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潜理论”的力量——理论真的来自经验观察吗？

《思维的博弈：方绍伟哲学论集》之一

 

 

在中西方的多数社科学者那里，理论逻辑能指导或影响经验观察，但经验观察对于认识事物来说仍是第一重要的，理论归根到底被认为来自经验观察。经验观察可以是直接的亲身观察，也可以是间接的文献考察；故现实研究里有直接经验、田野研究与坐而论道的区别，历史研究里有所谓“史是论之源，论是史之流”的“熊彼特信条”。按照这个“理论源自观察”的学术常识，理论假说是通过经验观察所提出并通过经验观察所验证的，经验观察能够证实或证伪理论假说，没被证伪的理论假说才可以反过来指导进一步的观察或实践。

广义而言，理论包括假想描绘、分类归纳、假说猜想、因果学说、规范论说等五类。理论是人类在观察思考、寻找规律、确定行动准则时，以实证逻辑、现实经验和拟经验的方法，对自然或社会存在所做出的状态想象、概念整理、推测猜想、认知解释和价值倡导。不过，本文所说的理论，仅仅是指分类归纳、假说猜想和因果学说等实证方面的社科理论。本文的目的是要对“理论源于观察”的学术常识提出质疑，同时强调作为经验观察逻辑前提的“潜理论”的重要性，强调用于反思“潜理论”的“逻辑正直感”在社科研究中的首要地位，并揭示忽略和鄙视“潜理论”逻辑所造成的日益泛滥的严重后果。

 

1.“观察先于理论”到底是不是一种真实的经验？

对于使用和创造理论的单个社科学者来说，“理论源于观察”的错误，在于漏算了经验观察的隐含前提。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学术背景的普通人按照自己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提出某种假说也许不无可能，但在一般情况下，验证或提出某些理论的往往是已经从事学术研究多年的学者。普通人的奇思妙想其实也很难完全离开自己的知识储备，专业学者的实践灵感就更无法脱离自己的背景理论。

更明确地说，社科研究和经验观察必定是从某种理论、方法或者某种方法论化了的实质理论出发的。人们的研究和观察都负载着理论，都会首先被某种理论所渗透。无论是对事实的解释和说明，还是对事实的发现和整理，我们都无法不依托理论，无法不首先从理论出发。观察者的知识储备和思考过程无不包含着理论，观察目的的确立会渗透着理论，观察对象的选择也会渗透着理论，观察手段的采用会渗透着理论，观察结果的记录也会渗透着理论，即便是无意的观察也浸透着背景知识和背景理论。“理论来自经验”的常识倾向于假定人脑是一块白板，它假定理论被接受完全是因为理论被经验或史料所证实。但这个常识所忽略的是，人脑在接触和处理经验或史料时已经不是白板一块，这时的人脑就像是一个必须已经存在的“系统软件”，而接触和处理经验或史料则像是没有“系统软件”就完全不可能运作的“应用软件”。如果应用软件与系统软件不兼容，视而不见、视而难见就是必然结果。

理论与经验的对接是如此，跨领域的认知也是如此。我们可能都读过一些每个字都认识但内容却完全无法理解的著作，其原因，就是预备知识或背景理论的不足而导致的理解困难。通俗地说，没有理论储备，行过了万里路也只是一个“邮差”；没有好的理论储备，读过了万卷书也只是个“资料员”。

“理论渗透”或“理论负载”说的是，在接触和处理经验或史料前，人脑本身已经是一种先天结构和能力倾向与后天潜移默化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已经是一个先天结构和能力倾向被后天潜移默化的认知所激活和开发的结果。这个结果，自然包含了大脑为节省负担而自动接受的各种信息和理论，这些信息和理论（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未经反思的超验信仰），完全可能是大脑还来不及用经验或史料来证实、甚至是有意忽视经验证伪的“公理”。即是说：人脑在对经验或史料进行任何处理前，已经存在一个由经验、超验甚至是反经验的“公理”所构成的思维体系，是一种节约思考费用或减轻思维负担的模式化秩序。人脑对经验观察的处理既服从理性思考也服从本能反应的模式。处理经验或史料不是一种客观重构，而是一种客观被主观所筛选的建构，而对主观筛选的深究则是一种必要的解构。

