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姚尧精读《资治通鉴》 第3集

 廿氏春秋 2022-06-16 发表于四川

【原文】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白话】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具。

【姚论】智伯将赵襄子逼至几乎亡家灭种的绝境,赵襄子因而对他恨之入骨,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作为政治领袖,处事必须要有深谋远虑,不能任凭情绪宣泄而恣意妄为。赵襄子尽灭智氏之族,已经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又何必再去侮辱智伯?智氏作为晋国最大的家族,家臣故吏众多,岂会因一战而尽绝?侠义忠贞之士不忿于故主亡家灭种后尸首还遭到侮辱,舍命为其报仇,这应该也是顺理成章,必然会发生的。即便没有人舍命复仇,赵氏瓜分了智氏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战国策》上说赵氏多分了十城),将来该如何管理?纵使百姓们不敢举兵造反或者冒死行刺,可他们心里难道不会对赵氏充满抗拒吗?这势必会极大动摇赵氏的统治基础,增加赵氏的管理成本。赵襄子只因一毫无必要的情绪化举动,就造成如此恶劣的政治影响,实在是太不应该。

【原文】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白话】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故主报仇,就伪装成受刑的差役,暗藏匕首,在赵襄子的住处打扫厕所。赵襄子准备上厕所时,忽感心动不安,命人四下搜索,把豫让抓了出来。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伯死后已没有继承人,可是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个义士,我小心躲着他就是了。”于是下令释放豫让。

【姚论】赵襄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或许他头脑冷静下来后,也意识到当初将智伯的头颅油漆后作饮器的错误。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豫让的冒死行刺是为故主智伯报仇,如果赵襄子当即处死豫让,则必定又会有后来人为故友豫让报仇。作为侠义忠贞之士的豫让,恐怕还真有不少同样不怕死的朋友。如此一来,赵襄子可就永无宁日了。

【原文】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白话】豫让被释放回家后,用漆涂遍全身,使自己身上长满癞疮。接着又吞下火炭,把自己声音弄得嘶哑。走在街上乞讨时,连他的结发妻子也认不出来。不过途中遇见一位故友,认出了他是豫让,故友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赵氏,必定能够获得赏识重用。到那个时候,你想怎么样做都可以,不是要更方便吗?何苦把自己伤害成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一旦我委身做了赵氏家臣,届时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自己也知道,我现在的这套做法想要成功,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为人臣子而又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于桥下。赵襄子的车驾走到桥前时,马突然受到惊吓。赵襄子下令搜索,再度抓获豫让,遂下令将其处死。

【姚注】我们读《资治通鉴》这段文字,感觉是赵襄子第一次释放豫让,第二次就不再饶恕,抓到后就立即处死。可事实上,根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豫让在被捕之后曾与赵襄子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赵襄子和豫让,不知道司马光为何删去而不转载至《资治通鉴》中,现全文摘抄如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豫让,是晋国人,以前曾经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后离开转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非常器重和宠信。再后来,智伯出兵讨伐赵襄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合谋灭了智伯,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最大,把他的头颅油漆后作为饮器。豫让逃亡到山中,听说此事后感叹道:“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是真正了解我赏识我的人,我一定要舍命为他复仇,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唯有如此,才能让我死后的魂魄不至于感到羞愧。”

(此处译文略去《资治通鉴》已有记载之部分)

豫让告别朋友之后,没过多长时间,赵襄子正好要外出,豫让就事先埋伏在赵襄子必经的一座桥下。赵襄子的车驾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赵襄子说:“这必定是豫让在此。”派人前去查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赵襄子列举豫让的罪过而质问他:“你过去不也曾经侍奉过范式和中行氏吗?智伯将这两家灭后,也不见你为他们报仇,反而是委身投靠智伯,做了他的家臣。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又何必这么执着,非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道:“我在范氏和中行氏门下为臣时,他们只是把我当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是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因此我也必须像国士一样报答他。”赵襄子感慨叹息,流着眼泪说:“唉!豫先生,您为智伯尽忠到这种程度,美好的名声已经成就了。而我宽赦您到这种地步,也算仁至义尽了。请您为自己考虑考虑吧,我真不能再释放您了。”豫让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掩盖别人的美德,而忠贞的臣子理应为自己的名节献身。上一次您宽赦我,天下人无不称赞您的贤明。今天的事,我固然是难逃一死。可是我还是恳请您把衣服拿来让我击打一下,以此来表达我为智伯报仇的心意。这样,我就真的是死而无憾了。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也不敢有太多期望,只是斗胆向您陈述我内心的想法。”赵襄子为豫让的忠义所感动,便派人将自己的衣服拿给豫让。豫让拔出剑,对着衣服跳起来刺了三下,说道:“这下我可以在九泉之下报答智伯了!”说罢拔剑自刎。豫让死的那天,赵国的志士听说这个消息后,都为他痛哭流泪。

