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宣德 青花海兽纹高足盃 成交价：RMB 57,500,000 出版： 1.《世界陶磁全集·元明篇》，河出书房，1955年 2.日本陶磁协会、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东京国立博物馆、每日新闻社编，《中国陶磁·元明名品展》，1956年，日本桥高岛屋，编号82 3.《陶器全集 元·明初の染付》第11卷，平凡社，1960年，页14，图版27 4.《世界陶磁全集·元明篇》，河出书房，1961年，图版67 5.茧山龙泉堂《龙泉集芳·创业七十周年纪念》第一集，1976年，东京，页260，图版781 6.日本陶磁协会发行《陶说》三月号封底，通卷第803号，2020年 7.《芸术新潮》，2020年3月，页126 8.《ORIENTATIONS》，2020年5/6月 9.《IMPRESSIONS》，第41期，2020年 此件高足盃撇口，深壁，高足外撇，上围凸弦纹一周，仿中亚金属器样式，圈足露胎，足底平，盃内口沿饰双弦纹，内底心以青花书梵文天城体「吽」字，外围梵文八种字一周，形成中台八叶院式，意为受佛庇佑之吉祥寓意；外口沿画如意云一周，其上下各弦纹两道；器外壁通体以海水为地，绘青花海兽九种；高足上中下各配双弦纹一组，中间凸起部画如意云纹，近足处绘海水江崖纹，象征皇权无上；器外底落青花楷书双圈双行六字「大明宣德年製」官款。青花发色极为浓艳，釉质净润明亮，刻画线条纤毫入微。 来源： 1.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传入日本，原为久志卓真（1898-1973）旧藏 2.茧山龙泉堂旧藏，1950年，东京，日本 3.日本爱媛文华馆旧藏 展览： 日本陶磁协会、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东京国立博物馆、每日新闻社编，《中国陶磁·元明名品展》，1956年，日本桥高岛屋，编号82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海外适逢郑和七下西洋，国内正值分封西藏法王之佛事活动，故有此类结合海兽及梵文的官窯作品出现。宣德年间景德镇窯厰烧造的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至上地位。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造技术登峰造极，被誉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明宣德青花使用进口钴料「苏泥勃青/苏麻离青（smalt音译）」，呈色深艳明亮，线条间往往形成青蓝中带黑的锡斑；再罩一层透明釉，晕染处淋漓缥缈宛如水墨丹青。此盃青色浓淡相宜，实属难得；淡画碧波潋滟，海浪翻腾，呈水气弥漫的轻盈之势，与隐约间腾遨其中的海兽现刚柔并济之意。海兽须发飘扬、矫健刚猛，达出神入化之境。匠人对钴料的配比、烧造，拿捏精准有度，效法水墨绘画之墨法与线条，海水以粗、细线配合勾勒轮廓，呈立体视效，与深色线条所绘海兽，於色彩、质感、动态上形成鲜明反差，增加了画面景深层次，以达仙气朦胧、杳莫测其所穷之意味。此画法对后世瓷器纹饰亦有影响。宣德时期，除了带回「苏泥勃青」，还引入新的书写体，梵文，并开始出现在高足盌，僧帽壶上，后多见於盃、盌。正是这些由国外传入的各种新材料与新样式，令宣德时期青花瓷作品质极高，造价不菲，故有《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备，青花为贵」之说。 此高足盃存世量极少，造型、图案、样式相同之完整器，据录，他例仅一，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图表），另有一件残器，出土於中国景德镇（见图表）；其他收藏机构未见同类藏品；且目前可在市场流通的仅此一件，诚绝世孤品！ 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寶，莫不爭先呈獻。 —《天妃應靈之紀》·宣德六年 — 序言 器物高足上部饰一圈凸弦纹，模仿金属器装饰风格。高足下缘饰象征皇权之海水江崖。 盃侧面绘九种瑞兽。全器以淡青花海水纹为底，浓青花绘九种海兽，色彩深浅有致，运用得宜，为最顶级宣德青花瓷之装饰特色。高足盃内壁写有梵文，内底中央一字，周围环绕八字。