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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2012年，刘剑梅离开马里兰大学，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在这里，她和父亲、著名学者刘再复创办和主持一个创意写作项目，邀请许多中国著名作家来港科大做驻校作家或开国际文学研讨会，包括白先勇、韩少功、张炜、阎连科、余华、苏童、迟子建、李洱、骆以军、梁鸿、伊格言、陈楸帆、彭小莲等；她的同事和好友吴盛青则主持诗歌部分，请到舒婷、多多、臧棣、王小妮、黄灿然等著名诗人来参加诗歌活动。由此，刘剑梅有很多机会跟他们讨论文学。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终身教授刘剑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下同） 让她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量远远超过自己，况且自己还是学院派出身的“文学博士”，“危机感”顿时油然而生，刘剑梅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补课”。她开始重新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尤其是阅读当代外国小说。谈及原因，她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海外接受的文学训练，太重视文学理论，而不重视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且国外专科分得很细，一般东亚系的博士很少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虽然我在北大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自己阅读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比如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加缪、萨特、福克纳、卡夫卡、普鲁斯特、昆德拉、卡尔维诺等的小说名著，可是后来把重心都转移到阅读文学理论上了，反而有种'断片’的感觉，对当代外国小说越来越不熟悉。” 在这个“补课”的过程中，阎连科是其中一位良师益友。自2016年起，阎连科每个春季都会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一个学期的创意写作课。在聊天中，在散步时，刘剑梅都会请他介绍一些当代外国小说。她还记得，阎连科介绍给她的第一本小说是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读了以后，她很有感触，就马上写了一篇随笔。就这样她常常找机会跟阎连科讨论，交流彼此之间的阅读感想。 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深河》、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奥维德的《变形记》、托马斯·曼的《魔山》、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拉维尔斯坦》、库切的《耻》《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随后，刘剑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她说，这三年来的“补课”的过程，让她真正回到了从小就热爱的文学园地。 回归文学，其实刘剑梅早在多年前已经不断强调这个理念。也许因为生在一个文学家庭，她从小就受到父亲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的影响，把文学看成是人学，所以她在教学中很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以及文学的主体性。也许因为大学本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学度过，在一个人人皆诗人的85文学班“青春”过，未名湖畔的朦胧月光依然照耀着她的内心，诗歌的美感、文字的神秘始终是她文学记忆里的心跳…… 然而，当她在美国深造和毕业后走上大学讲台后，她有意识地反省自己在美国所接受的学院派的训练——发现大部分时间用在研读理论，而少部分时间用在读文学作品。即使在进行本文批评时，也是常常用学到的理论，比如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等去解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好在我的导师王德威教授很重视史论结合，引导我回到文学史的框架之中去做学问，不然真是离文学越来越远。” ▲从左至右：刘剑梅、王德威、王洞（夏志清太太）、李欧梵、季进 著名学者李欧梵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作过一个比喻。他说，学者现在解读文学文本就像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各门各派的武侠大师聚集华山，大家都使出不同的招数，令人目不暇己，有的使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招数，有的使出“后殖民主义”的招数，有的使出“文化批评”的招数，胜负难分，让人感到云山雾罩，神乎其神，可是等到大家都离开华山后，我们会发现华山还屹立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改变，那“华山”就是文学作品。 听完这个比喻，刘剑梅心有戚戚焉，这与她的思考不谋而合。“当时他是用这一比喻来讽刺追逐西方理论的学者，讽刺他们只看到时髦的西方理论，而没有看到中国文学的实质。” 回归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拒绝理论阐释吗？不是。刘剑梅认同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用各种理论招数来解析文学作品。