艺术的不仅具有人文精神的体现而且具有了对社会学意义的表达。疯癫对于梵高而言，不单纯是作为一种病理性的存在出现在梵高的最后的生命当中，疯癫作为一种最高的生命存在状态来与文明共生共在的，疯癫的存在是梵高对文明社会本质化的一种反叛与否定，是个体渴望多元化的先兆与渴望。 参考文献： ⑴ 《论“原始思维”与艺术家的自杀行为》 唐波著 ⑵ 《福柯的生死爱欲》詹姆斯·米勒著 高毅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⑶ 《规训与惩戒》 （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缨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⑷ 《文明与疯癫》 （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缨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⑸ 《亲爱的提奥》（荷兰）文森特·梵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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