此类高足盃多有饰梵文的情况，或与藏传佛教存在联系，亦或为赏赐西藏喇嘛的礼物。底足书「大明宣德年製」双圈楷书款。 此器虽造型小巧，却为充分展现宣德官窯风格与魅力的一件逸品。能代表宣德独有的双色青花的高足盃为数不多，此为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外仅存一例。 此高足盃来源显赫，於20世纪20年代至 30年代传入日本，原为久志卓真（1898-1979） 旧藏，1950年由茧山龙泉堂经手，后入藏爱媛文华馆。此后，《世界陶瓷全集·元明篇》（河出书房，1955年出版）、《陶器全集元·明初的染付》（平凡社，1960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中国，元明篇》（河出书房，1961年出版） 等图录中均有著录，此高足盃作为日本收藏的宣德青花至宝广为人知。此外，此盃也於1956 年在日本桥高岛屋举办的「中国陶瓷元明名品展」中展出。 茧山龙泉堂 董事长兼总经理 川岛公之 明宣德 青花淡描海水瑞兽纹高足盃 江建新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研究馆员 该器侈口，深弧腹，靶足中空，靶足中部凸起一周，其下外撇，作浅圈足，封底，底部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口沿饰青花如意云头纹，靶足凸节处饰青花空心如意云头纹。外壁上下以淡描青花作海水纹为地，用浓青花料於腹部淡描海水之中绘有应龙、海象、飞马、麒麟等瑞兽九种，驰骋於波涛之中，或昂首正视或回顾侧目，或肋生火带或背有双翼；近足处又以浓青花料绘江崖数座，为江崖海水纹，意为福山寿海、江山一统。盃心则以青花书写梵文共九字，中心一字而外围八字一周，似有八瓣莲华开敷之形，与佛教密教的中台八叶院相呼应，寓意吉祥。 该器为高足盃，又称「靶盃」或「把盃」，多作饮酒之用，元代大量烧製。以其高足之形，大致可分为「竹节式」和「喇叭式」两类。该器其足近盃底处有凸棱一周，形似竹节，即是「竹节式靶盃」。近年景德镇御窯厂遗址洪武地层曾出土有红釉、白釉高足盃，有竹节式和喇叭式两类。该器显然是承明初之製，至后世官窯中此两类高足盃依然常见。 细观其成型工艺，可谓十分精良，仅此「封底」工艺足以称道。元代至洪武时期，景德镇窯烧造的高足盃，无论是竹节式还是喇叭式，其高足未见封底。即便是小型高足盃烧造最多的成化时期，也未再现封底之工艺，直到万历官窯，为追摹永宣之风才重新进行了尝试，清代官窯则十分罕见。 从御窯厂遗址出土情况来看，封底型高足盃始於永乐，出土的永乐官窯封底高足盃，均为竹节式高足，浅圈足釉底，盃内以青花或釉里红的九字梵文装饰，而外壁纹饰则有青花釉里红海水三鱼纹（图1）、釉里红三鱼纹（图2）与釉里红云龙纹（图3）等三种1。宣德之器与永乐器物形製相似，当继承了永乐封底工艺，却又有所发展，除竹节式高足浅圈足釉底器外，亦有喇叭式高足平底无釉的品种。这两类高足盃，从出土及传世品情况来看，釉底者盃内书九字梵文，足底加书年款，而外壁则有青花庭院人物纹、青花淡描海水龙纹（图4）、青花瑞兽纹、青花海水留白瑞兽纹及青花淡描海水瑞兽纹（图5）2等多种。而底无釉者，尺寸略大，外壁纹饰种类更多，装饰手法除青花及釉里红（图6）3外，还出现了矾红及青花矾红的创新手法，但「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双圈款均作於盃心，无梵文装饰。由此观之，永宣时期，浅圈足釉底的封底型竹节式高足盃，或与盃心书梵文为固定搭配，似为「专用」，故而烧造较少，以至於传世及出土器均颇为罕见，可见本品弥足珍贵。 所谓「专用」，从该器的梵文装饰来看，可能是出於笼络西藏地区僧俗领袖的政治需要。明初以来，朝廷对藏僧采取了种种优礼政策，与藏传佛教僧俗领袖之间建立了更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交往频繁。永乐时期，成祖本人「兼崇其教」，朝廷对藏僧在宗教、政治以及经济等各方面所给予的优待也越来越多，以故「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於是来者趾相接」。至宣宗执政，延续了成祖推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对藏僧「礼之益厚」，京师内亦多组织各种佛事活动。故而，永宣时期，官窯曾烧製了诸如该器风格相近的大量以梵文、藏文、佛经偈语以及绘莲托八吉祥等佛教纹饰的瓷器，如僧帽壶、勺、出戟盖罐、高足盌、高足盃及盌、盘等。