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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剿匪  东北历史上匪患不绝，特别是北满和西满更是有名的土匪活动地区。1945年11月，国民党东北行营在长春开始着手布置接管东北。由于苏军当时还没有撤军，国民党正规部队一时无法顺利进入东北正式接收。为了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阻挠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国民党向各地派遣了大批特务，对土匪封官加委，使大批伪满官吏和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先遣军”、“光复军”和“挺进军”的司令、军长、师长，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匪众曾达到25万左右。 由于国民党代表着中央政府，东北的老百姓大都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原伪满军队、土匪武装纷纷接受国民党委任，许多基层政权很快落人国民党控制的土匪武装手里。我们少数新成立的部队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利诱下反水，投降敌人。加之东北被日本占领长达14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薄弱，群众尚未全面发动，对八路军、共产党还不理解。我党派到各县的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赶走，很难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东北局指示:“争取在苏军未撤、蒋军未到之前，扫清北满土匪，镇压新部队之叛变，为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成为当前急务。”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公安总队到北满各县执行剿匪任务，保护党的地方组织，开辟农村根据地。 接受任务后，我和大队长贺炎藩立即率领部队向舒兰、榆树两县进军。当我军刚刚进到舒兰县白旗屯镇时，就同当地反动武装交上火。我们马上展开队形向敌人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人打跑，顺利进占白旗屯，并召集地方商会、镇长开会，阐述我党政策和我军纪律，安抚群众安心生产、生活，不要害怕。我们还成立了维持社会治安的组织。 此后，我们陆续击退了黑林子等地的土匪武装，于12月底进到榆树县，协同松江支队将县城包围。我大队配合松江支队由东关和北关攻城。当时，我们总队有山炮、步兵炮十余门，就集中全部火力，经过近一小时的炮轰，将县城南门打开一个缺口，部队同时发起攻击，激战十小时，歼灭敌人1500余。我大队攻进城后，负责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安排俘虏)。而向北逃窜的残敌，全部被松江支队歼灭。部队在榆树休整三天后，即向五常县开进。 此时正值隆冬，天下大雪，平地的积雪就有一尺多厚，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当部队行进到五常县孙大骡子屯时，遭到土匪武装阻击。敌人在距我军五百米处突然开火，全大队在毫无隐蔽的情况下立即展开，向敌进攻。敌人依据大院工事与我对峙。我们没有挖战壕的工具，而且冻土坚硬根本挖不了工事，再加上地形平坦，不易接近敌人，相持四个多小时没有进展。后来，我亲自组织各种火炮集中射击，压制敌人。同时命一连组织突击组，排长樊明海任组长，经过五分钟的炮击，突击组爬上围墙，后续部队也跟着冲进去，敌人遂向五常县城逃跑，被我打死打伤数十人，我们伤亡二十余人。樊明海冲到院内同敌人格斗时英勇牺牲。他原是我由关内三五九旅带去的警卫员，从关内到东北照顾我特别周到。他作战勇敢、机灵，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我非常悲伤。 敌人向五常县城逃跑后，我组织大队立即向敌人追击。敌人在五常县城未敢抵抗，即向北逃走。当晚，我们占领了县城。大队在五常县休整了几天，整顿部队，开追悼会，进行形势教育。这时，毛主席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虽然双方签订了双十停战协定，但国民党拖延不执行，继续依靠美国军舰运兵到东北，包围解放区，想彻底消灭我们。此时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活跃，有些人甚至混进我们的部队搞策反。公安总队三大队队长张劲才原是一个旧劳工头，日本投降时他在长春拉了一百多人的武装。公安总队成立后，将他收编为三大队。当时，国民党特务对张劲才许以保安团团长，并由长春行营发了委任状。但他的委任状被我军截获。曹里怀司令员就命令我负责整编三大队，将张就地枪决。我带一连长和一个排赶到三大队驻地将张逮捕，拉到五常县城东门外枪毙了。 三大队副大队长胡庚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在冀中根据地当武工队长，绰号“黑衣队长”，威震日伪军和汉奸。长春公安总队成立时，他受党的委派到第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胡庚生按照我的要求和布置，配合三大队其他八路军骨干，将全队人员集中，当众宣布:张劲才投降国民党，并被委任为保安团长，已逮捕法办。你们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三大队原有三个连，300多人，当下走了三分之二，留下100多人。我和胡庚生商量后，将留下的人编为一大队第三连，胡庚生任连长。原一大队三连改为一大队基干连。此后一大队共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共800余人。