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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锦城学院邓生庆教授 成都锦城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逻辑学课程，也成为全校学生的必选课之一。 逻辑学教师、锦城学院艺术学院邓生庆教授，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王宪钧先生的弟子，新中国高校培养的第一个逻辑学博士，曾任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逻辑学会会长。 两年前，在第一届全国中小学生逻辑教育大会上，邓教授以《从大学生深度学习谈基础教育阶段推进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重要性》为主题，提出 “培养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新时代创新人才，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教育大有用武之地”。 2022年5月，在锦城学院校庆系列讲座上，邓生庆教授再次强调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并形象地将逻辑学称作批判性思维的气功。 记者：“逻辑”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外来词汇。社会上曾一度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缺乏逻辑，甚至没有逻辑。现在学术界公认逻辑学有三大来源：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中国先秦的名辩学，古印度的因明。那么，逻辑学在中国文化里是如何存在的？逻辑学在中国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邓生庆：关于中国逻辑学，我比较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长期令许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 1953年，有一个叫斯威策（J. E. Switzer）的人写信给爱因斯坦，问他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的科学。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倒是令人惊奇的！” 我们可以对照爱因斯坦的话去理解“李约瑟难题”。当然，在这封信中，爱因斯坦认为，虽然形式逻辑和系统的实验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达到这两个条件并不能保证百分百产生科学，科学的产生有其偶然性和随机性。 但是，我们必须理解爱因斯坦谈到的科学两大基础。 下学期我要给我们学院的学生上一门课，叫作《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对于“逻辑”这个词，我们可能陌生，但对于“批判性思维”，想必不陌生，尤其近20年。批判性思维就是反思、质疑、否定、论证的，以应用逻辑为基础的思维。虽然这个词汇在中国古代没有，但批判性思维本身，确实古已有之。《中庸》里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的“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就是批判性思维。 无论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在古希腊、古印度，三大古代文明都曾有过的各种学术派别活跃、争鸣的历史，其实就是古代学者丰富活跃的批判性思维活动实践及其成果的体现，而且，正是这些丰富活跃的批判性思维活动实践，催生了古代的逻辑学理论。 中国的名辩学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了。但非常不幸的是，从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以外的学问遭到贬斥，无人问津，特别是名家为代表的名辩学似乎离国计民生更远，较之道家、法家等更不被帝王赏识。 如此，名辩学在整个汉朝期间，虽然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东汉王充的《论衡》有所涉及，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到魏晋时期几乎已经成了绝学。 真正深刻影响中国人几千年的是儒家学说。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封建时期总体欣欣向荣，儒家学说功不可没。但严格来说，儒家学说长于政治伦理哲学，而非认知哲学。它为秦以后的大一统政权和社会整体局面始终相对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也有战乱与分裂，但随之又能平息，重新建立起稳固的中央政权。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制度，使得读书人都以学习阐释和发挥儒家经典入仕为正途，在此情况下，读书人不可能对其持以怀疑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教育。 所以，中国秦汉以后一直到近现代，我们的文化、教育中实际上缺乏两个东西，一个是系统的逻辑学理论，再一个，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或者作为工具的思维实践的环境，即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用武之地。 鸦片战争以后，众多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道的青年才俊，如严复及后来的胡适、金岳霖等，从各自的经历和角度，相继都发现逻辑学非常重要，需要引进到中国来传播研究发展。 金岳霖先生出国留学，原本是学政治学的，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和法德意等国访问研修4年期间，深受罗素《数学原理》、休谟《人性论》的影响，转而迷上了哲学研究，对逻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访学期间，金先生有感于这些国家演讲论辩风气。