她说，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文学文本也确实允许读者从各种角度来阐释，而且越是好的文学作品允许阐释的空间就越大，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女性主义者看到性别政治的一面，后殖民主义者看到霸权与反霸权的一面，新马克思主义者看到意识形态的一面，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是她强调，也应该引导学生回归“文学的自主性”，培养他们的审美趣味，别把文学作品当作仅仅是阐释政治历史或者话语霸权的工具。 所以，她主张回归文学经典，回归真实的文学历史，回归作家的主体性，不管现在时髦的理论是什么，都尽量引导学生回到文学本身，注意文学的审美价值，注意文学的生成条件与文学性，注意文学作品与时代之间复杂的关系，注意作家的内心世界，而“不能拿文学来做某种理论的注脚”。 近期由天喜文化出品、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学评论集《小说的越界》，是刘剑梅的阅读笔记，也是她的“补课记录”，见证了她返回“文学园地”迈出的第一步。 可以说，“回归文学”，不仅是刘剑梅对自己这么多年来受到的西方学院派训练的一种反省，也是对当下时兴的“文化批评”潮流的一种抵抗和挑战，当然从中也可以读到她对国内文学批评界同行提出的委婉的批评。有数据显示，时下国内每年仅长篇小说就出版近万部，与大量文学作品生产相悖的现状是，评论家的阅读与批评写作常被质疑，机械般地堆砌理论术语、走马观花地参加学术会议、对作家作品一味“送花篮”，等等，无不直指今天的文学批评困境。在刘剑梅眼中，真正“读书破万卷”的，并不是像她这样的文学博士，而是周围自学成才的有悟性的作家们。这些作家长年保持着一种文学的“饥渴感”，其现在的写作高度与自身的中外文学作品阅读量密切相关。但是，文学批评家又是否同样阅读了那么多的中外文学作品呢？不得而知。 《小说的越界》分为“女性的水上书写”“文学的变幻之旅”“文学的各种维度”“文学随笔”四辑，分别以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成长、精神的自由和跨界、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灵魂的安放之所为关注点，讨论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议题。其中，有对布鲁诺·舒尔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近年来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热门作家的深入剖析和解读；也有触及当下最为鲜活的话题和标签，如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等。在刘剑梅看来，文学首先需要具有飞翔的翅膀，具有绝对的精神自由。小说家的“越界”，不仅要有各式的飞行工具——不同的小说表现形式，而且要有巨大的勇气。 “12篇文章，谈到了百来个作家和上百部的书，并不是每个作家和每本书都使我喜爱，那么为什么一本理论著作中的文章和通篇之析作，又篇篇会让人感到不间断的喜悦和亲近？如同阅读一部你并不完全喜欢、却又让你一字不落地去品味的作品一样。”阎连科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小说的越界》的喜爱。他认为，这本文学评论集是一个批评家的私人阅读史，也是这个批评家与作家和读者的共同阅读史。而这其中谈到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几乎都读、却又少有成文的理论去梳理和言说的。 与刘剑梅同是1967年出生的骆以军则从本书读出了“同代人”阅读的喜悦。他说：“逐篇细读刘剑梅这本书，她对'她挑选出来要谈论的几位小说家’（恰也是我最爱的几位）的分析，对我来说，更像是'棋痴遇到另一位棋痴’'足球痴遇到另一位足球痴’'收藏宋瓷痴遇上另一位收藏宋瓷痴’'天文物理学痴遇上另一位天文物理学痴’，那种想听对方怎么谈，怎么翻转拆解，怎么演奏的激情显现出来了。然后我为她那像钟表结构般精密严谨，却又深遂充满穿透性、时见灵悟的这几篇文章深深折服，内心也像经历了一次整厅管弦乐团的演奏，百感交集。”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本书的藏书票，选用了刘剑梅的儿子黄宗源创作的一幅题为《反省》的心理画，意蕴巧特。该画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镜子前的深层反省，让人不禁想到《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刘剑梅说，画中揭示了许多潜意识层面的内容，有以往故意遮蔽的见不得人的心理困惑，也有过去尚未成长就变得畸形的希望和寄托，还有飞不起来、被树捆住的鹰——正如我们内心渴望的大自由处于凋零的状态，而《小说的越界》渴望的正是回归文学的清纯和美好，那种不被世俗世界捆绑的潇洒和自由，还有触动心灵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小说的越界》的藏书票选用刘剑梅儿子黄宗源创作的心理画《反省》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终身教授刘剑梅接受了读创/深圳商报专访。 1 跟著名作家们的接触，促使我又回归文学 读创/深圳商报：《小说的越界》是您的一次文学“补课”，为何当中您讨论的主要是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而少有当代中国文学？这些年来，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又有哪些“补课”感受？ 刘剑梅：这本书是我最近三年的文学阅读笔记，也是我补课的真实记录。二十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读文学博士时，正好赶上西方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里普遍流行，同学们课上讨论的都是德里达、拉康、福科等理论，或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王德威老师当时在研究晚清文学，正在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我跟着他读了很多晚清小说，后来在文学课上，他又让我们读了许多中国现当代小说。虽然他很重视培养我们的文学理论修养和批评的质疑精神，但仍然督促我们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可是，当我去哥大的其他系选修文学课的时候，无论是英国文学课还是比较文学课，大家都在千篇一律地讲理论，老师并没有真正要求我去读小说，所以我那时对当代外国文学不太了解。 回想当时，其实我跟着王德威老师读中国现当代小说，还是读了不少的。