这些器物除用於宫廷礼佛外，也大量赏赐予西藏地区的僧俗领袖，巩固了明廷对於西藏地区的统治。 本品外壁所绘海水瑞兽纹样，亦源於永乐官窯，御窯厂遗址永乐地层曾出土一批海水瑞兽纹高足盌残片，有青花釉里红与青花留白两种装饰手法，其外壁自腹至足，绘製的瑞兽达十三种，但形象较为模糊。宣德时期基本沿袭了永乐时期的纹样，有青花、青花矾红彩等多种装饰手法，製品则有高足盃、高足盌、莲子盌、大盘等，绘画逐步清晰，但瑞兽的种类、数量亦无定製。至正统、景泰、天顺时期，海水瑞兽纹最为多见，均以九种瑞兽为饰，形象及搭配基本固定，成化之后则逐渐减少。 此类瑞兽样式，部分似麒麟、象、马、鹿、羊等形象，或与永宣时期海外诸国贡进或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珍奇野兽相关，时人多以之为盛世祥瑞，常作诗文贺颂；而鱼、应龙等，则或可与《山海经》等文献相印证，一如，其中鱼的形象，与《山海经·西山经》中文鳐鱼如出一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里，鱼身而鸟翼…见则天下大穰」；再如，其中的应龙，据《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由此可见，此类瑞兽纹样，正是帝王喜好祥瑞的政治和社会风潮的反映，也蕴含着统治者祈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该器造型小巧精緻，胎质洁白细腻，釉面莹润肥腴，青花浓淡相宜，构图疏密有致，绘画精细生动，寓意祥瑞丰富，实为宣窯上品，充分展示了宣德官窯的精妙工艺与独特魅力。 该器来源也值得一提，该器於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输入日本，原位久志卓真（1898-1979）旧藏，1950年由茧山龙泉堂经手，后入藏爱媛文华馆。此后，《世界陶瓷全集·元明篇》（河出书房 1955年出版）、《陶瓷全集·元、明初的染付》（平凡社 1960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中国元明篇》（河出书房 1961年出版）等重要图录中均有收录，以至於该器作为日本收藏的宣德青花至宝而广为人知。此外，该器还曾在1956年日本桥高岛屋举办的「中国陶瓷 元明名品展」中展出。 注释: 1、参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品，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编《玉壶清华：景德镇宋元明清酒具瓷鉴赏》页37-39中国文艺出版社 2020年出版。 2、参见台北故宫藏品，国立故宮博物院编《明代宣德官窯菁华特展图录》页202-203；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品，《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镇御窯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页78-79 故宫出版社 2015年出版；近似例青花海水留白瑞兽纹高足盃，台北故宫藏品，国立故宮博物院编《明代宣德官窯菁华特展图录》，页200-201。 3、参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品，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编《玉壶清华：景德镇宋元明清酒具瓷鉴赏》页58 中国文艺出版社 2020年出版。 明初海兽图案源流考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海兽纹是最具特色的装饰题材之一。它曾现於瓷器、壁画（天妃宫壁画）、石雕（飞虹桥石刻）等，然明代完整遗存仅见於瓷器。明初海兽题材兴起的契机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联系紧密，是永乐皇帝利用瑞兽这一题材营造政治与社会氛围的映射。海兽为概称，一般指出没於波涛间的各种灵物，既可是鱼、龟、虾、蟹等水生物，也可是马、羊、鹿、象等陆地生物，甚至包括神话传说中的奇珍异兽。 在明代御窯瓷器上，多种海兽图案饰於同一器物之形製极为独特。它肇始於永乐一朝，宣德时依旧风靡；清代几无，仅仿明瓷器尚可见。