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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不少高级将领都主动选择了让衔或降饷，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许光达多次给上级写信，要求把大将的军衔让给王震，授予自己上将军衔就可以了。最终上级没有批准他降衔的请求，许光达见状又主动申请降低自己的行政级别，最后组织上满足了他这一要求，将他的级别由行政四级降为行政五级。  还是在这次大授衔当中，起义将领董其武也婉拒了上将军衔，他亲自给毛主席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军衔降为中将。毛主席接到这封信后当即表示：董其武在绥远起义中立有大功，他不能不授上将军衔。绥远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位置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是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中原大战结束后，傅作义率部移驻绥远，在这里经营了十多年，把绥远变成了他的“老家”。 1946年12月，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这才把自己担任了十多年的绥远省主席一职交给了他的嫡系爱将董其武，同时还让他兼任绥远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等于把绥远的大权全部交给了董其武。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天，董其武立即从绥远秘密来到北平面见傅作义，询问绥远应该怎么办。  傅作义对董其武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心领神会，决定在绥远和平起义。绥远地域不大，敌军不多，但是在通往和平道路上的困难远比北平还多。当时绥远的国军总兵力大约在6万人左右，董其武的嫡系只有一个独立第7师。 本来111军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军长刘万春还曾经是董其武的副手。但后来刘万春因为侵吞军饷被傅作义查办，因此对傅作义怀恨在心。驻防绥远后，刘万春很快就投靠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幻想依靠张庆恩进入中央军系统，因此他极力反对绥远和平起义，另一支部队骑兵整编第十二旅也反对起义。这样一来，绥远6万国军当中超过了一半人都反对和平起义，董其武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很快张庆恩就把董其武准备在绥远和平起义的消息报告给了老蒋。为了阻止董其武起义，老蒋先是任命他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让他把部队拉到大西北和马鸿逵部会和。董其武以手下官兵多为归绥人，故土难离为由拒绝了老蒋的这一命令。老蒋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下令停发了绥远驻军的军饷，妄图以此迫使董其武就范。 老蒋此举的确狠辣，刘万春和张庆恩等人趁机鼓动手下闹事，并以军心不稳为由逼董其武到南京面见老蒋，妄图趁机将他架空。得知董其武的艰难处境后，我党及时伸出了援手，让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20万大洋和一个车皮的布匹来到绥远给驻军发饷，老蒋的毒计再次落空。傅作义到达绥远后，多次召集驻绥国军高级将领开会，给他们讲形势，做工作。在傅作义和董其武等人的努力下，许多人改变了想法，开始拥护起义。  老蒋见董其武决心起义，恼羞成怒，命令毛人凤安排特务对董其武下毒手。毛人凤把刺杀任务交给了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恩武，就在赵恩武准备动手的时候，被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发现，及时通知了董其武。董其武立即命令独7师加强防卫，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黔驴技穷的老蒋再也无计可施。1949年9月19日，排除了所有干扰的董其武率部在绥远起义，绥远军民也因此免受了战火涂炭。 绥远和平解放，董其武的心情极为激动，当即提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下辖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董其武率领第23兵团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承担修建飞机场的任务。董其武身为兵团司令，却经常和官兵们一起劳动。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23兵团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修建机场的任务。1955年授衔的时候，董其武的职务虽然是第69军的军长，但鉴于他在绥远和平解放中做出的卓越贡献，最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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