我们在课上读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派、寻根派作品，以及港台地区的一些小说，我到现在还很喜欢，教课时也常常选用。因为我在校园里主要教授中国现当代小说，所以一直都在追踪和阅读国内新出现的优秀作品。2012年，我从马里兰大学转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后，我和父亲刘再复创办和主持一个创意写作项目，请到很多著名作家来驻校访问，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著名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量远远超过我这位学院派出身的“文学博士”，我顿时有了危机感，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补课”。非常幸运的是，自2016年起，阎连科每个春季都会来香港科大教一个学期的创意写作课，成了我的同事。每次他来科大，我都会请他介绍一些当代外国小说给我，阅读之后，我常常找机会跟他讨论，交流我们的阅读感想。他的阅读感想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发现他更重视的不是小说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是这些小说的细节、叙述手段、叙述语言、风格、结构和思想，而这些跟文学创作有关的环节，却正是一些过于重视文学的政治性的批评家所忽略的。说实话，我的这本小书真是得益于他真诚和耐心的指导。后来骆以军也来港科大教一门写作课，他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也特别大，而且他的一些文学感悟对我也很有启发。跟这些著名作家们的接触，促使我又回归文学，更加重视作品的美学特征了。可以说，我在哥大读博士时比较缺的就是这一领域，所以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一些触动我思考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读创/深圳商报：1985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您形容那是“第一次可以专心地学习自己热爱的文学了”，而以1985年作为支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文学大放异彩的时代，一方面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另一方面国内一批重要的文学作品喷薄而出，产生了许多至今仍在反复研讨的文学现象。阅读这本《小说的越界》中，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八十年代那种理想化、浪漫化的文学激情在您身上仍然清晰存在，尤其对欧美文学有一种特别的欣赏。 刘剑梅：确实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还办过文学节，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演讲。那时正好赶上“文化热”，文化气氛特别好，爱读书的人特别多，来北大演讲的作家和诗人也特别多，他们根本不收任何演讲费，商业社会离我们还很遥远。那时我们真的能感受到本雅明说的“灵光”，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而且狂热地阅读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萨特等哲学书籍。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85文学班个个都是诗人，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写诗，而是搞文学评论的。其实，我一直想写小说，但北大中文系培养的方向，不是作家，而是文学批评家。即使这样，我们班也出了很多诗人，有西渡、戈麦等。关于八十年代的理想气质和浪漫气氛，我以前就专门写过一篇随笔《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其中有一句是：“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诗歌的恋人，文学的恋人，和思想的恋人，虽然当时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可是我们却共同拥有对文学的热爱与激情，我们人人都会写作，个个都有文才，都有浪漫的文人情怀，都能体会到艺术的'本真’。”反而到了国外读博士以后，我就真的懵了，没想到周围的同学都在读枯燥的西方文学理论，完全被学院派的理论概念和话语所包围，处于跟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脱离的另一套政治话语之中，课堂上大家都在切磋福柯、拉康等人的理论，我基本上得重头学习。 ▲从左至右：张炜、阎连科 读创/深圳商报：如果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自身的生活史、生命史，一个人的生活、生命状态会在其阅读记录里留下痕迹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的文学经历对您往后的阅读选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剑梅：这个问题很好，真正的文学经典会浸透我们的精神血脉，构成我们的文化底蕴，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的，那时读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也就是说，八十年代以前我心中的经典是巴尔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以十九世纪的文学经典居多。八十年代开始接触一些现代小说后，比如贝克特、萨特、加缪、卡夫卡的作品，我才知道文学可以如此多样化，如果没有马尔克斯，我们想象不到拉美文学的魔幻。我出国留学，其实是想接触到更多的世界文学作品，开阔自己的视野，但后来受到的学院派训练，谈得都是政治话语和身份认同。说实在的，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小说，我总感觉跟文学作品本身很隔阂，就像拿着一把手术刀生硬和粗暴地解剖作品，没有美感可言。《小说的越界》则回到了我热爱文学的初衷。