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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河北散文、报告文学创作成绩不俗。除宋之的外，张秀亚、老向、何容、陈纪滢等的作品也很可观。
张秀亚早年偏重小说创作，但也写了不少优秀散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散文创作占据了她的兴趣中心，先后出版过《三色堇》《寻梦草》《牧羊女》《凡妮的手册》等20余部散文集，取得了突出成就。张秀亚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达70年，创作风格也有相当发展变化。仅从她早年的创作来看，纯真自然，浪漫迷离，是其主导倾向。年轻的张秀亚总是以一支绮丽多姿的彩笔，描绘出一幅幅如真如幻的自然画面，讲述出一个个美丽而又伤感的故事。读她的这些散文，首先会感受到那漂浮在字里行间的一种忧郁的梦幻情调。 张秀亚散文的忧郁情调与她自己内倾的个性密不可分，也与她的童年经历、阅读的外国书籍等有关。张秀亚童年时，父亲终岁宦游他乡，母亲一人在家操持家务、伺候性情急躁的祖母，长年浸渍在忧郁之中。张秀亚很小就从她母亲那里“承袭了那份沉重的忧郁。”另外，张秀亚读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法国作家拉马丁、波德莱尔曾经深深触动了她，他们作品中浓重的忧郁情调暗合了张秀亚精神苦闷的节拍，也打开了她抒写内心悲哀情绪的闸门，“自书中看到一些情感的悲剧，我也开始借助于想象，在诗中写一些悲哀的故事了。” （转见于赵立忠、田宏选编《张秀亚作品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张秀亚早年散文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37年7月11日一家报纸星期文艺栏《散文特刊》的《寻梦草》。它讲述了一个离奇浪漫的故事。一个有着“精巧的外貌，和比丝绸还细致的灵魂”的女人，“披一袭乌黑的纱衣”来到湖边。她没有仆从，更没有伴侣，孤单一人住在湖边白石屋里。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走出石屋，走到山腰上的树林里，然后划船在湖面上，四处寻找按照心灵的季节开花，可以给人带来美梦的寻梦草。暑尽寒来，草木凋零，黑衣女人不停地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寻梦草。最后，她的肢体与心灵都疲倦至极，死在湖边。作品中抒写了作者渴望美好人生的热烈心愿，追求美好人生的执着意志，也表达作者对于美好梦想难以企及的深度伤感。整篇文章想象浪漫奇特、形象迷离飘忽，语言雅丽曼妙，初步展示了张秀亚的凄清妍婉的艺术风格。 《山林之恋》则是一篇自由之歌。作者以与好友菁菁告白的形式，抒发了面对都市繁闹生活的诱惑立志保持精神自由的美好情怀。“你常常误解了我，唯恐城市的尘埃飞上了我的心。我告诉你，我也许会生活得'失败’，但我不会生活得'俗恶’”。进而，她又以在书中读到的鸟儿舍弃优渥的笼中生活，果决飞归山林的故事来告慰自己的好友，“也许曾有一个时期，我还不如这只可爱的红冠雀，我对山林之爱还不如它深切，我曾日日徘徊在'谷粒’与'外面的世界’二者之间。但是，菁菁，你莫失望吧，如今，我不是已飞上了最近一枝，并在其上遥遥凝望那一片苍翠？”文章的可贵，首先在于它的真率，作者毫不隐瞒自己在物质诱惑面前曾有的软弱与犹疑，透显出清澈见底的心灵纯净；其次在于它的超拔，作者并不讳言物质享受，但如果必须以失掉精神自由为代价，就宁可选择自由而舍弃物质享受。在二者取其一的抉择中，作者表现出明确的坚持精神自由的可贵品格。
老向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也属上乘。他创作的散文带有泥土的清香，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情结。老向说过，从都市返回乡村，“日日在黄土泥中求生活，大风一起，尘沙蔽天，耳目口鼻被泥沙封锁起来。照道理讲，应该更痛恨'黄土泥’了，谁知又竟不然，偏偏是日渐发现黄土泥的高贵。”不过，作者毕竟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读书，深受现代文明的熏染，也认同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因此他的泥土味其实是一种经过现代理性淘洗后的新配方，是对西方现代文明中理性、自由、尊重生命等文化精髓的鉴取，是对传统文明中超越物欲、崇尚精神、向往和谐等文化命脉的呵守，也是对传统文明中愚顽、麻木等文化痼疾的疚刺，寄寓了作者的现实隐忧与理想希求，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派写作。
