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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0日，文艺评论家李子云去世 原载：《温故》总第21辑 刚刚从欧洲回来，距我上次去已经五年了，那时候李子云阿姨健在，我还特地送给她了一种奥地利咖喱芥末混合味道的沙拉酱，她高兴地用来请人喝下午茶。如今她已在一年前远去了，但是我走在欧洲硌脚的石阶路上，依然时时地想起她。我最想告诉她，在欧洲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唯一最靓丽的风景，因为她们同全世界是一样的，青春、活力，穿着混搭、时尚。而上了一定岁数的女人倒是各有各的景色，尤其与中国女人不同的是，老太太们不拒绝拐杖，拄着一根stick在街上信步，别有风度。李子云阿姨在临去世前几个月跟我说，她走路已经有困难了，要托人去日本买折叠的拐杖，这根买回来的拐杖最终她没能用上。 美食、服饰及一切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沾边的话题，是我与李子云阿姨谈话的重要内容，但这远远不是全部。让她晚年颇为开心的是拥有不同年龄段的大朋友、中朋友、小朋友，这一点对于我们家族同样受用，她得意地对她的朋友竹林说，我跟夏衍家三代人都很要好，在与沈芸（第三代）的沟通上也完全没有问题。的确，这是她的本事。 我第一次见到李子云阿姨要上溯到1976年的秋天，当时我的爷爷夏衍尚未“解放”，我家的小孩子为了躲避“唐山大地震”去了上海，根据她的描述她的母亲看见我后讲，这孩子是个美人胚子，而听了这番话的我表现出了得意飞扬。我一直都怀疑这其中有李子云为了要说明我从小就会“得瑟”进行的艺术创作，还没上小学的我听得懂“美人胚”的意思吗？最要命的是我至今对李子云的母亲毫无记忆，我全部的印象来自于高挂在她房间里的那张她母亲的照片，那才是个真正的美人呢！精致、优雅、严肃，甚至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更糟糕的是我连李子云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了。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在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她作为上海的代表来京开会，而我们家她是一定要来的，某个上午，她要来的消息上了爷爷这一天的议事日程，小孩子们不许吵闹。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看到了走进我家正房的李子云阿姨，说实话，我没觉得她像后来很多人形容的那么漂亮，反而认为很普通：齐根短发、边框眼镜、挂在上身的“一字领”浅白罩衫和垂至脚面的深色裤子，在那个年代再平常不过了，毫不夸张地说是标准的“女干部”打扮。现在想起来，“拨乱反正”初期的上海要比北京闭塞落伍，连一贯爱美的李子云也不能幸免，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在我们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大家共同度过了艰难的“文革”岁月之后。 用李子云自己的话说，她年轻的时候，在我爷爷的一些同辈人眼里，她是个“严肃的马列主义小姑娘”；到了80年代，海外的一些女作家初入大陆时，会将她这样经历的人看作是中共的“女匪干”；90年代中后期全社会向商业转型，李子云华丽地一转身成了围绕在她身边小朋友们的“小资教母”。这一轨迹是属于李子云的个人印记，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六十年来的时代变迁。她的后两个阶段是我亲身感受和经历的，而五六十年代有着“少共精神”（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李子云长得什么样？我也一直充满着好奇，在她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里有几张那一年代的照片，的确是个漂亮人物，与容貌相比，她的神态更为吸引人，眼神向上瞟，嘴角往上翘，飙劲十足，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一副“不愁嫁”的表情。