当时好些国家的公园等公共场所都僻有专门的演讲区域，其中著名的如坐落在英国伦敦繁华市区的海德公园里所设立的Speaker’s Corner（演讲角）。在那里，你可以就任何除批评英国王室以外的问题发表演说。访学期间旁观甚至于亲身加入论辩的体验，对于青年金岳霖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当初他从留美学习商科改为学政治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原本就是想学成“万人敌”即能够解决当时中国大问题的东西，欧洲、英国游学的经历使他转而把哲学、逻辑学作为主攻方向，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 记者：邓教授，您在讲座上，谈到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时，您用了一个比喻：逻辑学是批判性思维的气功。应该如何理解呢？ 邓生庆：也就是说，逻辑学对于批判性思维的作用好比气功对于我们体力活动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助力。进行批判性思维需不需要逻辑呢？不一定，完全没学过逻辑的人，也可以进行批判性思维。举例来说，小孩子从小就有好奇心，他们总是不断发问，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为什么，都想自己去求证。这就是批判性思维，这种能力从小就有，只需要后天去引导其发展和发挥。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中，犹太人无论从获奖人数、从获奖人数所占人口比例来说都排在首位。哈佛学生1/3是犹太人，耶鲁的学生1/4是犹太人，美国常青藤名校的教授30%是犹太人。 犹太人自己拒绝认为这样的成功根源于智商高，而是源于勤奋。另外，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是以色列的教育体制，以色列教育体制中没有高考，以色列教育包括儿童的家庭教育鼓励孩子的好奇心，鼓励质疑、鼓励追问。这种教育体制使得以色列的学生从孩提到成人始终都能保持浓厚的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得以加强成为对所追求所从事事业“执着的好奇心”。 我们的应试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整个教育体制、教育观念，都应该彻底反思，尤其小学，知识不应该成为教学重点，用宝贵的六年时间来学习并不多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在初中高中会继续补充学习，实在是可惜。小学更重要的，其实是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一个好学生，应该是有好奇心、爱思考、会提问的学生，而不是把试卷都写出了标准答案的学生。 联系我个人的学习经历，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小学时代我在成都市昭忠祠街小学、中学时代在成都四中（石室中学）接触到一些很优秀的老师，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基本上没怎么死读书、做很多作业，始终对学习充满了兴趣，而且是越学越有兴趣。我在小学时代几乎所有考试都是满分，不仅语文、数学满分，自然、历史等也都是满分。我个人的体会是，只要你有兴趣，肯钻研，不说过目不忘，至少过“几目”就可以不忘。最重要的是，你能去思考它、运用它。 我大二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需要同时准备多门学科，比如逻辑学、数学、外语。我没有读过高中，于是需要自学高中数学，同时听高等数学的课。还要新学英语、自学俄语，都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为学好外语，我阅读了大量原文小说，开始读缩写本，后来读原本。最后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俄语满分100分，我考了90多分。 回想起来，好奇心真正是太重要了。小时候对学习产生兴趣少不了好奇心，而从小培养起来并不断强化的学习兴趣往往会伴随终生，几十年来，很多新的东西我都喜欢，更喜欢阅读，买的书后来家里堆不下了，就捐给图书馆，前几年我给锦城学院图书馆捐了3000册图书。时至今日，读书依然还是我的一个爱好。 再说回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那么，学逻辑和不学逻辑有什么区别呢？就相当于练气功与不练气功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区别，如果真较起劲来，练过气功自然更胜一筹所以我就认为对于批判性思维，熟练运用逻辑能发挥气功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特别重视创新的重要性。而要为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教育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教育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是应试教育体制改革，以保护、鼓励、引导学生的好奇心，鼓励质疑、鼓励追问，从小开始逐步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与此同时，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教育目标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内容和方式，都必须从侧重教知识彻底改革为以教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为高阶的目标，参照布卢姆教育目标理论，即从偏重认知领域的低阶目标上升到以高阶目标为主。 记者：如今自媒体时代，我们看到，每每有社会事件发生，网络上便会出现很多论争，但这些论争大多经不起推敲，缺乏逻辑，或者从概念的厘清上就已经开始出问题，您如何看待呢？ 邓生庆：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论辩成风，而那之后就失去了这种传统。上世纪60年代也曾有一个时期，社会上论辩成风，但从当时的争论你就能感觉到，参与争论的这些人实际上缺乏很多东西，比如逻辑。 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建设发展、城市改革、经商下海的浪潮，大家对政治问题、国家大事，总的来说关心得少了。现在出现了新的局面，新媒体、自媒体这样一些传播渠道出现，毫无疑问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言论出来，这是好事情，只要不造成危害，应该允许更多的声音存在。对年轻的一代而言，必须要让他自己会辨别，否则当他们走出校门特别是走出国门，会无所适从，因为外面各种声音太多了，这是一种多元价值观的世界。
