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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火者：陈超与《诗歌报》 ——一份不可复制的先锋诗歌档案 霍俊明 2012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柔刚诗歌奖颁奖活动中我和南京来的梁雪波第一次见面，在晚上聚会时雪波主动谈到了陈超老师：“陈超的诗评太棒了——变血为墨迹的阵痛！”2014年陈超先生突发辞世后的几天，梁雪波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再次提到了陈超1992年发表在《诗歌报月刊》上的这篇诗论：“最初知道陈超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已开始自觉地学习新诗写作，为此还订阅了《诗歌报》《诗神》等杂志。印象里最先是在《诗歌报》上读到陈先生的诗歌评论，似乎也有拜读过他的诗歌，但印象深刻的还是诗论，尤其是刊于《诗歌报月刊》1992年第6期的长文《向度：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诗论札记》（这期杂志我保存至今），这篇诗论以激情的修辞、超拔高蹈的理论视野，罕有其匹的雄辩和悲慨，树立起诗歌的精神穹顶，在九十年代普遍低沉迷惘的诗歌氛围中犹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一个永无抵达的问候》）   《诗歌报月刊》1992年第6、7期，刊发陈超诗论长文《向度：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诗论札记》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朦胧诗热潮的消退，“第三代”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这个时期也正是陈超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的成长期，从他发表在《诗歌报》上的文章，可以见出他正在形成对诗歌的现代主义趣味，开始将视野投注到更年轻更具实验性的诗人身上。此期《诗歌报》推举“第三代”诗歌，是当年最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的诗歌报刊，由此一个诗歌理论家的成长与一个诗歌报刊的成长就合二为一，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成长。 当中国历史转入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变化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转捩，不仅轰轰烈烈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结束，而且先锋诗歌所体现的激进、独立和反叛精神也在大大削弱。无论是个体精神乌托邦还是理想主义、启蒙遗风几乎在此时消失殆尽，诗歌与时代的摩擦系数空前降低。尽管当年的先锋诗人仍在零落地写作，更为年轻的诗人们也自诩为先锋派，但是从整体层面考量，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无疑迎来了波澜不惊的委顿阶段，“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当青年理论家吴亮在四年前说出这句高迈的话时，我青春的心颇为感动。不过，我现在才感到，那时真正的考验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发生。市场图腾这阴冷诱人又'体面’的食肉兽也还没有发出扑鼻的气息。”（陈超《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先锋诗歌意识背景描述或展望》）
  陈超《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刊于《诗歌报月刊》1991年第3期   《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刊于《诗歌报月刊》1993年第5期   《诗歌写作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刊于《诗歌报月刊》1994年第3期 在重新扑面而来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和诗论家的精神肖像，看到了一段诗歌史中一代人的诗歌理想、精神境遇、生存状况以及时代的整体情势。实则，刊物和诗人、诗论家们一起构成了激荡不已的精神事件。我甚至找到了当年陈超与《诗歌报》的负责人蒋维扬的通信，在那一时期陈超的日记中蒋维扬和《诗歌报》出现的频率较多。 陈超的《生命诗学论稿》这本“关键之书”完成之后他本想歇一阵子，在教书之余以闲散和教育儿子为主：“我也得放松一下，补充补充自己。除给《诗歌报月刊》写四篇文章外，明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培养孩子、备课和准备选修课教案上。明年我可能会沉稳、安静、休憩一下。也可能更忙。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再疲于奔命写文章了。”（日记，1992.10.26夜）陈超在日记中提到的准备写作《诗歌报月刊》的四篇文章于1993年先后刊发，这就是《深入当代》《变血为墨迹的阵痛》《火焰或升阶书》《立场——现代诗人与传说》。陈超有很多次都是这样，打算在下一个年度好好休息一下，少写一点儿文章——写作确实太令人疲惫了：“明年我可能会沉稳、安静，休憩一下。也可能更忙。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再疲于奔命写文章了。”但是每每陈超又反悔了，他一直被诗歌的伟大动力所驱动着。1992年，在一个难忘的夜晚，在三十四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陈超在热切地期待着自己的美好未来——“想想三十四岁，我进入了各种意义上的新阶段。让我更深厚、更善良、更有责任心吧。让我拥有人的更高价值，让我进一步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 诗评家。”此时此刻，陈超被幸福和未来的前景所激励着，他想到了辞世近一年的父亲：“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我会按照您希望的样子生活、工作。”此时，他也想到多年来帮助自己的朋友兄弟：“我的事业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王亚民、唐晓渡、蒋维扬、谢冕、王玉骏、苏宝荣、张志英，还有刘小放、陆地、郁葱、伦佑。我会记住你们，永远记住的。今后，我应努力帮助别人。我要随时提醒自己。”  陈超还曾参加过蒋维扬和唐晓渡负责编辑的项目《诗学大词典》，“1988年初诗刊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合作组织编纂三卷本《诗学大词典》，我受命主持其中的现代诗论分卷，陈超和耿占春、程光炜等都是主力撰稿人。陈超交稿的速度和完成的质量，唤起了我对他作为同道的学养和工作精神的由衷感佩（只可怜那项耗费了多少人巨量心血的浩大工程，最终仅出版了罗洛先生主编的一卷，其余两卷非但未能出版，连原稿也因出版社领导班子'换血’，最终搞得尸骨无存——好在陈超撰写的部分，尚在《生命诗学论稿》中残留了两个词条）”（唐晓渡：《忆念和追思》）。 当从诗歌刊物和传媒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陈超的诗歌和诗学道路是与几个重要的报刊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互动关系，其中就包括创刊于1984年的《诗歌报》以及改刊后的《诗歌报月刊》。当我们回溯这段先锋诗歌的历史，在一个媒体尚未开放的时代，纸质媒体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形成了重要的互生关系和彼此砥砺的精神空间，对一个时代的诗歌阅读、诗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一个时代打开了较为自由和开放的精神空间。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重要的诗歌刊物（包括民刊）就不会有那些重要的先锋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迅速成长和广为人知，并最终成就一段不可复制的诗歌史。甚至我们可以说，《诗歌报》和《诗歌报月刊》在陈超八九十年代的诗学道路上起到了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围绕着这一时期陈超在《诗歌报》和《诗歌报月刊》发表的诗论和诗作，我们既可以通过文章样态和栏目设置约略梳理出刊物的办刊宗旨和诗歌趣味以及在当时的诗坛所产生的影响，又可以通过作为作者的陈超的个人文本切片来回溯他的诗歌成长史以及围绕着个体而展开的先锋诗歌的场域结构、精神空间和文化走向。 就《诗歌报》《诗歌报月刊》和陈超的诗学道路两者而言，它们形成了一体的、互动的相互激发和彼此生成的关系——都是先锋的、实验的、创设的、挑战性的。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间点上，《诗歌报》和《诗歌报月刊》呈现了当代先锋诗歌史的一段不可复制的档案，在诗歌史的进程和转捩点上留下了诗学的纪念碑。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等十余部，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喝粥的隐士》（韩语版），编选《在巨冰倾斜额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等，获文学、学术奖十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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