关于她的“不嫁”，外界多有传闻，其实一点也不复杂，李子云的母亲在晚年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婚恋观”评论道：“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只会搞对象，不会谈恋爱……这并不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世上难得有几个人讲得出这么透彻的道理，既经典又现代，令我极为震撼。有这样一位母亲的“给力”，李子云不轻易“言嫁”是顺理成章的。 王蒙有过一说，夏衍是高度被政治化的，却保留了自我的私人空间，没有被彻底地政治化掉。我想他的这一准确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李子云。爷爷的“四合院”大门一关，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在那里面长大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浑然不觉，而在爷爷的院子里却是像杂草一样地自由生长，这是只有“夏衍”的力量才能赋予我的快乐时光。夏衍家的门槛不可谓高不可谓低，门禁不可谓严不可谓松，别的姑且不说，只讲出入这里的女性，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素有家世渊源的女眷，另一类则是各路的才女，当然这其中两者兼而有之的更是大有市场。像冰心、杨绛、郁风、凤子、张颖……女作家聂华苓、谌容、张洁，女导演张暖忻、凌子……这些名字备受爷爷的推崇和喜爱。虽然外界都会认为我爷爷长期以来管文艺、电影，家里会来很多演艺明星，也有，但都是袁雪芬、王昆、红线女、白杨、于蓝等资深人士，其他多为蜻蜓点水的过客。李子云不是一般的角色，地位极其特殊。她从50年代做爷爷的秘书起就与这个家族建立起来亲人般的关系，从小到大我奶奶都唤她“小李”，由于年纪相仿，她和我姑姑沈宁是“发小”更是姐妹淘，在我们小孩子看来，这同样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嬢嬢”。对于她，我们家是门户大开的，穿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境，爷爷会腾出大半天和她无时间限制地长谈，李子云在文章里说，这一老一少的聊天对她而言是场“盛宴”。南北的书信往来更是不断，常常是爷爷写完，我姑姑再写一段。爷爷会在送给她聂绀弩的书上题字，教诲她“聂绀弩是鲁迅之后的第一人，要好好学习他的旧体诗”（大意），云云；而她在信里谈上海的大事小情，讲她的母亲、家人、保姆及发发“近来身体乏力，文思枯竭”的牢骚。 一位背景丰厚、与李子云熟识同时又和我们家常走动的女士，久而久之发觉我爷爷对她不热情，于是就左右打听缘由，居然被她问出来了，爷爷说×ד不天真”。由此可以判断出夏衍对女性的欣赏标准，聪明而天真，但不是精明而世故，关键还要有才华，如再加上优质的出身家世，这一切就近乎于完美了，郁风、李子云正是符合这些要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她们能与夏衍同志保持几十年长长久久的关系。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心智尚未开启，她们的气质和风度是那么让我不可企及，而且这是只有在爷爷的环境里才能够见识和接触到的。 人总是要成长的，或许是我接受了四年电影学院的“无体系、自由化”教育，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了。此时此刻，李子云阿姨对不知深浅的我扮演起了“教育”的角色。记得，我大学毕业后到《当代电影》杂志上班，这一过程中有陈荒煤的关系，我的顶头上司又正好是她过从甚密的亲密朋友，可能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上电影界是我爷爷势力最大的地方，所以，她写来一封信寄到我的单位，进行一番“敲打”：要多读书、少说话……紧接着某一天，她端坐在我家客厅的皮沙发上，拉开谈话的架势，主要针对我发表的一篇写琼瑶的评论：“学生腔”、掉书袋气、一知半解的照搬西方理论，还卖弄新名词。到今天我都很佩服她作为评论家的一针见血、直击要害，这在李子云是小菜一碟，何况她对王元化尚且如此，我的心里应该很是得意加荣幸。但察觉到我的“活思想”不是最重要的，她在对我说这番话时，我爷爷就坐在客厅一墙之隔的卧室里，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是“奉旨而为”的，因为，爷爷对我在电影学院所受的教育并不满意，他认为所学的东西有很多缺陷需要弥补。要是没有这一层意思，以李子云的资历，才懒得跟我这等小孩子过招呢！