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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学衡》杂志创刊100周年，我们做了精心准备，但一切被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打断了。所谓历史的必然是由偶然堆砌而成的。尽管如此，我没有放弃一个计划，即用影视的方式再现百年学衡。这就是接下来要播放的纪录片《百年学衡》。这部片子共有四集，分别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知行合一》《诚朴雄伟》，片头语由两段文字组成，第一段揭橥了纪录片的要旨： “学衡派”同人中，既有如柳诒徵、王伯沆这样浸渍中国传统的学人，也有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深谙西方文化的留学生，梅光迪在悼念刘伯明文章——《九年后之回忆》里写道：“《学衡》杂志出世，主其事者，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份子，而（刘）伯明为之魁首。”当事人自视“倔强”，那什么是“倔强”呢？根据《学衡》同人的言行可知，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具体而言，是片头语的第二段所概括的： 四集纪录片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集和第二集互为表里，明线讲“学衡派”同人的“新文化观”，暗线比较《新青年》的“新文化观”。“学衡派”同人认为，新文化的“新”与旧文化的“旧”，也即“今”与“古”，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超越新旧、古今之别的文化观，自然也不会强分中西之别。与一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认为《学衡》和《新青年》在推崇“新文化”上没有根本不同，在对待“旧文化”上似有可通之处。片中讲到1923年12月1日胡适来南京参加族侄胡梦华婚礼的事情。胡梦华和吴淑贞是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后一起转入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两个同学非常新潮，没有毕业就高调在花牌楼中国青年会举办婚礼，而且还请来自己的老师梅光迪和楼光来分别给男方和女方做介绍人。当晚出席婚礼的还有老师柳诒徵、吴宓等。据胡梦华回忆，胡适与梅光迪等老友新朋寒暄落座后，遇机辩论。胡适主张文学革命，侃侃而谈。梅、吴倡导新人文主义，以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例，指出当时名扬中国的罗素、杜威等未必青出于蓝，更遑论后来居上。柳诒徵举出孟子助阵。你来我往，胡适寡不敌众，杨杏佛从旁挺身相助，气氛极为热烈。一场新式婚礼变成了南北不同新文化观论辩的场域。 有意味的是，第二天（12月2日）胡适受邀到国立东南大学做了两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一场是《书院制之历史》，演讲记录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后又刊于《东方杂志》。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与西方现代的“道尔顿制”（Dalton plan）很契合。“道尔顿制”是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创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学习计划。在胡适看来，书院不仅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源泉，还是“古代最高的教育机关”。他称赞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的箴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感叹废弃有一千年历史的书院，导入仅有一百年的德国学校制度，实在是可惜。 胡适讲书院，旨在挖掘传统中的“现代性”；谈国学，则从“疑古”开始。1921年7月31日胡适曾来国立东南大学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这次讲同一个主题，内容有很大不同，当为《〈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强调用现代学术方法重审国学的必要性：“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要更好无数倍。”  纪录片《百年学衡》片头之影像纪录片第三集和第四集可以视为一个单元。“学衡派”同人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播下的种子很快开花结果——第二代学人迅速成长。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成立后招收了36名学生，胡焕庸、向达、缪凤林、张其昀、景昌极、陈训慈、范希曾、徐震堮、钱堃新、王庸等后来成为知名学者。这届学生被吴宓称为最优秀的一个班，空前绝后。1935年6月，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口之分布》的论文，文中写道： 这条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人口密度对比线，被称作黑河—腾冲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战争的步伐。在国家存亡之际，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物力和人力资源进行抗战是众所关心的问题，“胡焕庸线”的发现可谓“学衡派”知行合一的体现。在抗战期间，胡焕庸心系南海，命名了“南沙群岛”；张其昀等考察西北，为抗战建言献策。对于“学衡派”同人的操守和坚持，纪录片通过柳诒徵、吴宓、王伯沆、梅光迪和胡先骕等演绎了“诚”“朴”“雄”“伟”四字校训。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在张其昀的协助下，在浙大推行“学衡派”的理念，“学衡派”同人陈训慈、郭斌龢、王焕镳、景昌极等到浙大工作。