老向自1916年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就离开了乡村，过起了城市生活。但是，1932年他却告别城市，应邀参加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1936年转到湖南省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工作。老向由城市重返乡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中包含着他对城市浮躁、冷漠一面的厌弃，更有他对乡村生活的天然感情以及对乡村改造的满腔热忱。老向这个时期写作的散文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老向的《村声》，写了乡村诸种声响，夜间有秋雁、雄鸡、秃枭、群狗的叫声，白天有卖豆腐的破皮鼓声与卖麻糖的小铜锣声，有鸭梨小贩的吆喝声及村妇的骂街声。通篇散文声音繁杂，但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在繁复的声音描述中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乡村无边的寂静。在对寂静的细致描摹中，老向传达了自己对古朴、安闲的乡村风习的熟稔与喜爱；同时，更传达他对古朴乡风所包含的迟钝、停滞的不满与难耐。“深山古寺里的和尚，不肯蒲团静坐，养性修真，偏要去听听鸟叫，听听泉鸣；早晚还要叩木鱼，低诵经文；有了这一切还嫌不够，不时还要笙管箫笛铙钹钟鼓的大吹大擂。以前我不懂这是什么出家人的道理，现在，我明白了。街上一个小孩子随便大嚷一声，不是都能把我叫出门么？”文章的这段看似平淡的结语其实满含着激切之情，表达了作者渴盼乡村告别停滞、迟钝，焕发出勃勃生机的美好心愿。 老向的散文常常以笑写悲，以喜写怒。老向喜欢含蓄，即使大喜也并不形于色，即使大悲也并不加于词。但也正是他这种内敛的笔法，使他平淡的叙述里更充满了情感的力度。他的散文《柳芽儿和榆钱儿》，讲的是定县乡村妇女采摘柳芽儿和榆钱儿聊以糊口的事。文中写到，“有一天，真个盼到榆钱，柳叶，都成串的挂在枝上了，她们真是兴奋的了不得，她们不一定得到树主人的允许，就三五成群，匆忙的去实行采集，又匆忙的把这新鲜的野味，亲自送到城里来叫卖”。村妇们满脸兴奋地采摘柳芽和榆钱，是比较欢喜的场面，但一群妇女为了这值不了几个小钱的野蔬竟喜不自胜，那么她们生活境况之不堪就可想而知了。正是靠了这样的细节，老向真实、深刻地再现了1930年代中国北部乡村苦难现实，表达了对乡村百姓的深切同情。老向对当政者的不满甚至愤怒也是以笑的形式写出来的。“直到今天，卖榆钱儿和柳芽儿还是一种不纳税的生意，虽然期间只有五七天，对于乡下的贫苦人家，总算也是一个有收入的季节。”表面上是为贫苦人家有这样一件好事而庆幸，细读之，就会感到作者对当时苛捐杂税多如毛的丑恶现实的愤慨。
何容（1902-1990），原名何兆熊，字子祥，河北省深泽县小堡村人。北大英语系毕业。1926年与老向一起弃学从军，参加北伐，后负伤退伍，开始文学创作。曾以“老谈”为笔名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其文章幽默风趣，诙谐深刻，颇得林语堂等文学大家的赏识，也深受读者喜爱，与笔锋相近的“老舍”“老向”齐名。
何容有许多传诵一时的散文名篇，比如《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 ，该文1933年3月16日发表于《论语》第13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举国上下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可是戴季陶等却提出“佛经救国”“国币救国”等荒唐论调，反对抗战。面对这些错谬百出的言论，何容写了《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故意模仿戴季陶等人的语言逻辑来歪解历史，最后得出“不抵抗主义”出自孟子这一荒唐可笑的结论。在这种疯言疯语或假痴假呆的表述中，作者辛辣地讽刺了戴季陶等人挂羊头卖狗肉，貌似救国实为误国的愚蠢主张。这种正话反说、寓庄于谐的表达方式，尽管不是制人于死地的匕首与投枪，却同样能够将貌似威严的东西批驳得体无完肤，引领读者在会心的笑声中展开严肃的思考。有人用“醒脾”来形容何容语言艺术的魅力，“不但回味无穷，并且也有'开心窍’的效能”，确是有几分道理。 《话说贪污》，1937年3月1日发表于《宇宙风》第36期，也是一篇笔锋犀利的优秀之作。文章开头便说，“假如我们的文化有超越世界各国之点，贪污至少也得算是一点；而且，恐怕是又普遍又高深的一点。我们的贪污技术足以与最精密的会计制度来斗争。