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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蒋廷黻和他走过的路 
来源：《文星》第七十二期(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 ———— 三十二年前，徐道邻在德国留学，得了法学博士。在他准备回国的头一天晚上，一个人敲他的房门。他开门一看，原来是个素不相识的德国老头儿。老头儿问明了他是徐道邻，便向他说：“徐先生，你是有学问有才干的年轻人，我早就钦仰你。知道你就要回国了，据我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了解，我断定你回国后，一定有人要拉你做官，我劝你千万不要做官，——你们中国的政治最毁人才，中国的政治不是读书人搞的，我希望你仔细想想我的话。”
徐道邻回国后，起初不肯从政做官，但是别人一次又一次的拉他，最后他只好决定：“不妨试试看。”
这一试，就是十多年！
十多年后，徐道邻弃官而去，做了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住在台北温州街的小木房里。有一天，两位青年朋友敲他的房门，问他：“后悔不后悔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如果这么多年不做官，专心做学问，是不是对国家更有益处？”徐道邻想了一下，终于给这个问题做了正面的答复。
徐道邻的例子，可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涉身宦海得不偿失的例子，其实他还是好的，他毕竟是洁身自爱之人，他永远不会像许多学优而仕的文人一样，降至辱身地讨官做，利欲熏心，赖住不走。民国三十八年，他辞掉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职务，慢慢回到学术界来。——用政务处长做了他做官的终站。
相反地，另外一个人，却用政务处长做了做官的起站，那就是美国欧柏林学院的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蒋廷黻。
原料与学问
蒋廷黻从中学就在美国读书，比一般留学生受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很早就感染上西洋人的性格与气质，再配上他那湖南人的祖传脾气，所以，他是一个地道西化的中国文人。他没有中国旧式文人的调调，他不会玩毛笔字，弄旧诗词。他写了一手蹩脚的中国字，写文章时，还会偶尔闹别字。他的中文写作，是当了南开大学教授以后才开始速成的，文采不佳，但是极能清楚达意，颇见慧根。文章收尾总是干干脆脆，戛然而止，绝不臭长。他的人生观是百分之百入世的，不但入世，而且要用世。这种精神的最初表现是他青年时代的辍学赴法，照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的中国工人，最后害得他那顶博士方帽子，直到一九二三年才戴上。
蒋廷黻回国的第一站是天津的南开大学（十二年至十七年）。在那里，他得到张伯岑的赏识与支持，在经费困难中，“仍能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使他能够完成一部名著的初步工作，这部名著就是《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的上卷（二十年十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的大长处是直接接触原料。换句话说，这是第一步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等外国文件（单方面文件）来编的外交史资料。他编书的动机并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或是不平等条约如何欺压中国，或是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他的动机是把中国外交史化和学术化。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胡适之是给中国哲学史开山的人，蒋廷黻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
这部名著出版的时候，蒋廷黻已被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拉到清华园来，蒋廷黻在清华园里过了六年（十八年至二十四年）。这六年的成绩正如他的朋友刘崇鋐所说的：“以政治家的经纶，研究家的功力，来探讨中国外交史，深能启迪后学。”他这个时期的著作除了二十三年完成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中卷（二十三年十一月上海商务版）外，尚有主要论文：
1.评清史稿邦交志（《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十八年六月北平出版）。
2.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二十年十月北平出版）。
3.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二十一年十二月北平出版）。
4.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二十二年北平出版）。
由于深入故宫旧阁探索，直接接触原料，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问题，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有的甚至是大翻案（如他替琦善说好话；反对以“昏庸”两字责备前人），这些特殊的见地，可惜由于他日后从政，不能陆续发表了，他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本想用十年的时间写一部近代史，但是这部著作被从政断送了，他只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趁着刚辞去驻苏大使职务的一段空间，写了一小本《中国近代史》（二十八年长沙商务版，又：二十九年《中国近代史大纲》，也是长沙商务版），把它“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做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本书充满了许多精彩的“观感”，可惜只是吉光片羽，距离历史著作的细密详瞻，还有一段距离。
政论的开始 民国二十年前后，中国学术界的重镇是在北方。北方学术界中，英美留学生当然是拥有庞大潜力的一群。当时这些英美留学生常常聚会，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讨论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聚会的地点大都在米粮库胡适之家或欧美同学会。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心受了大震动，北平教育界的人们也受了大刺激。