关於其渊源，或与《山海经》的流行紧密相关，如天马、应龙、乘黄、文鳐鱼、玄龟、狡、天狗、耳鼠等。且海兽纹可能亦与藏传佛教有关。而参照天妃庙壁画与飞虹桥石刻，永宣官窯瓷器上的海兽纹，均来自与海事有关的壁画或石刻（郑和下西洋），因此这里的海瑞兽除了意指海中生物，也指海外进献之奇珍异兽。这些海兽形象特殊，但大多均可见於著名的渎山大玉海及其石座雕刻，或是受其影响。渎山大玉海作於至元二年十二月（1266年2月），外壁雕刻海螺、龙、海蟾、海蚌、海犀、鱼、海羊、鼠头翼鱼、螭虎、海豚、海兔、飞马、鳌等十三种海兽；且另有大玉海曾配的双层石座，现存於北京法源寺内，石座通体雕刻海兽，粗略估计不少於二十种，囊括狮子、鱼尾翼羊、鹿、象、海螺、海马、飞鱼、海龟、牛、带翼海兔、海猪、海蟾等，它们出没於波涛间，形态各异，不少海兽肩生双翼，样式亦与明初海兽相近。由於万历以前，大玉海与石座仍在宫苑之内，推测其影响了明初海兽题材的创作。 郑和等於宣德六年（1431年）在福建长乐所立《天妃应灵之纪》碑上，历数七下西洋功绩。述及第五次时，格外详录各国所进珍禽异兽，并曰：「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可见，祥禽瑞兽是此次下西洋的主要收获。而进献祥瑞是永宣时期最有特点的政治现象之一。朱棣称帝后，为了巩固皇位，借祥瑞宣示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御下诸臣投其所好，四方献瑞。而将献瑞兽推向高潮的便是郑和下西洋。每次归来，献瑞兽、上贺表、颂太平成为君臣间的默契。直至宣德帝驾崩，正统帝即位，太皇太后摄政，下西洋之举才被停罢，献瑞之风也渐被抑製。 此高足盃上所绘九种海兽可与文献及现存古遗迹、文物相应照： 麒麟 麒麟较易辨认，它须发浓密，小角，蹄足，牛尾，鳞片细密，前后飘焰带，作奔跑状，前蹄高抬，后蹄紧蹬，扭颈回望，与传统的麒麟形象并无二致。还有一种形象极似长颈鹿，身披细密花斑，蹄足长颈，见於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宣德青花海兽纹大盘的边沿。此后，似长颈鹿者在补服、陶瓷上均有出现，是下西洋影响最大、最直接的纹饰之一。 飞象 飞象最易辨识，呈奔跑状，昂首高抬前脚，双翼迎风，象牙高翘，鼻子前伸卷曲。据史料记载，海外贡象远早於贡麟。洪武二年，占城国就曾贡虎、象及方物，后来各国屡贡不止。 天马与福禄（即斑马） 马形有两类：一类长脸圆目，尾部较细，身前焰带缭绕，呈奔腾状。或面向画外，鬃毛披散，或面向前方，侧脸向画外。另一类回首长脸长颈，尾蓬散较粗；若表现细致，则身有深浅不一的花纹；躯干与前一类相似，身前亦缭绕焰带。这两类形象常常同时出现同一器物上。 天鹿 鹿形近马，均四蹄长颈，身前飘荡焰带，整体呈奔跑状。但两者略有区别，鹿头略小，嘴鼻较短；鹿尾短小，与马有较大差别。海外贡神鹿，至少已见於郑和第四次和第五次下西洋。洪熙元年，它们仍豢养於内府。宣德八年，海外诸国再贡，百官称贺。鹿在中国本有吉祥寓意，但据考证，它们实际是马来貘，与中国鹿有较大出入。但这不影响它富有祥瑞寓意。宣德八年，海外贡玄鹿，百官称贺，已是证明。如杨荣称，「神鹿来，献天庭，沐光荣，驾龙軿。神鹿来，仰皇明，昭至仁，协嘉祯。」 灵羊 同样四蹄长颈的还有灵羊。羊形相对较易辨认，虽然头较小，甚至与鹿略似，但下巴绘有明显胡须。羊形海兽的现实原型可能有两种：灵羊或长角马哈兽。夏原吉记第五次下西洋归来，献灵羊和长角马哈兽。灵羊形象颇特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其尾」，但既然称之为「灵羊」，其形象当与羊相差不甚大。长角马哈兽则是新鲜物种。它角长过身，学者考证应为剑羚。金幼孜详记其形象，「茸茸紫毳莹苍璧，两角棱棱三尺强。非兕非豸亦非鹿，玄云蓊郁凝天章。双瞳夹镜黑如漆，四足捷疾行跄跄」，也以之为圣德远播，天下太平之象征。 应龙 应龙极易辨认，形象与常见龙纹有细微差距，龙头鱼尾，无腿足，身体两侧生有两翼，并缭绕焰带。应龙，又有黄龙、庚辰等别名，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翼的神龙，是毛犊、羽嘉所生的神兽，生下了麒麟、凤凰。应龙则是飞禽走兽的共祖。同时，应龙也是天之九龙之一，有龙中之贵、龙之老者的称号。实际上只有如应龙、苍龙一样背生羽翼的，才能算是真龙，是天子的象征。另据考，应龙又与老龙等同；老龙即祖龙，因此认为应龙即祖龙，是龙之祖先。其形象一般与同时期流行的中国龙形象无二，只是多了一双羽翼，鳞片为黄色，羽翼为五彩。