成都锦城学院，邓生庆教授 《批判性逻辑与思维：从悖论、怪谈谈起》讲座现场 记者：近年来，国家已经逐步重视逻辑教育，教育部、中国科协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统编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专设了“逻辑与思维”分册，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上册编排了“逻辑的力量”单元。但是一线课堂呈现出来的状态，与理想还相差甚远。在这种状况之下，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们应该如何提升呢？或者应该更多将注意力放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上？ 邓生庆：是的，这也反映了目前中国逻辑教育的真实状况。 要把逻辑学作为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工具，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普及开来，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需要首先大量地把逻辑学的学习在教师这个层面普及开，比如中学语文老师、政治老师、数学老师。四川师范大学已经承办召开了两次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研讨会，就在研究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 比如，语文老师应该怎么把逻辑知识结合文章来讲，思政老师怎么结合社会、生活的方方方面来讲。而数学课有很多时间学习几何，学习几何为什么要不停地让你证明命题？其实这些证明都可以交给计算机完成，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不仅仅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要通过几何学的学习，熟悉公理系统里的逻辑推理。我们的数学老师在教几何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再比如，国外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除了主修专业的学科学习，通常还有一些辅修课程，比如在德国，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必须选修一门哲学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要普及逻辑学教育，大学各专业学生都应该选择与本专业具有相关性的逻辑学课程。你是传媒专业的学生，那可以选择跟语言相关的逻辑学课，如果以后要从事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你可以选择数理逻辑方面的课程。 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家，考试是指挥棒，如果只是作为选修课程，在教学评价体系中没有体现，实际上号召力不大，动力也就不大。虽说我们也已经看到，考题做了一些改进，比如有看图写文章等，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锻炼，但是教学评价还是标准化试题。因此，考试作为一种指挥棒，还需要做一些改革。 更要紧的就是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和氛围。目前我所在的成都锦城学院在这方面强调得很多，明确提出，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只讲知识，而要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上除了要有教师讲授，更要有学生提问、学生讨论。 所以我想目前主要是这两大方面，一是课程和师资，另外一个就是批判性思维的氛围。 记者：有老师提问，我们要如何把逻辑学课程，转变为真正提升能力的东西。您在讲座中也主张，要更多把它放到活动中、生活中，去运用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邓生庆：是的，不要只是讲知识，而要让学生运用起来。 锦城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能力，逻辑课程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选课。今天我还在跟我所在的艺术学院的院长建议，希望艺术学院的逻辑学教学得到每个专业课程老师的支持，让逻辑学的学习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 比如在专业课程里讲到某个概念、某个观点的时候，就可以呈现不同学派的见解，组织学生运用逻辑知识进行分析：不同的见解，他的根据是什么？你更倾向于哪一种见解？或者，你有不同的观点，你的依据是什么？ 选修逻辑学基础课程，不要离开专业单独去学逻辑，不是做成“两张皮”，而是要把逻辑学学习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同时把课外的讨论论辩与课堂上所学东西结合起来，而且大量时间应该是课外。这样对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所帮助，也就更能调动学生学习逻辑的积极性。 2022年/第53期∣2022/6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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