她的“棒喝”真是令我觉醒——文章到底该怎么写？思前想后了很久。然而这一次让我着实领教了她的厉害，以及李子云式“编辑老娘”的肃杀之气。我很清楚，那时的我在她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可造之材，只是要给点颜色看看。 事情还远没结束呢！“战争”已起硝烟，她对我的不满与我对她的“看不懂”，几乎是步调一致的。她一定会说：“这是个很难缠的孩子。”而我则看到了她不同寻常的复杂侧面。1994年夏天，我爷爷已经住进北了，这时，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武训传”事件始末》，这件事是由我经手的，其过程是当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首届年会，赴会的《文汇电影时报》的主编罗君通过我的安排采访爷爷，由于年迈及电影界的大氛围，爷爷不太爱接受电影媒体的访问，这一次算是破例。前来采访的罗君和陆正明得知有一篇写好的回忆文章《“武训传”事件始末》尚未在电影报刊上大范围地发表，就提出能否在《文汇电影时报》上首发，稿子拿在我手上考虑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理解爷爷的意思还是不想只限于电影界。后来在电话里，《时报》的记者周忱出了个两全的主意，在《文汇电影时报》首发的同时，《文汇报·笔会》也将在第一时间登载。我将这一意见汇报给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听，他眨了眨眼睛点头示意后告诉我可以去做了。罗君决定后，我按照老人家的指示把稿子寄给了她，一周后，文章如期登出，爷爷很满意《文汇报》方面的处理，他对我说：“搞得这么隆重啊！”“武训传”事件发生在上海，爷爷与《文汇报》的渊源颇深，这样做无疑是最合适的。然而，身处在上海的李子云不舒服，坐不住了，她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私下多方通过我爷爷的“身边人”打听此事的原委。我承认，此事的经过只限于我们爷孙俩，的确是在某些人的眼皮子底下完成的，因为我知道，我爷爷后半部回忆录夭折的内部原因，所以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保证这篇稿子的顺利发表，范围要越小越好，我不想也不准备通告上海的李子云，她的介入会起到反作用。我想，此时蒙在鼓里的李子云在上海的文化圈里，其“代言人”的身份一定是会感到有些尴尬和被动的。事情过后，她在北京的“亲信”来问过我，为什么事先不告诉她？而她自己却绷住了劲闭口不提。其实，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关键，恰恰是我爷爷的态度，无论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要通知李子云，我只听命于他老人家一人，我没有被教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那不是“夏衍”培养出来的孩子。一般来说，我去上海，爷爷都会让我去看李子云，她的家也是我们家人必要落脚的地方，尽管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没当成一回事，那一年还是照例奉命去了淮海中路1984弄。那是在中秋节期间，我到了14号三楼的李子云家，刚刚坐定，她即告之我，《文汇报》的两位老总今晚要请我吃饭，既不在计划中又无法更改了，我只得被她“拎”到一家高级餐馆，见到了史中兴和罗君，史中兴还特意送了李子云一盒中秋月饼，席间，李子云在漫不经心之间把我定了性：“这是由我带来的夏衍家的孩子”，以至于提前有事要走的史中兴问我：“你吃饱了吗？”等我明白过来，饭已经吃完了，一切结束。李子云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成功地挽回了面子，将上一次的事情轻描淡写为偶然的突发事件。我不得不折服于她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兰气息、玉精神的李子云阿姨，同样有着浓重的人间烟火气，而且两者不相上下。 有前因必有后果，我毕竟是动了李子云“以此为生、以此为荣”的奶酪，以她和我的性格，“战争”的升级是必然的，在我爷爷去世及以后的五年里，我们之间的摩擦与“不和谐”达到了白热化。她牢牢地保持着“后夏衍时代”最具影响人物的地位，虽然从来不冲在台前，但是来自我们家族和文艺界一些老权贵的压力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得到。