港科大英文至上，对我用英文写的著作比较重视，我的中文写作并不算我的“业绩”，可是我写得很愉快，既轻松又随意，带有点随笔性质。因为完全出于自己的文学兴趣在写作，所以反而很纯粹。 另外，阅读本身确实是有生命的。法国作家福雷斯特在他的小说《然而》中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对于热爱阅读的我来说，惊喜地发现，阅读本身是有生命的，那些跳动在纸上的文字原来就是一个个精灵，只要我们用心去感知，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记忆就会被开启，幽暗的夜空中就会有另一个灵魂对你轻轻细语。所以，虽然我读了许多作品，但是如果我的心灵如果没有被触动的话，就不想写评论文章，只是单纯地阅读，静静地欣赏别人的文字就可以了。这本书所写的，是我阅读后有所感触的作品，所以我愿意记录下来，深入思考。 2 有的学院派的文学研究已经跟文学作品完全脱离关系 读创/深圳商报：您到香港科技大学后，经常跟到学校讲课的作家交流讨论文学。就您的亲身体会来讲，这些作家的阅读角度跟评论家的有何差异？ 刘剑梅：小说家的阅读角度非常有意思，他们比较关注小说的审美形式，比如小说的风格、语言、结构、叙事、技巧，比喻、意象、细节等。我特别喜欢读作家写的阅读感悟，这种既有创造能力又有文学批评能力的作家写的文章，对我特别有启发，太值得读了。比如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库切的《内心活动》、《异乡人的国度》、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希尼的《希尼三十年文选》、余华的《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阎连科的《阎连科的文学课堂》（十九世纪卷，二十世纪卷）、《发现小说》、格非的《塞壬的歌声》、《博尔赫斯的面孔》、马原的《阅读大师》、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残雪的《永生的操练——但丁解析》、《地狱中的独行者——解析莎士比亚悲剧与歌德的》、《建构新型宇宙——博尔赫斯短篇解析》、《辉煌的裂变――卡尔维诺的艺术生存》、《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毕飞宇的《小说课》、骆以军的《胡人说书》等，我都非常欣赏。我觉得作家的阅读角度跟评论家不大一样，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所以在阅读中他们的眼力非常特别，能看得很精准、很细致，而且有能力带领读者体验文学经典的“创作过程”，揭露作品中的难点和亮点，还有隐蔽的细节。相比之下，批评家则更着重对作品的精神内涵的阐释，比如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内涵、心理内涵、文化氛围、人性和情感内涵、思想和哲学内涵、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文学传统的精神血脉的继承和超越等，当然也有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和内在的艺术品质也非常重视。可惜，当下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家比较爱用各种文学理论去“过度阐释”文学作品，喜欢谈小说背后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不去谈小说自身的文学性。更可怕的是，有的学院派的文学研究已经跟文学作品完全脱离关系，自说自话，重视理论超过文学作品，常常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套进某个时髦的理论或概念中，削足适履，并不关心文学真正何为，不关心文学作品真正的价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内还是有一批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只要一出现好的小说，就会及时去评论，跟东亚学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个现象蛮好的，对文学有直接的关注。评论家一定要有文学的直觉和敏感度，如果缺乏这些，就没法做一个好的评论家。大概十年前我就已经写过一篇散文，题为《集体“遗忘症”的故事》，当时感慨道：“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和我的同一专业的朋友同事们也发生了一个集体遗忘症，就是忘了自己的角色——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者及文学课教师。” ▲从左至右：刘剑梅、刘再复、余华 读创/深圳商报：您觉得您的写作跟余华、王安忆、毕飞宇等作家的文学批评随笔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 刘剑梅：我会觉得他们比我更重视小说创作的细节，对细节的感悟会比我更贴近写作本身。我缺乏他们的小说创作实践，所以对如何解释和拆解那些巧妙的讲故事的技术，也就是詹姆斯.伍德所说的“小说机杼”,一定远远不如他们。在我的新书《小说的越界》中，我可能比他们更宏观一些，对小说的整体性的把握比他们更清晰一点。比如对于波拉尼奥的《2666》的分析，作家去读它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看到它的局部，如人物之间的关联，因果或非因果的联系，叙述的方式和角度，而我则会更倾向去把握这部小说整体性的精神和气质，会论证为何这部小说是全景式的写作，并更着力于精神内涵上的分析，指出波多尼奥的写作态度和立场——他不仅对现实的黑暗敢于直视，有鲁迅的“精神界的战士”的勇气，而且他对全球文化界的人文精神的丢失有深刻的反省。 读创/深圳商报：对作品进行阐释是评论家的重要任务，那么您的阐释原则是遵循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吗？ 刘剑梅：作为批评家，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对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我反对过度的政治化阐释，就像苏桑.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所批判的，强烈反对用某种既定的意义系统来阐释和图解文学作品，因为那样是对艺术的冒犯。