一般常识所遵循的思路是：经验观察——提出新理论——验证新理论——确立新理论——理论指导实践。但实际的过程却是：背景理论——经验观察——提出新理论——验证新理论——确立新理论——理论指导实践。也可以说，“理论指导实践”不仅是新理论的整个形成过程的结果，而且也是新理论的整个形成过程的开端。初始理论对经验观察和经验验证本身的作用如此重大，以至于经验观察和经验验证的状况，往往会被初始理论的性质所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作为背景理论的“潜理论”才是真正第一重要的。“潜理论”是决定一个人如何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底层理论，是一个人在分析事物具体原因时所有意无意采用的的暗设逻辑。

但是，常识论者可能会反问，作为观察开端的“潜理论”本身归根到底不也是经验观察的结果吗？理论积累不也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吗？怎么能说经验观察比背景理论更重要呢？这个想法正是常识思路的继续，它所忽略的是：任何人从小到大所观察到的现象和事件，都无一例外的是由现成的理论道理所定义和解释的，这些理论道理不是家庭和社会所传授的，就是个人自己所学习的，而个人对任何理论道理的创新和突破，自然无一例外都是在掌握了已有理论道理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的要点有四：

第一，经验上升为理论是人脑“思维经济”的必然，理论化是“人脑减负”的核心机制（涉及归纳、演绎、溯因、类比、辩证等推理形式）。

第二，经验积累和理论积累都只是一种在事后归纳出来的抽象集体过程，真实的个体认知过程却是个人从自己的理论储备或理论化了的经验和学习积累出发的，真实的个体认知过程是一个个人经验、观察、学习的理论化和观念化过程，个人在验证或创造理论时是从秩序化的思维体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经验出发的。

第三，当我们说从经验出发时，我们说的不是个人的“背景经验”,而是个人验证和创造理论时所面对的“情景经验”，人脑对“情景经验”的处理必定是以个人背景理论为基础的。

第四，在抽象集体的意义上经验观察与理论逻辑也许会相互循环推动，但在真实个体的意义上经验观察只能由理论逻辑所推动。

总之，“白板论”不仅忽视了经验观察之前的“潜理论”，还忽视了任何时候“潜理论”先于经验观察的必然性。“潜理论”本身是经验观察的结果只是一种幻觉，这不是说背景理论最初没有经验观察的成分或不是个人经历的结果，而是说我们在回溯理论逻辑和经验观察谁先谁后时，我们“在经验里”只能回溯到理论逻辑所主导的经验观察；那个没有任何理论成分的最初观察不是任何人可经历的经验，而背景理论却是任何人所必然经历的经验。但是，人脑的想象力决定了我们“在想象里”会逆推到一种没有任何理论成分的最初观察，仿佛第一个人或第一群人的经验观察才是人类认知过程的起点，仿佛这个经验起点是任何人所“可以经历”而不是“出于想象”的。

 

2.“起点经验”的超验性质：“逻辑正直感”与“潜理论”的力量

此时，常识论者可能马上会说，这不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问题吗？相信进化论的人也许自信悖论有解，他们会把问题回溯到物种的进化过程和生命的起源，但不幸的是，进化论依然无法解决“起点问题”，“起点”必定是一个体现人类认知局限的“奇点”。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到启蒙哲学家康德的告诫。

康德认为，纯粹理性的经验使用有道德法则，但纯粹理性的思辨使用或先验使用没有定规，所以必须限制它扩张到经验之外：“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理性仅仅为了知性原理的运用而用在经验的对象上，而是冒险把它扩张到超出经验对象的边界之外，那么就产生出一些玄想的定理，它们可以既不指望经验中的证实，也不害怕经验中的反驳，它们中每一个就自己本身而言不仅仅是没有矛盾的，而且甚至在理性的本性中找得到它的必然性的各种条件，只不过反面命题不幸同样在自己方面也有其主张的有效的和必然的根据。”

康德说的是：我们可以“在经验里”看到“鸡生蛋、蛋生鸡”两种事实，但我们却无法“在经验里”确定谁先谁后，而如果我们靠自己的理性进行逆推和回溯，我们就必然由“经验里”进入“超验里”；“在超验里”，我们所得到的先后结论却只能是“一些玄想的定理，它们可以既不指望经验中的证实，也不害怕经验中的反驳，它们中每一个就自己本身而言不仅仅是没有矛盾的，而且甚至在理性的本性中找得到它的必然性的各种条件，只不过反面命题不幸同样在自己方面也有其主张的有效的和必然的根据。”