【姚论】赵襄子允许豫让击打自己衣服的做法,无疑是正确而高明的。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赵襄子在成全豫让好名声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好名声。原本智氏的家臣,在得知豫让以击衣的方式为智伯报仇后,心中那种急切报仇的愤恨之情就得到了极大的疏解,他们也不必再舍命刺杀赵襄子了。甚至,他们还有可能会为赵襄子的宽厚仁义所打动,真心实意投靠赵氏。当初赵襄子以智伯头颅为饮器积累下的怨气,就通过允许智氏旧臣击打自己衣服的义举而释放掉了。

豫让死后,千百年来皆被奉为忠贞侠义之士。他留下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亦是千载流传的名句。胡曾,是唐代著名的咏史诗人,有咏史诗150首,皆以地名为题,品评当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豫让桥》一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豫让酬恩岁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

谁有当时国士心。

然而,明初的方孝孺却对豫让相当不以为然,在其名篇《豫让论》中,方孝孺认为“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现全文摘录如下: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觍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士君子建立功名,侍奉主君,既然被称作知己,就应当拿出全部的智慧和谋略,真诚地劝告,巧妙地开导,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予以消除,在动乱发生之前就维持住稳定,使自己不受伤害而主君平安无事。活着的时候是著名的忠臣,死了以后做高尚的灵魂,美名流芳百世,光辉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君子。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只是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捐躯自尽,沽名钓誉,惊世骇俗,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根据这个原则评论过豫让。豫让是智伯的家臣,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舍身为他报仇。豫让的显赫名声,即便是没有知识的平民百姓,也无人不知道他是位忠臣义士。呜呼!豫让之死,固然是可以称为忠了。我们只是惋惜,他在处理死亡的方式上,还是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仅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所要做的事情特别艰难,我是想用这种行为来让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还能说他不忠呢?可是再看他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击打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只是把我当一般人看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至于智伯,他是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因此我也必须像国士一样报答他。”以此而论,豫让还是有不足之处的。

段规做韩康子的家臣,任章做魏献子的家臣时(应该是魏桓子,此处为方孝孺之误——姚注),也没听说主君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极力劝说他们的主君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通过割让土地的方式来让智伯骄纵,以加速其灭亡。絺疵作为智伯的家臣,也没有被当作国士来对待,可是他却能够洞察韩魏的企图而劝谏智伯要加以防范。虽然智伯最终没有采纳絺疵的谏言而导致灭亡,但絺疵已经完全奉献了自己的智谋和忠告,他真的是可以问心无愧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所谓国士,那是要为国家扶危济困的人。当智伯索求领土而贪得无厌之日,当智伯放纵欲望而荒唐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当竭尽才力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主君,对他说:“作为诸侯大夫,应该各自安分地守住自己分内的领土,而不要互相侵占抢夺,这是自古以来的礼制。现在我们无缘无故问人家索取领土,如果人家不给,我们必定会产生忿恨之心;如果人家给了,则我们必定会产生骄纵之心。忿恨必然会引发争斗,争斗则必定会导致失败;骄纵必定会导致傲慢,傲慢则必定会导致灭亡。”豫让应该耐心诚恳地劝谏智伯,如果智伯不听,那就再谏一次。如果再谏仍不听,那就谏第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听,那就把后来伏剑自杀的行动放在这个时候。如此一来,智伯虽然冥顽不灵,但受到豫让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幡然醒悟,与韩魏保持友好,解除对赵氏的围困,以保全智氏宗族,使他们的香火祭祀不致中断。倘若真能这样,则豫让可谓是虽死犹生,岂不胜过日后击打赵襄子的衣服而后自杀吗?可惜的是,豫让当时就连一句劝谏开导主君的话都没有说。他看待智伯的败亡,就像越国人远远观望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所谓的国士之报,难道就是这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吗?要一直等到智伯被杀之后,豫让才压抑不住心中愤怒的血气,心甘情愿加入到刺客的行列,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不过,虽然豫让配不上国士的称号,但是与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可以成为君臣,厚着脸皮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在豫让面前就真是个罪人了。唉!【译完】

对于方孝孺这篇文章的观点,姚尧是完全不认可的。可是由于此文名气甚大,流传甚广,还被收入《古文观止》,后人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赞赏此文,因此,为了不让读者产生理解偏差,我们有必要拿来作详细讨论。