写《西方正典》的布鲁姆也特别反对当今各种流行的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时尚，反对用各种意识形态、主义、概念来肢解文学作品。我非常同意他们的批评，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阐述时，一定要尊重艺术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对作品要有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文学一定是发射性的、多义性的，最怕的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或固定的意义体系来阐释作品。 我父亲刘再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就特别贴近文学，而且切中要害，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局限，即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但缺少三个维度：第一是缺乏叩问存在意义的本体维度；第二是缺乏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第三是缺乏自然的维度，即人性内自然和物性外自然的维度，亦即叩问生命野性的本然维度。他特别重视文学的超越性，重视文学对人性深度和美学维度的探寻，主张回归文学的“自性”，强调文学批评应该做审美判断，而不做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 3 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反而思想更是非常珍贵 读创/深圳商报：不太细究作家的创作意图、作家跟时代的关系，似乎也是您在本书分析小说的一个特点？ 刘剑梅：是的，我是故意不写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了解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平故事，只要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马上就知道了。如果会英文的话，那这样的信息网上多得是，我如果再罗列一通，似乎有些重复和雷同，没有太大的必要。如果当时写《小说的越界》的时候，我打算面对更广泛的读者，我可能就会把作家的时代背景和生平故事都写进来，用更传统的方式去写。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记得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面对自己教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发现他们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无论我在课堂上讲哪一位作家，他们马上就从网上搜寻出来，所以在互联网时代，文学批评家一定得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有思想有见识，不然就容易被信息所淹没。不过，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我反而觉得思想是非常珍贵的，让思想浮出信息表层，做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反而是文学批评家的强项。 读创/深圳商报：您在课堂上是按照本书这样的讲解方式授课吗？ 刘剑梅：我一直都是采用对话式的教课方式。由于在美国教了多年的书，我已经习惯这种对话式的教学方式了，到后来很难改成纯粹讲座式的课堂。我本科在北大读书时，老师都是以讲座的形式来教学，好处是信息量和知识量很大，但是有时遇到不够优秀的老师，就成了“填鸭式”的教育了，学生只好很被动地学习，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到美国读硕士和博士后，我遇到的老师基本上都采用对话式的教学方式，每个星期先布置一连串书单，规定我们在上课之前必须读完，到课堂上就是一个互相切磋交流的过程，教学相长。我觉得文学课用这样的教学方法比较好，读了书后带着问题来，你有你的阐释，我有我的阐释，我们就好像在过招一样，学有所问，学有所思。所以，我的授课方式和我的写作还是不大相同的。 4 把眼光投向那些敢于跨越“太古的边界”的实验性小说 读创/深圳商报：梦、河流、飞毯、小桶、翅膀……这些充满灵性诗意的意象，几乎充斥于您本书的每一篇评论中，它们是自由的象征，帮助作家“一定程度的'越界式’的飞翔”。 刘剑梅：小说的空间比现实的空间大多了，在小说中，作家可以自由地表达任何思想，塑造任何人物，并且主宰人物的命运。我很喜欢的英国作家、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说过，即使小说有如此自由的空间，“但是我们中很多人并不会运用这种自由；我们紧张地行至准许的思想的边缘，然后唤醒审查的超我来监督自己”。我也很喜欢我父亲在《什么是文学》中归纳的文学三大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他说：“文学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所以，如果小说是这么自由的审美形式的话，那么我们为何总要严格地遵守生活的纪律呢？为什么我们只能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自由，已经有诸多约束，我们被家庭约束，被道德伦理约束，被社会法规约束，被商品社会约束，而文学正好赋予了我们自由的精神世界，庄子《逍遥游》讲的个体绝对的自由精神，只有在文学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何不充分享受文学赋予我们的自由空间而进行创作呢？我父亲总爱说，“悟即佛，迷即众”，自由就在我们心中，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感悟到。 读创/深圳商报：所以您欣赏的小说都存在带有一定的“先锋性”的“越界”行为，这种“越界”表现在小说叙事形式、人物或思想方面逃离、跨越、打破、冲出各种现实伦理的疆域和边界，等等。改用您评价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来形容您觉得也是对的，自由既是您对文学的定义，也是您对于在现实与理想中穿梭的自我的极致寻找。除了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是什么还使您如此强调自由？ 