所以，“起点经验”只是一种超验，就如同数学里的“极限”和“无限接近”概念只是一种超验那样。当常识思路试图借用“经验起点”来断言作为背景理论的“潜理论”本身只是经验观察的结果时，它必然由“经验里”进入“超验里”，“超验里”的玄想决定了“经验观察先于理论逻辑”这个幻觉的产生，尽管“在经验里”任何人只能观察到“理论逻辑先于经验观察”。“在经验里”鸡与蛋无所谓先后，但“在经验里”理论必定先于经验。

“观察先于理论”这个幻觉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多数人对“超验逻辑”缺乏了解（就如迷恋辩证法的人对“经验辩证”与“超验辩证”没有界线感那样），而且也是因为科学主义的昌盛导致了经验观察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人们不敢质疑的地步。这当然不奇怪，群众总是随大流的那些多数人。此外，常识论者也可能总以为，社会现实的演变必然导致可观察现象的涌现以及由此导致的新理论的大量出现。他们设想的是“社会变革”总在压倒“社会常规”，是“太阳底下总有新鲜事”。可是，即使新的事态和现实会催生大量新的理论，对个人来说，按照新现实创造新理论在数量上仍然远不及自己已经接受的旧理论和新理论；而更重要的是，个人即便是在创造新理论时，个人也还是在自己已有的“潜理论”框架内来进行创造。

无论如何，“潜理论”总是在前的，而新理论却总是滞后的。“新理论源自观察”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无视经验观察的“潜理论”，这当然也是“观察源自潜理论”或“新理论源自附着于观察的潜理论”依然滞后的原因，也恰恰是经验观察根本不可能比“潜理论”更重要的最佳案例。“潜理论”可以由当事人用其他竞争性“潜理论”和经验观察进行反思和修正，但经验观察只有在符合“潜理论”的逻辑时才是重要和可理喻的。当事人用其他竞争性“潜理论”和经验观察去反思和修正自己的“潜理论”时，却总是需要极高的和非常稀缺的“逻辑正直感”。

总之，“潜理论”只曲解和筛选它愿意曲解和筛选的经验观察，现实世界就这样被“潜理论”所主宰，根本不管看清楚要耗费极高思考费用的经验观察会证实还是证伪它。这就是“潜理论”的负面力量。“潜理论”的负面力量与其正面力量几乎一样大，在“潜理论”的负面力量面前，经验没有力量，观察没有力量，数据没有力量，知识也没有力量。

 

3.无论经验观察多重要，坏的“潜理论”只能产生坏的新理论

“经验首要的幻觉”使“熊彼特信条”成为一个“熊彼特教条”，很多社科学者的经验观察就在坏的“潜理论”的潜移默化中导向了坏的新理论。即便好的“潜理论”是多数，坏的“潜理论”依然会流行。在当代中国，坏的“潜理论”有三种：儒八股、苏八股、洋八股。现实利益和“经验首要的幻觉”导致了多数社科学者对自己和别人的“潜理论”缺乏反思，许多人更是本能地鄙视理论逻辑，把“逻辑正直感”当成现实利益和价值立场的牺牲品。正是“经验首要的幻觉”使当代社科领域陷入了量化研究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洋八股使无数的社科学者不断地重复制造出同样是无数的洋垃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当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2001年发表的《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个实证研究》。

笔者将在《增长的奥秘：方绍伟经济发展论集》中专文分析，这里可以先提示如下：当代的计量增长史学隐含了传统增长理论中的“长时期单阶段单主因模型”，这个“潜理论”扭曲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变量的实际关系（包括误选工具变量和误用工具变量方法），使流行的计量分析陷入不顾相互矛盾而各自为战、以数据逻辑和计量逻辑损毁理论逻辑、以“定量相关”充当“定性因果”等等理论困境。因此，研究者要特别警惕计量分析的科学假象，特别警惕被坏的“潜理论”暗中主导了数据研究，增长史学的学术突破只能来自理论逻辑和范式的转变而不是计量技术或增长模型的改进。总之，这篇被无数学者所欢呼的经典论文无论是研究前提和方法还是研究逻辑和结论都是错的，地理因素并不是单纯通过制度起作用，制度也不是“长时期单阶段单主因”地决定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潜理论”将必须首先考虑“要素推移叠加”的增长逻辑（暂不展开讨论）。