这个由三大队改编的连队，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隶属关系几经变更，后来改为四十七军一四O师四一八团三连，闻名全国、全军的“欧阳海班”，就在这个连。 在这一段剿匪期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当险恶的。因为我们是一支新成立不久的部队，公安总队下辖的四个大队中，二大队长原是国民党的营长、三大队长叛变、四大队长是伪满旧军官出身。在当时复杂的情形下，他们随时都有反水的危险，搞不好就会脑袋搬家。整个公安总队执行命令坚决、最忠于党组织的就是一大队。 1946年1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正式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 我们公安总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吉黑纵队，曹里怀仍任司令，刘居英(原长春市市长)任政委，张庆和、冯致远任副司令。公安总队第一大队改为吉黑纵队第一大队。贺炎藩任大队长，我仍任政委。 1946年初，我部由五常出发，向北满进军，继续担负剿匪任务，先后解放了农安、乾安等县。2月，我军经伏龙泉镇遇土匪千余人，部队全部展开向敌攻击，将敌大部消灭，并救出被敌人关押的干部十余人。这些干部都是我党派出的书记、县长。如陈斌同志是一个老红军，被救出后就留在我大队担任后勤处长。战斗结束后，我们大队进驻卡拉木屯一个蒙古王爷府。主人是蒙古上层人物，据说是蒙古四大地主之一，房子有上千间，养马百余匹。伪满时期，他家上缴的粮食多得要经铁路运输才能按时运出去。他的家人都抽大烟，连刚生下的小孩子也要用大烟喷脸。我们驻了大约一周左右，全由他一家负责供应。离开时，他还送给我们十几匹马。 当时西满各县反动武装，经常杀捕我党派去的地方干部。一天，大责县委书记、县长发现敌人要抓他们，并企图占领县城，就连夜跑到扶余，向曹里怀司令员汇报土匪的情况。曹里怀当即命令我大队迅速占领大贵县城。 大责县又名绰尔城，位于西满东边。县城不大，居民近五千人，城墙由土夯实筑成，墙高一丈，宽五尺。城外东、西、南三面为平地，北面为水泡子。中长铁路从城西通过，西门外四里处就是大责火车站，车站驻有苏军一个连。我率部进占县城后，即部署二连守北门，三连守南门、东门，一连、基干连做预备队，将通信联络的各种讯号规定好，根据敌人不同的进攻方向制定应对方案，并派人到城外火车站与苏驻军联系，协同对付土匪进攻，一切布置就绪，就等敌人来攻。 2月中旬，敌保安团两千余人，配备野炮、山炮十余门，将县城层层围住，上午8时开始进攻，先进行炮火轰击，连续多次冲锋，架云梯爬城，均被我军击退。下午5时南门吃紧，敌人占领了部分土围子，我当即率一连赶到南门增援，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晚上，我回到大队部发现大队部人员已集合院内，所有物品装载上车，准备由西门撤走。我马上找到大队长贺炎藩商量，明确表示我军绝不能撤，如果此时撤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灭。因为敌人超过我几倍，城外又是平原，我军缺乏有利地形的掩护，反而便于敌人进攻。更何况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县城，等待援军。没有上级的命令决不能擅自后撤。我最终说服了大队长，又将机关干部、警卫组成一个连，投入战斗，后勤人员也组织起来，负责向战斗连队输送弹药和给养。 第二天，敌人再次集中十余门大炮猛轰北门近一个小时，将城门打开一个缺口，步兵即发起冲击。守卫北门的二连顽强抵抗，连长闻村田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利用战斗的间歇，我率领基干连火速赶到北门抢修工事，将缺口堵起来。随后，敌人又发动了两次冲击，都被我军击退。 敌人两天进攻受挫，就派密探进城与城内反动地主联系，企图里应外合。第三天夜晚，土匪一百多人由东北方向偷偷爬进城墙，占领了两个大院，向我军射击。我立即命令一连反攻，与敌人进行巷战，用手榴弹和刺刀将突人城内的敌人大部消灭，剩下的几十人逃出城外。拂晓时战斗结束，我军伤亡三十余人，一连黄连长英勇牺牲。第四天，敌人继续组织进攻，均被我击退。第五天早晨，由白城子出援的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赶来增援。敌人全部撤退，我即率一、二、三连由北门向敌人追击二十余里，俘敌二十余名。 原来，增援部队两天前刚刚攻占白城子，正在休整。他们接到增援大责的命令后立即乘火车驰援。那时的火车，缺燃料，将就着烧豆饼，豆饼烧不着，热力不够，蒸汽不足，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本来一天的路程竟然走了两天。 打退土匪进攻后，全大队首先召开追悼大会，纪念牺牲的黄连长和20多名烈士，黄连长是在四川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政治上坚定，作战勇敢，是我一大队主力连的连长，他的牺牲，是我们大队的重大损失。随后召开全大队总结会。 这次战斗的主要经验是:在我军被敌人包围，特别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不能轻率突围的。如果盲目突围，我们有可能被消灭。二是必须肃清内部敌人，敌人利用里应外合抢占了几个院落，给我们的防守造成极大危险，因此必须对城内隐蔽的敌人进行严格清查。三是要加强对敌侦察工作。 敌人在前一天晚上撤走时，我们没有及时发觉。待天明追击时，敌人已跑远。这次战斗对我们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来说，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守四天四夜，还一度将打进来的敌人大部分消灭，对部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和战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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