刘剑梅：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文学之家，深知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我取了《小说的越界》这个书名，就是因为我喜欢把阅读的眼光投向那些敢于跨越“太古的边界”的实验性小说，我在书中所分析的小说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实现了某种“越界”。 我从小就爱幻想，不愿意看到文学只是规规矩矩地反映现实。虽然文学必须有生活作为基点，但文学不光是对现实的反映，不光是“镜子”，还可以像“灯”一样，照亮我们的内心，所以我选择的很多小说家，不仅天马行空地想象，而且也知道如何展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例如舒尔茨就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天才型作家，有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看到庸常世界的难以忍受，对世界充满不安、质疑和反抗，所以他在小说世界中，充分挖掘自然精神，并且自我建构原始神话，以此来反抗平庸的日常生活。博尔赫斯给我的启发很大，他的“特隆”就是文学世界的极好的隐喻，在特隆世界里，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善恶关系，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和灵性的。他用各种隐喻手法扩展我们的现实空间，用镜子、图书馆、梦、迷宫等意象，把我们的世界变成多维的，不仅超越历史时间，而且超越生活空间，让我们懂得世界是神秘的，充满了偶然性，不是单线发展和进步的。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有一门课是讲“文化与价值观”，我觉得这门课，哲学教授一定比文学教授讲得好，因为哲学老师讲到道德伦理和世界的规则时，总是概述得清清楚楚。然而，文学重视的是我们内心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重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对内心深处进行更多的探寻，而不是固定在既定的规则或价值观里。 ▲从左至右：刘剑梅母亲陈菲亚、白先勇、父亲刘再复、刘剑梅 读创/深圳商报：关于文学的自由，还不得不提到科幻小说，它在想象力的释放方面不逊色于其它类型的小说，甚至要求更高。不知您怎样看待科幻小说？ 刘剑梅：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师弟宋明炜教授在科幻小说研究方面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题为《中国科幻新浪潮》。我觉得科幻小说是未来的维度，很值得研究。但科幻小说我还是读得比较少，我读过《三体》，很欣赏这部小说的想象力，只是里面的一些价值观不太赞同。地球最后葬在一位女性的手里，而且女性内心的那种柔软和慈悲，导致了最后的犹豫，反而造成地球的死亡。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有点难以接受了。 5 女性创作能够超越的空间在哪里？托卡尔丘克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 读创/深圳商报：说到女性主义，《小说的越界》的第一辑就探讨了几位女性作家，其中，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和韩国女作家韩江的女性书写，都触及家对女性的伤害、或女性对“家”的越界的主题，您认为外国作家的女性书写跟您读到的中国作家的女性书写有何区别？ 刘剑梅：西方的女权主义已经崛起了一个多世纪，比较成熟。我们去看小说或是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会发现女性受到很多尊重，女性的主体性、情感在那种语境下的表现都很自然的。女性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表现。比如，韩国是男权主义比较重的社会，在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如果想冲出家的四面围墙，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要作出很大的牺牲，她的自毁行为，就像飞蛾扑火。玛丽莲·罗宾逊的小说《管家》的结尾有一个象征性动作，把“房子”烧毁然后去流浪，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举动是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一个象征，作者受到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有超验主义的精神，在大自然中寻找力量，不被世俗的枷锁束缚，为自己的灵魂找到精神归宿。 中国的语境会更复杂一点。上世纪，革命给妇女带来了解放，最近阎连科的新作《她们》对此有了新的思考。他在书中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既区别于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著名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也区别于安托瓦内克·福克的“人生而有两性”的重视女性心理和生理的观点，以及西苏和依丽格瑞等女性批评家基于女性身体而衍生出抵御男性逻各斯中心话语的女性写作。阎连科的“第三性”特别针对农村女性——这些被国外的女性批评家遗忘的人群，农村妇女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妇女解放”，跟男性完全平等，但是作为“社会劳动者”，她们不仅需要像男性那样辛苦地劳作，而且同时还不得不做琐碎的家务事，这种表面上光鲜的关于自由平等的女权主义理想，反而最后对女性身体施加了更多隐密的剥削和压迫，甚至连“女性化”的权利都在无形中被剥夺了。阎连科写了这么多关于乡村文化的小说，但这本《她们》，头一次有了“女性主义意识”，真正了解和关怀了他在乡村的姐妹们，写得特别好，特别真切。 我想说的是，女性主义话语随着时代在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接受水平，有不同的针对性。