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在这个时代的落寞,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时代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冷落与抛弃。或者说，单纯从艺术媒介与消费机制来解释诗人、诗歌遭遇时代冷遇的说辞是不够深刻、全面的。这种认知角度并没有充分的理解“诗”的灵魂与内涵，这是对诗歌和生命、真理、时代、生活之间的关联缺乏深刻认识的表现。要想理解诗人、诗歌艺术的时代落寞，就必须先对“诗”、“诗人”的属性与价值做出平稳的判断和审慎的洞悉。 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文本里，曾把“诗”的地位做了极高的评价。“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正是一个哲学家对诗人在捍卫人类精神家园的行动中承载的任务与意义，做出的理性思索与哲学评价。 那么，何为贫困的时代呢？可以这么说，人类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不了血腥与残酷的。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条必经之路，人类的文明是在与原始自然以及人类自身野蛮性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每个时代铭刻着每个时代的悲哀与悲剧。现实之残酷是每个时代所具有的基本经验。因此，如果没有崇高精神力量的照射、净化与引导，那么自然世界的原始性是很容易把人性引入到平庸、麻木、冷漠、残忍、卑劣、丑陋的未开化状态中去的。所以，人类熠熠生辉的真诚、善良、正义、纯洁、勇敢、宽容、慷慨、和谐、温暖等文明性产物可能再次深陷于原始的泥沼之中。“贫困”不是人生存层面物质匮乏的代名词，它是时代之中人类精神根基遭遇腐化的指代。一个物质富足、精神贫乏的时代是一片黑暗、没有希望的。一个物质贫乏、精神富足的时代是值得期待的；一个物质贫乏、精神亦贫乏的时代是无可救药的。
庆幸的是，还有诗人散布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之中。他们在冥冥之中被冠以了捍卫时代精神的人文重任。诗人的责任不是群体赋予他的义务，也不是出于强权的驱使与诱惑，诗人是人类精神的自然馈赠。诗人就像自然赐予人类的谷物一样在人类文明中存在着，如果人们细心、体贴、虔诚的对待埋下的谷种的话，那么，它会给人类带来生活的快乐与满足。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像对待满足口腹之欲的谷种一样对待诗人。因此，人们越是迷恋于物质的充实与满足，越是容易忽略诗人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时代对于诗人来讲就显得越发的落寞。这种现象寓言了精神在某一时代中已经贫困到了极点。 茫茫众生中，真正保持真诚、纯粹之思的人终归是少数。而诗人则是少数中的少数。诗人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般天真、浪漫。世上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更没有脱离生活而思的诗人。诗人的前提是先为人。这看似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前提，其实是诗人立足的根本。基于诗人对“人与何以为人”的不断追问与探索，诗人完成了人之为人、人之生活、人之意义的精神化生成与表达。“诗不是属于现实部分的事实，而是属于那比现实更高部分的事实。”[1]
诗人的“疯”与诗人的“自杀”，对于人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团。艺术史上，疯掉或非自然死亡的艺术家不在少数，而诗人则居多。对于这个现象，还应该结合着上文来做相应的思索与理解。下面以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山东鱼台人）为例，分析一下诗人之“疯”的奥秘。在做深入探讨之前，不得不先质问一下，诗人的“疯”是真的疯吗？有艺术心理学常识的人不用丝毫的犹豫就会得出答案，这不是真的疯。如果不是真的疯，为何诗人的思维与行为总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呢？单凭对诗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抽象想象是无法对其形成深刻认知的。倘若把食指还原到诗人所生存的时代语境中去，然后再来反观他的“异常”表现，可能就很容易对诗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理解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赞成一切人的自由和公正思想。它避免绝对化。它是每个人通过领会可以接受的。它能联系一切人。一旦它变成狂热的信仰，并通过绝对化，变成教条和暴力，它就再也不可能保持其原先的优点了。”［2］很显然，“文革”是社会主义下的产物，它给诗人带来的精神创伤是致命性的，这就使得痛苦意识深深的体现在诗人的敏锐直觉之中。当全国人民疯狂的丧失自我，投入到一场由集权政治煽动下的社会运动之中的时候，诗人依旧在为真理而孤独的追寻着、坚守着。这个时候，诗人的理性思考与狂热的人群形成了鲜明对比，诗人深刻的觉察到这场革命的无意义，以及将会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的文化灾难与精神创伤。而这个时候的一切独立的思索与个人的觉悟都是很容易激动亢奋的群体意识所漠视、吞没的。“自由的思想是人性的真实的基本因素。但我们也看到人类中的其他因素的力量和自信，不自由存在的力量。我们的理解可能会令人吃惊，它在黑暗的时刻对自由的可能性给以很低的估价。然而，当我们唤醒我们的人性时，信仰会重新复苏。我们会更加信任清醒地认识危险的人，自由的人都能认识危险，只有那些把人性的无能看作是决定性的人，不理解自己处于蒙昧的活力与教条的野蛮的重负之下，才不能认识危险。”［3］诗人的思想是人性的，但是却遭到了非人性的对待，诗人的思想是正义的，但是却遭受了非正义的迫害。诗人敏锐的感知到历史的危险时刻即将来临，可是，此时此刻，诗人的深刻与理智在非理性的群体意识面前成为了“反常”，群体的疯癫与盲动却成为了“正常”。这一刻，伦理的是非黑白遭到了践踏与颠倒。历史会为一切人类举动做出合理的判断，它无需过分的狡辩，也无需过多的争论。后来的灾难与罪过为后人印证了诗人的先知先觉。诗成了预见未来，照亮人性的精神预言，而一切荒唐、虚假、造作的行为与意识在历史中烟消云散、再寻不见。