按照方孝孺的逻辑,段规和任章在韩魏并没有获得国士的待遇,但是他们帮助自己的主君度过了危难。絺疵也没有获得国士的待遇,但是他多次向智伯献策谏言,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反观豫让,获得了国士的待遇,却没有尽到国士的责任。那么,豫让应该怎样才算尽到国士的责任呢?方孝孺认为,豫让应该要在事先耐心规劝。如果智伯不听,豫让就要一劝再劝,如果再三劝不听,豫让就应该用伏剑自杀的方式死谏,用生命来点醒智伯。若能如此,豫让才算够格称得上国士。真的是如此吗?我们逐一来分析。

首先,段规是韩氏的家相,任章是魏氏的家相,曾经劝主君忍辱负重,又曾劝主君割让领土,这岂是一般臣属敢说的话?此二人政治地位极高,又深得主君信任赏识,所以才敢和主君说这种话而不担心被主君猜疑。方孝孺说此二人没有国士的待遇,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有国士的待遇?至于絺疵,他可以每日出入智伯的住宅,可以质问智伯为什么把自己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这样都不算国士待遇,那什么才算国士待遇? 

其次,方孝孺认为,豫让没有在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极力规劝乃至于死谏,是没有尽到责任的表现。要照这么说,絺疵也没有尽到责任,他只是在水淹晋阳时提醒了智伯要提防韩魏,却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劝阻智伯向韩魏索要领土,也没有劝阻智伯发兵攻打赵氏。即便是在提醒智伯提防韩魏一事上,絺疵也没有如方孝孺所要求的那样“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则伏剑自杀以感动智伯”。絺疵只谏了两次,发现智伯听不进去,就为避祸而请求出使齐国了。像这种缺乏恒心毅力的人,方孝孺怎么能认为他已经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智谋和忠告,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呢?显然,任何人才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能说主君犯了错误,就都归咎于臣属,尤其是把主君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某一个臣属。智国劝谏智伯不要侮辱韩氏君相,絺疵劝谏智伯提防韩魏反攻,智伯只要听从了他们的谏言,就可以避免灾祸,为什么非得要求这些话必须从豫让口中说出来呢?

再次,方孝孺说豫让看待智伯的败亡,就像越国人远远观望秦国人的肥瘦一样。这简直就可以说是血口喷人了!你知道豫让当时在什么地方?很可能豫让当时根本就不在智伯身边,否则以他的忠义,在战场上就与智伯共存亡了。或许豫让正在为智伯看守大本营,或许豫让正在为智伯驻守边疆以防御秦楚,这都相当有可能啊!组织发展本来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难道只有心思缜密的谋士才可以称为“国士”,拥有其他方面专长的人才,譬如领兵打仗的将领,就不可以被称为“国士”?此前我们在讨论司马光的德才之辩时曾提到,司马光对于德才的理解过于简单粗暴,因而带来了许多混乱和漏洞。可是现在我们发现,方孝孺的人才观比司马光还要糟糕。

公元197年,曹操征讨宛城的张绣,当军队驻扎在淯水时,张绣率众投降。曹操大喜之余开始忘乎所以,不仅放松警惕,每日与众将置酒高会,而且还收编了张绣之叔张济的遗孀,又重金赏赐张绣手下的骁将胡车儿。张绣又怒又惧,遂反水偷袭曹操。幸得大将典韦舍命护卫,曹操才得以逃脱性命。曹操在听说典韦战死的消息后痛哭流泪,招募间谍以取回典韦的尸体,亲自来到灵柩前祭奠,又派人将其送回原籍襄邑安葬,重用他的儿子典满,安排在自己身边。每次车驾路过襄邑,曹操都会用中牢的礼节祭祀典韦,甚至还曾经说过:“我在宛城损失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都没有那么痛心,最让我伤心欲绝的,还是损失了大将典韦。”