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很大，但是许多中国男性作家在写女性时，还是缺乏足够的“女性意识”，也就是缺乏对女性平等的关怀和理解。其实很多中国男性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很同情女性，但是写到某个地方就没有深入下去，这不知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还是他们没有这个意识？甚至一些女性作家也没有这种意识。她们经常刻意强调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那么如果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又代表着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女性主义者，不讲男女对立，而是讲男性和女性互相尊重、理解、协商。 ▲刘剑梅著作《狂欢的女神》《革命与情爱》《彷徨的娜拉》 读创/深圳商报：那么您期待未来出现怎样新的女性主义写作？ 刘剑梅：我更期待的是中国女性作家在写作中有更大的超越，不仅有区别于男性的视角和语言，还有属于女性的隐喻和寓言。中国女性作家特别擅于写细节和现实生活，但是很少人能在隐喻和寓言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女性创作能够超越的空间在哪里呢？托卡尔丘克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辞里，这样写道：“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就有巨大的意义……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阅读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时，我被她富有创见的片段性的散文体写作所深深吸引，因为她不停地在转动着叙述的视角，打破我们传统固有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在散漫的跳跃性的叙述中，轻而易举地开拓了每一个角色的视野。无论是历史的时间，还是个体的时间，还是物体的时间，都成了星丛般的存在，那之间神秘的联系就是她所重新构筑的神话和寓言。最有意思的是，她的这种叙述手法，给予读者一定的空间，在阅读和遐思里，去自由地重组那些感性和理性的碎片，去感受她的内心世界，感受她用词语赋予的鲜活的生命，以及她想展示的“属于人类和超越人类的一切”。我想，她的写作方式非常适合叙述我们当下的目不暇接的生活。 6 文学愈在失落和压抑的情况下，愈有治愈的力量 读创/深圳商报：《书写疾病和历史》成为《小说的越界》的压轴篇，这篇曾经收录在您上一本书《彷徨的娜拉》中的随笔，置于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语境下重读，另有一番感受。不知您现在对“疾病和历史”这个主题有没新的思考？ 刘剑梅：文学如何书写疾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当然，关于疾病的中外经典名著有很多，比如薄伽丘《十日谈》、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杰克·伦敦的《猩红疫》、加缪的《鼠疫》、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菲利普·罗斯的《复仇女神》、普雷斯顿的《血疫》、鲁迅的《药》、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对疾病的书写，无论是极其现实的纪录，还是把疾病当作一种隐喻，都有深刻的意义。 读创/深圳商报：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2020年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大难题。许多人霎时间手足无措，例如梁鸿在接受采访时谈她自己的经历，“每天看各种新闻，都是泪流满面的，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痛”，这时看到贾樟柯的朋友圈，“他每天上午三小时写作、下午三小时剪片，晚上跑步。一开始看到觉得只是特别羡慕，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突然产生特别稳定的感觉”，由此梁鸿觉得“在这样大的灾难下保持人类的日常性是特别重要的”。疫情期间，您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的？面对世界与生活的无常、不稳定性，文学又给予了您怎样的力量？ 刘剑梅：作为学者，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天天在家看书写作就是我的常态，只是在疫情期间就更专心地读书写作，减少了社交活动，行政工作也在网上处理。 其实这两年来，有一连串变化，我突然感到人好像被置放于电炉里面炙烤，就看自己能不能挺过去，挺过去就有一种再生的感觉，就能从被压抑的氛围里面解脱出来。作为阅读者和写作者，面对这些变化，我始终通过阅读，跟文学书籍里伟大的心灵在交流，提升自我和丰富自我。我觉得压抑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埋藏在阅读中，或是写作中。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样，但文学对我非常有帮助。文学愈在失落和压抑的情况下，愈有治愈的力量。 【人物简介】 刘剑梅，出生于1967年，祖籍福建南安，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终身教授，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出版中文专著《狂欢的女神》、《共悟红楼》（与刘再复合著）、《革命与情爱》、《两地书写》（与刘再复合著）、《彷徨的娜拉》、《庄子的现代命运》、《小说的越界》，英文专著《革命与情爱：文学史女性身体和主题重复》、《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金庸现象：中国武侠小说与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何素楠合编）。在文学批评领域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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