有一天，一群人在任鸿隽（叔永）家里吃饭，丁文江、胡适、傅斯年、陶孟和、蒋廷黻等都在座。蒋廷黻提议办一个杂志，胡适当时表示反对，说蒋廷黻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不晓得办杂志的困难。胡适指出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四十多天，徐志摩、梁实秋等办的《新月》就出了麻烦，不但杂志被查抄，连新月书店的店员都给捉去了，所以胡适说他“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
可是大家凑了一笔钱，杂志还是办出来了，就是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创刊的《独立评论》。在这一期中，蒋廷黻发表了他的《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里面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避谤不能做为有血气的人的人生哲学。
这是他的基本的人生态度，他攻击中国政治上爱玩“分谤”的把戏，他认为这“最足表现中国人玩政治的滑头和卑鄙”。显然的，蒋廷黻从不怕受谤一点上表现了他的人格和风骨——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蒋廷黻这一阶段所写的争论最能代表他一生的主要思想，归纳起来，有五个重点值得特别叙述：
第一是他的反共论。蒋廷黻对反共的立场，是一贯的，绝不属于一些翻云覆雨的一群。他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治本的反共论，呼吁：
唯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唯独这个方法是治本。（《中俄复交》）
他又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
他更把眼光投射到国外，延伸到历史，他把苏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为了使这种研究更细密，他花了五百美金，在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十六号启程赴俄，亲自要翻查苏联的档案，结果当然遇到阻挠：
俄国人怕我们根据历史来图收复黑龙江岸及中央亚细亚。俄国人未免看中了我的学术研究的政治意义。档案看到了一种，但都是第四种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我随手略作笔记，但是参观人的笔记，照章均须受检查后才能发还。直到现在，此种笔记我还没有得到手呢。
虽然被挡了驾，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却一眼看出苏联极权政治的恐怖，他一语道破了德国极右派的国社党和苏联极左派的共产党“相差并不如表面上看得那么远”！
这是对集体主义、一党专政、特务恐怖、统治经济的政权一针见血的透视！ 理智的爱国论
这一时期蒋廷黻主要思想的第二部分是他的理智的爱国论，理智的爱国论不是“义和团主义”，也不是“沙文主义”，这种爱国的态度是不说大话、不逞意气、不虚骄自负，我们看他在九一八后一周年说的话：
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半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可说虚伪的话、做虚伪的事。电报不必打、宣言不必发、传单不必散、标语不必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在反日的热潮中，《独立评论》的编者们也闹出相反的意见，如傅斯年是激烈主张快快作战的，丁文江、胡适、蒋廷黻却是主和的，蒋廷黻甚至写出这样的话：
我国当前最急最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办法能获得——更无疑的，唯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这种论调，若在晚清，早就被骂成“亲日派”、“卖国贼”了，可是蒋廷黻是最明白这一段历史的人，他清楚的知道甲午战争等悲剧是中国士大夫说大话、呈意气、虚骄自负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大声疾呼：
我们目前谈不到复仇，因为谈是空谈，空谈只能有害而无益。……除非内部充实及外交联络到相当程度，唱高调者都是误国者。（《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常和外国朋友讲笑话，说：上帝造日本的时候，原只造了一个三等国，日本人擅改为一个一等国；上帝造中国的时候，原造了一个一等国，中国人自改为一个三等国；但是我还信上帝。（《热河失守以后》）
这是何等婉转的爱国论！何等理智的爱国主义！
蒋廷黻第三个主要的言论是他的建设论。蒋廷黻是最热中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人，他的原则是：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又说：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他认为对内来说，建设可以使单轨的农业经济变为双轨的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对外来说，他认为：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看我们建设的成绩。近二三年来，美国比其他国家要算对我们最表同情了。但是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很像一个富翁对于一个穷而无用的远亲。我们今天来救济，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了；明天求援助，说某邻居又欺负我们了。对这样的一个远亲，谁能不讨厌呢？谁愿意认亲呢？乞丐在社会上不能活动，不能有地位。一国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的。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著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一个独立势力。（《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蒋廷黻这种积极的建设论，当时遭到“无为迷”胡适的猛烈批评，两个人打了一阵不留情的笔杖，可是好朋友还总归是好朋友（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应该休养生息，建设易生流弊，反倒扰民）。其实他们互相打笔仗的情形还有一场更严重的，那就是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民治与独裁 独裁论是蒋廷黻的第四个主要议论。他所信奉的是新型的独裁。
原来九一八事变前后几年，正是世界上独裁思想流行的季节，不论是意大利、德国、奥国、苏联，乃至“新政”下的美国，都弥漫了独裁的空气。这种空气飘到中国，自然也就开始弥漫。在这种空气中，几个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的学者，居然也开始怀疑民主与议会，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人，就是丁文江和蒋廷黻。
蒋廷黻第一篇讨论专制的文字是《革命与专制》，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他写道：