但是，我是在爷爷“自由化”的羽翼下长大的，冷处理、边缘化、打压甚至不许发稿子的“封杀”，都不能让我对“夏衍”的思索停下来。这一段时期，我与李子云阿姨拉开距离，不太有实质性的来往，到上海，我会跟谢晋联系、看望柯灵夫妇、住在黄蜀芹家……这些活动都尽量不去与她发生交叉，最多是礼节性地去问候一下。2000年，在夏衍诞辰一百年的时候，李子云在看了我完成的有关夏衍研究的文字后，她没有公开出来讲话，从此，她再也没有发表关于夏衍的任何文章。 2000年是个拐点，这一年我们全家搬出了大六部口街14号爷爷的旧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后夏衍时代”也彻底地结束了，各自调整结构，开始新生活。很多陈年往事在那一刻瞬间跌进了历史的尘埃，所有的争执无形中都显得不那么有意义了。我将翻过去的这一页搁在一边，专业上开始了新的研究方向。 跨到了另一界面的我看事物的角度和视野都大有变化，与天底下所有的矛盾、冲突一样，我与李子云阿姨之间存在着立场和观念的深层分歧，这一点我是在两人关系趋于缓解以后才觉悟的。2000年后的某个冬天，我到上海约好去了李子云家，一进门她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你来早了一刻钟。”这已经是我几年没跟她近距离接触了，我发现她比以前更精致、更漂亮了，皮肤白皙，面色红润，化了淡妆。她敏锐地感到我在盯着她的脸看，总觉得和以往有所不同，“我换了副眼镜”，果然，这副新眼镜选得真好，把她本来就很明亮的眼睛衬得更有神了。那天，她在妆容及穿着上做了功课，不像平时家居的随意样子，她解释说，晚上还有个约会。桃红的高领衫配深靛紫的毛衣外套，还带了一枚灿灿的胸针，两个字——出挑！看着她的神情，真要感慨“老”其实并不可怕。进入正题，她坐在我对面的藤椅上，我们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她悠悠地说：“别人问我一辈子过下来，什么时候最好？我想了想，是50年代，就像歌儿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人民好喜欢……”双手跟着语气的舒缓一张一弛地摊开。我被此情此景“钉”在椅子上呆住了，她的语调完全不似从前，那些话似乎是从嗓子里“吟”出来的，而她的面前我好像是不存在的，像是在接受采访，又像是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观众。恍惚间，我出戏了，脑子里却突然有个“怪”念头一闪而过，虽然她和我相互都有“不得不”接受对方的情绪，但是“战争”已经正在向和平一步一步地走来了，她用“叛逆”一词就把我给总结了。这以后，我们常在电话里“煲粥”，分歧犹在却内容广泛，这是我们交往的真正开始，前二十几年更多的只是认识。 我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夏衍”，对于这位我们曾共同拥有和爱戴的人，闲谈中百无禁忌，措辞上非常夸张、大胆。那一时刻的“夏衍”鲜活、生动、栩栩如生，全然没有官方话语中的概念化，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大不敬”，而是独特的表达，其中的心领神会和心照不宣，不可与外人道。渐渐地我理出了李子云的逻辑，对具体到作为一个人的“夏衍”，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正如同她极为赞赏万方笔下的曹禺。而对于夏衍研究，李子云的格局和条框凸显，心态“纠结”，我对“夏衍”的认识和理解不来自于她的体系，她所写过的、说过的从未让我醍醐灌顶过。李子云是感受型评论家，对人对事，用她的话说：“会有情绪化，能把喜欢的捧上天，反之也可以将讨厌的人打入地。”尽管在一上一下之间不乏精辟之见、独到之论，但这是把双刃剑，成在此，败也在此，过于忠实自己的感受，并长期依赖于它，反过来就会被它控制，最终跳不出来，无法超越。夏衍研究在近十年来已经被一再逐渐地抽空变成了符号，这对于正面的高度概括是需要的，但是历史的研究不能是抽象的，必须由细节的堆积构成，否则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都是空洞乏味的，这种研究本身也已经“死”掉了，一些研究文章中的“夏衍”对我来说，像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夏衍”作为活泼泼的生命曾经在上世纪存在了九十五个年头，他的人生，是时代的脉搏和个人的节奏互为关系的产物，正剧中不乏悲剧的成分，他是如何经历一生中的波澜壮阔或波云诡谲的？