同年，受竺可桢之邀，梅光迪到浙江大学帮助建立人文学科。梅光迪创办的《国命旬刊》，通过文化宣传抗争必胜的信心，他认为现代战争是一种文化战，“国家竞争，兼含有文化竞争，灭其国家者，必灭其文化”。而在江西泰和，文理兼通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则组织了中国大学中唯一一个前线战地服务团。 作为总撰稿人，我和我的团队在纪录片中突出了两点：第一、强调《学衡》与《新青年》在新文化观上的互补性。“学衡派”长期被误解为反对新文化。“学衡派”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把知名的同人、同道和朋友都算在内，大概有八十多人，你看他们写的文字，有反对新文化的吗？没有。间或有一二人讥讽白话文不雅驯，如胡先骕批评胡适，但他们不是敌友关系。胡适有两句精彩的话：“两个反对的朋友”。“皆兄弟也”。《学衡》与《新青年》的关系有点像法国启蒙时代的两位巨匠——伏尔泰和卢梭。伏尔泰属于人类，卢梭属于人民。《学衡》属于中国人，《新青年》属于中国青年；《学衡》是中国文化的守护人，《新青年》是中国文化的革新者。  1948年3月30日胡适(居中者)与胡先骕(右二)等合影第二、“保守也是一种进步”。这是“学衡派”弟子吴俊升的话。受近代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保守即守旧，甚至反动，这是很大的误解。“学衡派”核心人物大都是留美学生，西装革履，言必称西洋，哪来的守旧和反动！“学衡派”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忘本民族的根基，不是保守，是进步。 感谢我的团队，感谢制作单位南京远瞻传媒有限公司，感谢出品单位榕祉（上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这部片子是两个单位加我——三个南大校友共同制作的，我期待这部片子不仅属于南大，还属于所有与“学衡派”有关的学校，认同“学衡派”主张的人。 2014年12月，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2016年4月更名为学衡研究院。学衡研究院继袭《学衡》传统，提出“全球本土化”的命题——梳理知识谱系，前瞻学术大势，预流国际前沿，树立本土风范。回顾迄今的岁月，我的感受一个字：难！这些年，无论是我个人，还是群体，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挖掘了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学衡，借助这个符号的魔力和加持，开辟了一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不管有人是否情愿，“学衡”已然成了南大文科的招牌。 招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从八年的实践中，我体悟出学术评价的新标准，并贯彻于培养学生之中。现在学术评价标准过度重视学术GDP。英国作家乔叟（Geoffrey Chaucer）说过的一句调侃的话，letter（文字）即litter（垃圾）。我同意李伯重先生的话，当下很多学术论著是文字垃圾。我以为评价学术的标准有四点，在四点中，学术GDP只能垫底。学术评价的重要度依次是：学界口碑、学科地位、学脉传承、学术GDP。 有的学者，成果不一定多，学科地位不一定高（指学术贡献），但口碑极好。这与当事人的学风和学养有关，其一言一行具有垂范作用。比如“学衡派”的王伯沆，南京沦陷前夕因中风没有来得及逃离，1944年9月25日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家人，生不愿见日寇，死也不愿在城门口碰到日寇，棺材就埋在家里的后院。学界口碑传承着作为志业的学术精神。 评价一位学者，除口碑外，还要看其在所属学科中的地位和贡献。“学衡派”同人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是巨大的，吴宓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不消多说。提起“学衡派”，一般总想到它的文史取向，其实科学取向在当时的中国位列最前沿。竺可桢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涵盖地质、地文、气象、古生物、政治地理等，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学的开拓者。 如果一个学者，既没有口碑，也没有学科贡献，徒有一大堆如野狐禅般的论著，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对学生说，如果哪天老师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如金庸小说里的“灭绝师太”，当“灭绝弟子”。做学术研究，要“接着讲”，也就是接着前人的话往下讲，这既可以有意识地赓续某一学脉，也可以泛泛地遵循学术规范，将前人的研究和认识向前推进。来历分明，才能凸显自身研究的位置。 满足了前三条后，才谈得上学术GDP。当下学人普遍存在文字崇拜症，以为写得越多越好，在印刷文化时代之后的网络时代，这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在最近完成的一本小书的后记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犹记，年轻时读丁韪良（W.A.P.Martin）《花甲忆年》（A Cycle of Cathay），又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年届花甲，转眼“未来的现在”已然成为“过去的现在”，而“过去的现在”恍若“未来的现在”。时间总是以否定“现在”的方式展开的，谁也逃不脱被否定的命运。有开始就有结束。有序幕就有落幕。明白这个道理的读书人应该自己选择结束，选择落幕。学衡研究院成立伊始，我就想好了今天。在播放《百年学衡》之前，当着学衡先贤的影像，面对线上的和线下的嘉宾，我宣布辞去学衡研究院的院长。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最能滋养知的地方，是书斋；最能刺激知的场所，是讲台。 （本文是作者在《百年学衡》纪录片研讨会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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