显然,曹操是把典韦视作国士的,而典韦最终也是以国士来报答曹操的。但如果要按照方孝孺的逻辑,曹操的用人是错误的,典韦也根本不配称为国士。我们试着模拟一下方孝孺的说辞:“典韦应该在曹操得意忘形时劝谏他提高警惕,应该劝谏他不要每天置酒高会,因为张绣只是新降;应该劝谏他不要收编张绣的婶婶,因为张绣会感到耻辱;应该劝谏他不要对胡车儿施恩太重,因为张绣会多心。作为国士,典韦一定要耐心诚恳地劝谏曹操。如果曹操不听,那就再谏一次;如果再谏仍不听,那就谏第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听,那典韦就可以自杀死谏了。如此一来,曹操虽然得意忘形,但受到典韦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幡然醒悟,加强警惕戒备,送回张绣的婶婶,以保住全军的安全。可是典韦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曹操连续不断地犯错误,就好像越国人远远看着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所谓的国士之报,难道就是这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吗?要一直等到曹操军营被偷袭了,典韦才舍生忘死地断后。虽然救得曹操的性命,但毕竟让全军遭到了重创,还让曹操损失了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由此可见,方孝孺的这套逻辑是非常荒谬的,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遭遇惨败,行至巴丘时又染上了疾病,不禁感叹道:“郭奉孝如果还在,绝不会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显然,曹操是将郭嘉视为国士,而郭嘉最终也是以国士来报答曹操的。可是,曹操此时为什么不感叹“典韦如果还在,绝不会让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因为曹操知道,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战略问题,是因为庙算时的谋划不佳,如果说臣属有责任,那责任也只是在谋臣,与典韦这些武将不相干。组织的发展需要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而领袖的责任就是把这各式各样的人才统合起来。可方孝孺居然因豫让没有能够劝谏智伯就对他彻底否定,其识人用人的胸襟气度与曹操相距何止以道里计?

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经常需要面临各种抉择。君臣之间意见不合,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惟其如此,考虑问题才能够周详,才能尽量避免出现重大纰漏。因此作为臣属,自己的意见(无论对错)被主君拒绝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可,哪有说一定要逼着主君听从自己意见,否则就一谏、再谏、三谏,乃至于最终伏剑自杀死谏的?在绝大多数战略决策上,通常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按照方孝孺的逻辑,那岂不是做一次决策就要死一半高级管理人员?甚至不排除还有这种情况,即众人的谏言都是错误短视,而唯有领袖的决策是高瞻远瞩的,那岂不是说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用自杀来逼着领袖退让?如果大家动不动就搞死谏,那队伍还怎么带?宋明儒生经常把本可以平心静气讨论的事务性问题,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高度,最后就在纠缠不休的党争中把国家给搞垮了。方孝孺日后辅佐建文帝削藩失败,多半也是由他自身见识有限、气度狭窄而又情绪激烈所导致的。

根据《明史·方孝孺传》的记载,建文帝即位后,任命方孝孺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提升为侍讲学士,经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有时候朝廷讨论事情,如果官员们难以做出决定,建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座位前写批复。当时编纂《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也都是由方孝孺担任负责人。后来燕王朱棣起兵,朝廷在筹划平乱时,所有的诏书和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由此可见,建文帝也是以国士待方孝孺的。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就是那么吊诡,方孝孺在《豫让论》中指责豫让虽受智伯国士之恩,却未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智伯避免危难。唯一的称赞,只是说豫让在智伯死后,舍命为主报仇,与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可以成为君臣,厚着脸皮还洋洋得意的人相比,人品还是要好很多。同样地,方孝孺受到建文帝的绝对信任和器重,却没有帮助建文帝平定燕王之乱,也就是被俘之后坚贞不屈,与那些投降朱棣的李景隆之流相比,人品要好得多。《明史》对方孝孺的评价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几乎完全就是方孝孺当初对豫让的评价,只是语气上更多几分尊重而已。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者、《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在撰写《明史演义》时点评道:“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试问方孝孺在被朱棣凌迟处死,诛灭十族之际,还能否想起当年那个被他鄙夷指责过的豫让?

【原文】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

【白话】赵襄子(赵无恤)因为父亲赵简子没有立他的哥哥赵伯鲁为继承人,所以虽然自己有五个儿子,却都不肯立为继承人。赵襄子将赵伯鲁的儿子封于代,称代成君。代成君早逝,赵襄子又立代成君的儿子赵浣为赵氏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他的弟弟赵桓子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在位一年后也死了。赵氏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意思。于是,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度将赵浣迎接回来,拥立为主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下赵籍,就是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时的赵国第一任国君赵烈侯。

【姚论】我们在分析赵无恤和赵伯鲁竞争储君之位时曾经讲到,赵无恤之所以能够胜出,靠的不是品德而是心机。也许正是由于争储时动用了不正当手段,这才导致赵无恤对自己厚道的哥哥赵伯鲁心存愧疚,故执意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后,而非要立赵伯鲁的儿孙。赵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或许正是当年赵襄子争储留下的后遗症。至少在赵桓子看来,既然你赵襄子可以夺哥哥的基业,为什么我赵桓子就不可以呢?当初,赵简子以赵无恤为贤德而立为储君,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骨肉相残。对于视礼教名分如天地一般重要的司马光,却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评价。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全屏 打印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