在经风雨、见彩虹的过程中，他是怎样从最初的沉醉，而后的挣扎、反思，到最后完成了蝶变？等等，对这些问题可深入的探究，才是我以为这一人物具有长久魅力和令人着迷的地方。我确定，从理论上讲，李子云对我的观点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但一牵扯到如何做就难以调和了。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对于难以掌控的局面，她会不由自主地选择“掣肘”，从动力到阻力往往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转换完成的。她在2008年的时候领衔主“唱”，对我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怀念爷爷的短文表示了第一次高调公开的赞许：“一气呵成。”这也可以看作是她要化被动为主动的姿态。李子云对夏衍研究的最后贡献是在2005年编撰《夏衍全集》时，她整理出了八十二封夏衍书信，并且未听某位权威人士的“劝阻”发表了。 李子云曾经在“文艺复兴”的80年代“竖起羽毛去战斗”过，写出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极具气场的文章。但是在她最后的二十年，攻势转为了守势，这很明显地反映在所写的文章上。2006年前后，她告诉我准备要写回忆录，这一消息使李小林、肖关鸿等人纷纷向她约稿，她要写50年代在市委“大观园”里的开心时光，我们家认识的马懋如被叫做“王凤姐”，李子云的外号是当仁不让的“林黛玉”；讲到她所见过的宋庆龄、陈毅与张茜、潘汉年和董慧、乔冠华与龚澎、王莹、石西民及“王、关、戚”的王力、张春桥等人的细节、片段。但是，最先让她动笔的是“文革”，切入的角度是凛冽寒风中的人间温暖，记述那些在受难时帮助她过的人：从最基本的革命群众到被关押时的女看守，甚至还出现了姚文元，李子云一直猜测，与张春桥动机不同的姚文元在某些时候用留下“材料袋”的“借口”“变相”地“保护”过她，这些人让她没齿难忘、感恩在心。我做她的听众，知道她在梳理摊在脑子里尚未拎起来的素材。有一阵时间，她不怎么说了，我也不问。再后来，她索性告诉我，不准备写下去了，身体是个主要原因，但言谈中放弃之余还有不舍。听后我直言不讳了，我觉得她所选的切入点一定会出问题，回避大悲剧、着眼小温馨的写法，在面对“文革”这样的重大题材时，点缀尚可，如果要使之成为主基调支撑不过八千字。这一次，她在电话的那头沉默了，我知道她大概写到了三千以上超不过五千的字数。我向她隆重推荐过前苏联电影《烈日灼人》（又名《毒太阳》），这是部描写斯大林“肃反”时期的片子，手法处理非常地高级、艺术化。李子云阿姨始终不看，还把碟片寄回给我。我很清楚，是选择性的记忆和“挣扎”的内心使她的写作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李子云阿姨自诩同聂华苓一样有着“猎狗能嗅到骨头，我能闻出才华”的本事，这一点不假。在我刚刚写《中国电影产业史》的时候，她这位圈外人比许多搞电影的人还敏感，问我：“题目你是自己选的，还是派给你干的？”等书出版了以后，又主动要去翻了翻，做出极为肯定的评价。其实，我的专业恰恰是我们谈话中涉及最少的内容，她很聪明地晓得，用“文学解释一切”路数是说服不了我的。她有一次跟我讲，80年代“第五代”导演兴起，当时还叫孟克勤的李陀，希望通过她的传递，以影响我爷爷对这场电影革命的看法。肩负使命的李子云被带去会一会这群艺术青年，房门一打开，腾腾的烟雾直往外冲，每人手上一支点燃的“烟囱”，熏得人睁不开眼。胡子拉碴的田壮壮们或躺或卧，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屋子，这帮人放荡不羁，混不吝，“三字经”更是不离口。这可把一向淑女感很强的李子云给吓着了，“我赶紧落荒而逃”。在她这儿，文学永远是排第一的，电影只是随便看看。她喜欢电影《如果·爱》，却拒绝看原版《色·戒》。 锋芒褪去了，没关系，“幺蛾子”还在。不写作、不开会、不发言，不等于切断了李子云与社会的联系，光鲜亮丽地闪亮登场，活色生香地活在当下，才是李子云的生活态度和不懈的追求。她调动起自己全部的回忆和想象将“小资”进行到底！因此，被“名媛”了，发展到有了“拥趸”。我从来都不是李子云甜腻腻的“小资”fans，但我也算是她在这方面交流互动的“小朋友”。李子云阿姨的时尚感有天赋也有修炼，每次见到我，她会习惯性迅速地从头判断到脚：“这件紫色毛衣外套颜色很正，是名牌吧？”“皮编的手袋从款式到皮质都像是意大利货。”“你脚上这双玫瑰花图案的小高跟鞋是刚从维也纳买回来的？”……每一次都有点评。她眼力极准，很棒，所得结论往往是八九不离十。