其武器为钺，可见於《嶽渎经》「庚辰秉钺」、《文苑英华》「应龙持钺」。 狮子 狮子作为西亚引进的陆生动物，也被纳入海兽题材中，以表祥瑞寓意。 海螺、海蚌与蟹 在永宣瓷器的海兽纹中也能见到如海螺、海蚌与寄居蟹一类拖着贝壳的海洋生物。 未名异兽 最后，有一类海兽，较常见却不易辨认。它长嘴小头，头上有稀疏的毛发或触角，前有两足，尾长且粗，末端呈鱼尾状。其形象灵怪，难溯原型。 注释 1.Chen Ching-kuang, 「Sea Creatures on Ming Imperial Porcelains」, in Rosemary E. Scott,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6),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and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3, pp.101-122 2.刘新园，《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窯瓷器之研究》，载香港艺术馆：《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窯瓷器展览》，香港市政局出版，1989年，页46 3.高宗帅，《海上瑞兽：永宣瓷器上的海兽题材》，载《中国美术研究》，页158-169 艺术品经纪人肖生：18575567397 此高足盃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传入日本，原为久志卓真（1898-1973）旧藏。久志卓真，为日本顶级陶瓷器专家，是二十世纪初日本研究中国陶瓷的泰山北斗，他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结识壶中居美术店创办人広田不孤齌（1897-1973年），以及随后时任日本陶磁协会理事长的梅泽彦太郎，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陶瓷之妙趣，也是在此期间开始着重关注中国明代瓷器。出版多部明代陶瓷相关著作，包括：「支那の陶磁」宝云舎、1942年；「支那明初陶磁図鉴」宝云舎、1943年；「中国の染付と赤絵」河原书店、1949年；「明代の染付と赤絵」创芸社、1953年（共着）；「明初陶磁図鉴」雄山阁、1968年（「支那明初陶磁図鉴」の増补）。随后，於1950年由茧山龙泉堂经手，再入日本爱媛文华馆，该博物馆为爱媛県历史最悠久的古美术收藏机构，由藏有大量日本、中国、朝鲜古代陶瓷及其他各类古董的收藏家二宫兼一设立的基金会创立。 1905年4月，时年二十二岁的茧山龙泉堂（MAYUYAMA & CO., LTD. 开店至今近120年历史）创始人茧山松太郎（1882-1935年），只身前往中国北平开始了贯穿其一生的古董艺术购藏。当时，由於西方对亚洲艺术品的兴趣日益浓厚，北平形成了繁华的艺术品市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经销商。值此历史背景下，茧山松太郎潜心研学，开始构建自己的艺术帝国。松太郎於1935年去世，其长子准吉（1913-1999）继任茧山龙泉堂主理人。准吉继续父亲的工作，专注於亚洲古董艺术品，主要是中国陶瓷。战后，准吉通过向北美的藏家和博物馆介绍亚洲艺术杰作，使茧山龙泉堂的藏品被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机构购藏，并被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等家族收藏，自此茧山龙泉堂在世界艺坛声名远播，成为卓荦显赫的亚洲古董艺术品交易商之一，与日本山中商会（Yamanaka & Company）齐名，且日本多间顶级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亦曾由茧山龙泉堂经手。为庆祝茧山龙泉堂成立七十周年，茧山於1976年出版豪华精装两册套装《龙泉集芳》，列举公司数十载所经手之稀世珍宝，其中便有此次上拍的这件明宣德青花海兽纹高足盃。龙泉堂从业至今，经手的宣德小尺寸高足盃仅两件，此品便是其中一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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