假如世界各国需要贪污专家的时候，国联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请。据说我们亲爱的'友邦’在'王道乐土’榨取，在技术方面还要借重汉奸。” 何容运用大量反语，深刻揭露了1930年代国民党官员贪污成风的丑恶现实，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不良政治境况的极度愤慨，对危机四伏的民族命运深切的隐忧。何容还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官员贪污成风的社会、文化土壤。“贪污叫我们的同胞看起来，不算太缺德。……贪污的人，不但自己觉得满体面，别人（大概还是人人）也觉得他可羡慕。”正是这种不良社会风气助长了贪官的嚣张气焰。从文化层面来讲，人们之所纵容甚至羡慕贪官，是由于中国人缺少公德观念。贪官大多时候是侵吞公款，并不直接侵害某一具体的个人的私利，因此公德观念淡薄的中国人便很少产生愤慨。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结构的严重缺陷，致使贪污失去有效的扼制，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何容说自己十分钦佩老师林语堂“嫉恶如仇”的做人态度，在何容的散文作品中恰可以看出他对林语堂这种“嫉恶如仇”精神品格的积极继承与发扬。何容的文章的确常以幽默的语言出之，但风趣、诙谐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刚直不阿、视丑恶如寇仇的知识分子良心。 陈纪滢
(1908—1997)，本名陈奇滢，笔名纪滢、丑大哥、生人等，河北安国人，曾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1924年在北平《晨报》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随父前往哈尔滨。1928年和孔罗荪共同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为形成东北作家群起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后，陈纪滢任《大公报》驻哈记者，利用邮政局职员身份，为《大公报》传送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新闻通讯。1932年8月奉命撤退至上海。1935年从上海转至武汉，创办《大光报》，延请孔罗荪任文学副刊《紫线》主编。1949年1月去台湾。
1930年代，陈纪滢的编辑家身份非常突出。他先后编辑过《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大光报》等。编辑报刊之余，陈纪滢也写了不少新闻通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他1933年9月发表于《大公报》的长篇报告文学《东北勘察记》。这年夏天，陈纪滢受《大公报》委派，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哈尔滨，秘密采访了两个多月，获得大量珍贵资料。9月14日陈纪滢返回天津，根据自己的采访写成3万6千余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东北勘察记》，以三版的篇幅发表于《大公报》，署名生人。这篇报告文学以详实的材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惨害我东北同胞的暴虐行径，揭穿了伪满洲国觍颜事敌的丑陋本相，热情赞颂了东北民众奋起抗敌卫国的英勇精神，是一篇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品。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轰动全国，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这篇作品甚至还引起日本方面注意，并就此向南京政府提出交涉。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东北勘察记》强劲的批判力量。 陈纪滢1930年代还写了一些小说，如中篇小说《红氍毹的迷惑》《搜灵集》等。其中，《搜灵集》载于《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1931年8月~10月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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