没有这点“功夫”，相差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有谁会愿意约她这样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去泡咖啡馆呢？！李子云阿姨留给我的最后纪念，是她从纽约买回来的一枚郁金香花型的水晶别针，她专门关照说，戴出去“臭美”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她。 据说，陈（毅）老总在50年代，把我姑姑和李子云阿姨称作“老夏带着的两个女儿”，这一带就是近半个世纪的交情，而且把李子云带到了文化界的核心圈。这个圈子做人是一定要有“腔调”的，这对李子云不在话下，她是道中高手。90年代，巴金过生日，她带着我爷爷送的九十多朵红玫瑰的花篮登门祝寿，报纸上说，这位女才子献上花篮后，对着巴金鞠躬并祝愿老人家“活到一百二十岁”，哄得巴老哈哈大笑，此为我的耳闻。我眼见的则刚好是相反的例子，同样是90年代，杜宣携夫人叶露茜从上海来看我爷爷，这在我的印象中杜宣上门不太常见的。一走进爷爷的房间，握手寒暄之后，杜宣开门见山地说：“我由于李子云的关系，这些年疏于来看望、问候您。”（大意）转眼间到了夏衍百年诞辰，上海图书馆举办纪念文献展，杜宣是那天出席嘉宾中资格比较老的，他上台发言，又是开门见山，他说：“夏公，用现在人的话讲，就是活得明白的人……”此言一出，全场气氛产生了很强的认同感。等讲话结束，杜宣落座不久，李子云即走上前去，俯在他的耳边说：“您讲得对极了，夏公就是个明白人。”云云。那天是个大场合，看见这一幕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再有一件是李子云本人告诉我的，还是在90年代的一个冬天，《文汇报·笔会》年度评奖，当年的获奖者里有章含之，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有易中天，而李子云则是评委。开座谈会的那一天，章含之好像是穿了一件貂皮大衣，雍容华贵的模样，坐下来大家闲谈了一阵，被簇拥着的章含之感觉大好，举止间随意地捋了捋自己的一头烫发说，这是昨天在锦江饭店烫的发型，要四五百块。在场的多数人都是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学究，听到章的这一席话都愣住了，其中的一位马上扭过头问李子云：“上海有这么贵的地方？”李子云眼睛一瞥，淡淡地说：“那有什么，给我一万块逛趟淮海路就花光了。”行走过“南书房”的章含之绝非等闲，很有眼色，她观察到在趋之若鹜的一群人当中居然有位不冷不热的，即刻向旁边的人打听李子云的来路，不用问，只要说出“夏衍”两个字来，章含之就全明白了。于是，吃晚饭时，章走到李子云面前礼貌地称其为“李老师”，并在宴会散场时，还帮李子云穿上了大衣，随后，两人客客气气地道了别。这场小小的“杯水之争”，是两位各据一方的名女人“作”功的一番较量。上海人讲，一生要端好三碗面——体面、情面和场面，李子云阿姨端了一辈子，而且端得是那么的稳，尽管她最不愿意被当成上海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子云阿姨是在2008年春，我去浙江、上海做电影市场调研，正好去看望她。那次，她住在华东医院，我到的时候，她站在病房门口张开双臂欢迎我，我们拥抱了片刻，我感到面前的她从未有过的娇小，柔弱得像个婴儿。我们坐下来说一会儿话，她微微抬起下颌，忽然对着我说：“你真是长成大人了。”说这话时离我第一次见到她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一年以后她走了，我去吊唁，李子云阿姨的房间是我在上海老房子里最喜欢的屋子之一，尤其是它原来的那一墙绛粉底色上喷着白团花的壁纸，把整个房子衬托得像是旧巴黎一般，曾经重新装修要把壁纸铲掉时，我在电话里特地要李子云阿姨代我向老墙纸告别。而今，人去屋空，物是人非，站在改为灵堂的屋子中，李子云阿姨的气息已经不见了。恰好，我一回头看见房中书架的角落放着一双玫瑰金色平跟圆口鞋，悲伤一下子涌上来，那是她留下最真切的痕迹，仿佛是在说， 她还没有走远…… 我跟她聊起过，在一次活动上，看到她和王蒙夫妇在一起的情形，李子云阿姨与王蒙的夫人手拉着手，一路旁若无人的谈笑，相互搀扶，互相欣赏。我讲出了我的观察，她嘴上不肯承认。于是，我说：“如果等你百年以后，我把它写出来，算不算我的独家视点？”她听后，故意拉长声调应道：“好嘞，那你就写呗！” 现在我真的写出来了，因为她是一位值得我谈论和记住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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