历史的某些时代总存在着这么一种观念，它假到可以乱真，假到可以让人为之陶醉，假到可以让社会为之激动与迷狂。它看似浩浩荡荡、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可是在历史最后的审判中竟然抵不过诗人的一首短短的诗行。历史证明，诗人点破的“真理”得到了永生，虚假与欺骗则烟消云散。“真理”始终站在永恒的位置上没有倒下，它只是遭到了暂时的蒙羞与遮蔽。而此时的诗人却为之经受着心灵的煎熬与肉体的折磨。在愚蠢横行的时代里，“真理”普遍的被遗忘，而诗人却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不屈不挠的为生命指引着光明、自由的道路。 只不过，人们被世俗熏陶的越来越不敢碰触真理了。尽管明明知道这是正确的，但是碰触真理却意味着个体要付出更大的痛苦、勇气和代价。人具有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有多少人愿意在安逸、安全、安稳的环境中为完美之生活、伟大之人格付出更多呢？ 诗人用无私的良知自发的做着先知者的工作。这种非功利、超越目的的动机恰恰是令人误解的原因所在。诗歌的哲学意味超出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它在精神贫乏的的读者面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这时的诗人开始陷入到孤独境地，他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疯言疯语”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个事实正在发生着、蔓延着，这个现象在物质逐渐丰足的时代里越发的突出与鲜明。一个诗人越来越遭受冷遇的时代里，诗人、诗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作为诗人是否该为了顺应现实而做出圆滑的改变与无奈的退让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物质繁荣、经济为重、利益为主的现代化进程中，诗人的意义是很难被凸显出来的，诗人的身份正在遭遇被遗忘的危险。一个以重商主义和经济为重的时代里，诗人的意义，诗歌的价值只能做商业化、世俗化、功利化的扭曲与解读方能留得一丝苟延残喘的可能。诗人与诗歌的价值倘若不能在经济框架中得到有效、中肯的启用的话，那么，诗人与诗歌的价值被定义成廉价品，或者贬低为毫无意义的现实是终归要面对的。 因此，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有些诗人迫不得已在灵魂上屈服，或在良知上大大折扣。殊不知，诗人的意义主要就是体现在不向功利与世俗低头逢迎的姿态上。倘若，一个诗人的创作走向了市场化、经济化与商品化，那么，也就意味着诗人彻底的沦落为世俗的佣人了。诗歌的纯粹性与哲思性体现在诗人思想与庸俗、阴暗、世俗的不断斗争之中，这就必然导致诗人的追随者必定是稀少的。如果诗人得到了从黎民百姓到高官富商，从蹁跹少年到耄耋老人所有人的喜爱与认同，那么这反倒是荒唐、反常的。因为，这恰恰说明诗人在试图迎合世俗口味，他在毁灭诗的高洁性与纯粹性。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价值、诗歌的意义是到了终结的时候了。不是时代扼杀了诗人，而是诗人的咎由自取。是不自尊、不自爱、不自重导致了诗人的心灵枯竭与精神荒芜。
反过来讲，诗人、诗歌的地位与价值，可以将其放置于思想文化的层面予以中肯与弘扬。但是，不能因为诗人、诗面临的时代困境而一味的将其拔高、神化。捍卫诗人、诗歌的尊严与价值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倘若夸大了诗人、诗歌在诸多艺术中的作用与意义，这无疑是有违客观性的。 诗人、诗歌似乎无法逃脱时代的冷落与遗弃。毕竟，社会风尚、文化倾向、审美趣味并不是围绕着某一艺术门类而组织、设置的。诗歌艺术固然可以在以“诗”作为精神故乡的诗人意识中存在着。但是，如果重现再造诗歌的鼎盛时代，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这种构想的实现不是诗人所能决定得了的。毕竟，审美形态与消费意识的时代更替，已经令诗歌丧失了赖以生存、延续的土壤与环境。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诗人、诗歌的处境是悲哀的，但是诗人、诗歌本身绝不可悲。 [1]《艺境》宗白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12月1日第1版. [2]《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 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 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策划：李鹏 编辑：刘旭旭 还能经常普及一些艺术知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