阿西莫格鲁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书也存在同样的“潜理论”所导致的逻辑错误问题（详见笔者的《民主与专制的制度文化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两文）。如果说洋八股是扭曲逻辑的量化研究和逢西必赞的独断论，儒八股是扭曲逻辑的非社科思维和逢中必赞的独断论（典型的如“儒家宪制论”），那么苏八股则是扭曲逻辑的经济决定论和逢西必反的独断论（详见《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陷阱》，完整版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布）。这种“潜理论”上的错误（要么简单单因分析、要么简单多因综合）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一般原因的研究中，也存在于关于近代科学革命的原因、近代工业革命的原因、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当代苏联崩溃的原因、当代俄乌战争的原因等具体研究中。

 

4.“葬礼证伪论”、“逻辑挖根法”与“潜理论弹性”

按照波普的“朴素证伪论”，经验能够证伪理论。可实际上，经验并不足以证伪理论，因为无论经验多么明显，错误的坏理论仍然会继续存在和继续被制造出来。正如N.R.汉森在《发现的模式》（1958）一书里所说，任何经验观察都负载着理论，经验观察总是首先被理论所渗透和污染的。相同的经验会被不同的理论所解释，所以经验不足以证伪理论。甚至于拉卡托斯所说的经验加上竞争性的理论（“精致证伪论”）都不足以证伪理论，因为活着的人们会因为利益、价值、情感和意志而继续坚持错误的理论，而不管经验证据和竞争性理论多么有力。这就是普朗克和萨缪尔森所说的“葬礼证伪论”。

这马上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判断理论的正确与否的问题。难道理论的正确与否要取决于权力或认同者的人数吗？不幸的是，科学理论有时是如此，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往往更是如此。但是，社科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存在一些明显的标志。如果坚持错误理论的一方压制讨论、回避讨论、出现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并未能发现或不予承认（如文一先生《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一方面认为“国家竞争体系”是科学革命的原因，另一方面却矛盾地认为在终止“国家竞争体系”意义上的大一统专制主义不是未能有科学革命的原因；还有，如果科学革命真是近代欧洲那种国家竞争体系导致的，中国“辽金夏宋蒙”时期的多国竞争体系为何就出不来科学革命？问题是在国际战争需求还是在制度文化供给？我们又如何理解理性自然观与天人合一自然观、好奇爱智与实利主义、逻辑演绎与道德文章、争强好胜的个人主义与心怀鬼胎的关系主义、商业功利与科举功名等等制度文化上的程度差别？），或者把讨论限制在抽象评定或攻击而不是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典型的如不给出具体分析地说“你狂妄自大”、“你自以为是”、“你竟敢蔑视权威”、“你打的是稻草人”、“你不咋的”），这种意气相轻而不是逻辑相轻的情况，往往就是道貌岸然者胆怯、无能和错误的最好信号。当然，讲理也有终止的时候，例如，对于否认“有活的当事人可采访的当代研究”与“没活的当事人可采访的古代研究”有区别的，讲理自然就不得不停止了。

对“潜理论”的追究构成了社科研究的一种“逻辑挖根法”。“逻辑挖根法”不是一种终极正确和抽象正确，而是一种相对正确和具体正确。对“逻辑挖根法”的忽略或鄙视，甚至以“方某伟风格”进行嘲讽，都有可能成为拒绝具体说理的一种继续蔓延的学术恶习。“逻辑挖根法”对“逻辑正直感”的要求太高，能否做到涉及“职业研究”与“专业研究”的区别。职业研究者囿于饭碗和政治的压力，他们的“理中客”状况更可能流于书面，非职业的专业研究者相对而言有更大的政治经济自由，他们因此占据了更多“冷酷实证”的优势。还是那句话，人不是逻辑而是利益的动物，除非逻辑碰巧是个人的精神利益。

归根到底，“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并不准确，理论只能来源于“潜理论”和由“潜理论”所决定的观察。忽略或鄙视“潜理论”及拒绝对其进行反思的社科学者，他们的任何定量或定性研究都经常会落入自欺欺人的陷阱。利益当然是真实的，可维护利益的理论观念却是更加真实的。所谓人被观念所统治，说的无非就是理论观念会进入人的潜意识而指挥人进行本能的反应和行动。任何社科学者都不可能不从某些“潜理论”出发去进行经验观察，问题只在于他脑中的“潜理论”是好是坏以及是否经常对其进行反思，哪怕这种反思往往要冒极大的学术风险和政治风险。重要的是“潜理论”的自洽、确定、开放和灵活，是个人对“潜理论弹性”的自我把握。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制度文化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等书，微信号：FangShaoweiF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