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黑暗的。
在“漆黑”之中，他表示：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需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
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就是个人专制。
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
蒋廷黻的新式专制论，乃是因为他相信“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统一方法的讨论》）。 他这种见解遭到胡适的激烈反驳：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
其实蒋廷黻的新式独裁论的重点似乎是效率第一的，他似乎相信建国大业需要高度的效率，而这效率的来源，“不能不赖于政权的集中”，他认为：
无论在那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近代化即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随即举“大彼得的横暴”等为例，认为革命的成功，有用革命的成功，有用“极大的暴力”的必要。
关于这一点，蒋廷黻似乎是犯了“求治过急”而“不择手段”的通病，为了求一时建设的效率，而可能引来尾大不掉的狄克维多，这究竟不是合算的，尤其是对一个千年万世的国家生命说来，这更是危险的。
学人从政
蒋廷黻第五个主要思想是他的讲求实际的人生观。他在《智识阶级与政治》里说：
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有学会的时候，不必谈文法，更不必谈修辞学。
以往我们不谈三五年内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谈四五十年后的理想中国，结果发生了许多争执，以致目前大家公认为应做而能做的都无法做了。
这种实事求是的人生观，蒋廷黻自己是努力以赴的。例如他谈东北问题，自己先到东北去一趟；他谈平民教育，自己先到定县去参观，这种将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必须将原物件、原现象、原文件或是亲眼看过、亲手试过、或是亲身到过。（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
否则的话，我们袭用传统的求知方法，我们知道书本，不知道事实。发表出来，都是些洋洋的八股文章：逞意气，玩弄之乎也者来抹杀事实。（同上）
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入世的色彩当然是极度浓厚的，对国家民族的大事，当然也有不肯袖手旁观（他绝不会像今天的许多学人教授一样，整天逃避现实甚至敷衍学问）。于是，蒋廷黻开始问：
社会中坚分子应负起责任。……社会中坚分子何以袖手旁观？你们怕事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出来预闻政事还有一线的希望。（《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
于是，发这问题做这推论的本人，便开始“学人从政”，这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事。从民国二十四年以后，蒋廷黻历任的职务是：行政院政务处处长、驻苏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兼安全理事会代表，及现任驻美大使。换句话说，他从民国二十四年起，以非国民党党员的资格，开始做官，并且一直做官了。在蒋廷黻决定从政前一年（民国二十三年），他写了一篇《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一开始就说：
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内无不感叹的说：“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
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他又说：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
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这些话说过，一晃就快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三十年的宦海不可谓不深、三十年的苦心谋国不可谓不感人，毕竟这三十年来，以蒋廷黻的盘错大才，究竟有无他三十年前的“感叹”呢？这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一代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应该搞政治的问题，也关乎搞了政治，要如何做、如何乘势待时才不致后悔的问题，我们若要尝试从蒋廷黻本人得到答案，也许在他十六年前的一篇文章可以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在我们这里，如同在英美一样，久而久之，各种利益集团必会有组织的企图把握国家的大政。目前的一二十年或者是知识分子左右政治的最后一个机会。在长期抗战的阶段之中，知识分子，除少数市侩化以外，大多数概普罗化了。他们对金钱势力的横暴及民众生活的困难，均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想洁身自好者，现在知道了在这种社会之中自好无从好起，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观及传统的社会地位，加上最近十年的磨练，使他们对新国家的建设能有很大贡献。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能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做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做官不清高。另一种以为唯独做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但做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做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
基于蒋廷黻自己的立论，我们可以说，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的一个准样品。在撼轲颠沛的中国官场上，多少从政的学人都愁眉不展了，蒋廷黻在此必然是个例外，也应该是个例外。唯有他的例外，才能延续中国学优则仕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些人虽不做官，但也不希望中国传统上这一脉香火在他身上及身而绝，因为仓库里尽管没有货色，橱窗里却不可没样品。中国的读书人，请来看这件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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